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3）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喜欢把专制滥权想象成是以“监护人”自居，采用愚民、弱民、辱民、贱民四种手段，这种以“监护人”自居的管理制度伤害最大的是剥夺医患的自由意志、主动性、创造性，包括人性中应该有的对崇高的追求和对永恒的爱好。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的专制滥权使一个人可以从普通人成长为医务人的那些东西，使医务人员和患者的人性可以获得丰富和完善的那些东西，全部丧失。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的目前管理所达到的效果，无非是使自己成为当权者，而医务人员变成一群软弱胆小、只会干活的物质人。

        除此之外，不只是因为医院管理滥权会作恶，相反，当管理者“行善”的时候，我们更要加以警惕，警惕它损害我们的自主性、力量感和责任感。也就是说，如果所谓“行善”都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领导，那么就是伪善，如果作恶都是医院乌合之众，那么就是借刀杀人。医院里不时传来公开的血统论，诉诸制造公民等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铺张赤裸裸的极权主义，强化旨在排斥医务人员权利的格局。与此同时，医院努力培植医务人员多愁善感的伪浪漫主义，以此作为廉价的心灵麻福散，经由意识形态导演与市场娱乐化操弄，双管齐下，满社会飘荡，正在成为催眠医患双方，并且甚至早已影响到一般知识界的市侩哲学。

        知识界之平庸，既是长年钳口政策的恶果，亦为从业者自甘堕落所致，更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管理权力努力培植所谓的技术型专家和不择手段发展经济的价值导向使然。医院领导通过工具化所谓专家，不讲常识，有违人道，不辨是非，缺乏公平，加上很多人默不作声，假装置身事外能够避免厄运降临，所以丑恶与腐朽的境况才会愈演愈烈。

         政治独立于医疗之外是一件事，一些医患依旧对此相当支持。但对敢于大声指出滥权和腐败、对于侵犯人权与自由的的声音却施以不公平的严酷惩罚，则是另一件事。无论是一件事还是另一件事，都需冒着极大风险说出这些事来。当我们不再关心真相，就无法逃脱被谎言操纵的命运。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所指出的：当我们的自主权在被以各种方式削弱时，独立和批判的思考，抵御虚假和欺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