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C. Guelzo：我们要怎么给“恶人”立传？

Allen C. Guelzo is Senior Research Scholar, Council of the Humanit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有一些传记几乎是不可能写的。有时，这是因为传主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以至于写一本有价值的传记所需的同理心可能会破坏一个困难的主题所要求的道德判断。伊恩-克肖在他的两卷本《阿道夫-希特勒传》的开头就承认，对纳粹魔头这样的人物，"任何传记的方法 "都有 "内在的危险"，即要求 "对主体有一定程度的同理心，这种同理心很容易滑向同情，甚至可能是隐秘的或部分的钦佩"。任何试图将希特勒理解为一个彻底的魔鬼以外的东西--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催眠师、一个反布尔什维克、一个社会革命家或一个韦伯式的魅力主义者--都潜藏着 "可能将希特勒复原 "为某种版本的民族英雄的可能性，只要他的 "反人类罪 "能够以某种方式历史背景化。

然而，历史背景与判断一样是传记中的必需品；事实上，两者缺一不可。"传记作者的使命，"保罗-默里-肯德尔（Paul Murray Kendall）写道，"就是让一个人永远活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让他那不断受到不合时宜的冻结的威胁的生命，重新焕发生机。" 但是，还原历史背景本身就是一项滑稽的任务，将一个困难的主题背景化，给传记作者设置了另一种危险，那就是被误解为研究对象的同谋者，从而使对象和传记作者都被自得其乐的批评声所堆砌起来，受到一片反对声。

对于这样的任务，伟大的文学批评家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制定了这样的规则。没有意志就没有真正的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就没有真正的意志。正如克肖所认识到的那样，没有判断的意志，任何同情心都是可疑的，都会被认为是这样的。然而，没有同情心--没有对动机、时间、地点、损失、悲伤的深刻理解：历史背景，又是如此--结果永远不会超越圣洁的漫画。事实上，如果没有关于难题的传记，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写出传记。

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就是这些困难的对象之一，贝勒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埃尔德（Robert Elder）在其新的卡尔霍恩传记《卡尔霍恩：美国异类》的标题中承认了这一点。1出生于1782年，几乎是在美国革命结束的时候，卡尔霍恩是独立前50年里横渡大西洋的20万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潮的后代。第一位卡尔霍恩-约翰的祖父于1733年抵达宾夕法尼亚州，但像许多苏格兰-爱尔兰人一样，卡尔霍恩一家一直在迁徙。年轻的帕特里克-卡尔霍恩-约翰的父亲于1740年代末在雪兰多山谷定居，但十年后又继续向南卡罗来纳州腹地推进，在与切诺基人的战争中幸存下来，并最终获得了2100英亩土地和16名奴隶。

南卡罗来纳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美国其他地区不同的世界。在1790年的人口普查中，它的人口是美国任何一个州中最接近种族均等的白人和黑人(14万对10.9万)，几乎所有后者都是奴隶；40年后，白人是少数派(23.7万对26.5万)，到了南北战争前夕，白人的人数是四比三。该州还存在着戏剧性的政治分歧，一方面是忠于联邦党并聚集在查尔斯顿和沿海地区的低地精英，另一方面是与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偏远地区地主，他们对低地精英通过任命州长、州联邦选举人和几乎所有州政府职位来统治立法机构的方式深恶痛绝。

年轻的约翰-卡尔霍恩的教育是对偏远地区所有杰斐逊主义倾向的确认。13歲時，在他父親去世後，他被他的長老會姐夫Moses Waddel辦的古典學院錄取；然後在1802年，他進入了耶魯學院的低年級班，在那裡，他固執地堅持傑弗遜主義的信念，儘管這個學院的院長，虔誠而又憎恨傑弗遜的Timothy Dwight，在耶魯的氣氛中注入了聯邦主義。一个同学回忆，他是 "极少数人之一，在1803-04年联邦主义在耶鲁如此盛行的时候，还敢在学院里大声说话。"；四十年后，另一位同学可以祝贺卡尔霍恩 "在原则和实践上，都是和你四十年前一样的真正的、不屈不挠的共和主义者"。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1805年，卡尔霍恩又在康涅狄格州增加了一年，他在另一个联邦主义者的据点--Tapping Reeve建立的Litchfield 法学院学习法律。(一个持久的传言是，卡尔霍恩在华盛顿途中停了下来，向杰斐逊致敬，也许是为了在面对联邦主义的另一次冲击之前，加强他的杰斐逊主义)。1806年12月，当他回到南卡罗来纳州时，他在Abbeville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他承认感到 "对法律有强烈的反感"，很快就转向了政治。这个转变几乎太容易了。1808年10月，他当选为州议会议员，只等了两年就成功地参加了国会竞选。他当时只有28岁。

然而，一旦到了那里，卡尔霍恩就发现要扮演真正的杰斐逊主义者更加困难。虽然杰斐逊的政治继承人詹姆斯-麦迪逊仍然主持着以杰斐逊主义为主导的政府，但杰斐逊的党派正在分裂。一派以肯塔基人Henry Clay為首，對傑弗遜的貿易、銀行和關稅政策感到不滿，而一派頑固的傑弗遜式的清教徒，Tertium Quids(繼聯邦黨人和clay派之後的 "第三種東西")，以牙尖嘴利的維吉尼亞人John Randolph為首，憤怒地要求 "廢除稅收；為公共債務提供充足的本金和利息；廢除罪狀......公眾信心不受限制"。卡尔霍恩发现自己几乎一下子就被Clay所吸引，他和Clay一起投票支持建立新的联邦银行的法案，通过关税来保护制造业，并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府赞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而他通过在众议院的会场上反对粗声粗气的约翰-伦道夫，赢得了个人的显赫地位。当詹姆斯-门罗在1816年接替麦迪逊成为总统时，门罗毫不犹豫地邀请卡尔霍恩加入他的政府，担任战争部长。

从1816年到1824年的门罗时代，享有 "好感时代 "的称谓。然而，卡尔霍恩在陆军部的任期并不完全轻松。他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四名办事员和十八名特工，他们管理着政府的整个印第安人政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监督并不总是善意的部落搬迁条约的执行上。卡尔霍恩对过于强大的白人侵略者的行为更是痛心疾首，尤其是人气超高的安德鲁-杰克逊，他断然谴责他单方面占领西班牙人拥有的Pensacola。

到了1824年，卡尔霍恩准备竞选总统，宣传自己是一个温和派，他站在 "伟大的共和主义事业上，不接受联邦主义或激进主义的主张。" 他不得不接受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副总统职位，在许多方面，这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高潮。虽然亚当斯反对奴隶制，而卡尔霍恩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奴隶主，但卡尔霍恩与亚当斯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曾愿意谴责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一种 "可恶的交易"，在1820年国会关于接纳密苏里为奴隶州的大争论中，卡尔霍恩曾同意国会对西部地区的奴隶制合法化有管辖权。他甚至有可能成为Clay在1834年组建的辉格党的领袖，以打击安德鲁-杰克逊，并推动一项计划--"美国制度"--关税、银行和基础设施，这并非不可想象。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他可能会（像Clay一样）拥护一些逐步解放奴隶和殖民化的策略。

相反，从1824年起，卡尔霍恩受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选民越来越多的批评，认为他在奴隶制问题上软弱无力，并感受到了卡洛林的强硬派杰斐逊主义者约翰-泰勒的思想影响。卡尔霍恩现在非但没有迁就Clay，反而将Clay大力甩开。他在1825年第一次投票反对关税（作为副总统），然后转而反对联邦基础设施拨款。1828年，当安德鲁-杰克逊将约翰-昆西-亚当斯逐出总统职位时，卡尔霍恩被选中继续担任副总统。但他现在深深地致力于抵制联邦权力，无论谁当总统，在1828年至1832年期间，他导演了一场反对联邦关税立法的政治战争，主张南卡罗来纳州在自己的边界内废除联邦法律的权力。由于关税产生了联邦政府94%的收入，这等于实际否决了所有的联邦权力，这引起了安德鲁-杰克逊的激烈反击，他威胁要将联邦军队开进南卡罗来纳州，以执行联邦权力。但很显然，卡尔霍恩真正关心的不是关税本身，而是联邦触及奴隶制的权力。关税只是 "目前不幸状况的场合，而不是真正的原因，"卡尔霍恩在1830年写道。他要保护的是 "南方各州特有的内部制度"，关税无效只是一条小战线。

从那一刻起，卡尔霍恩再也没有对总统职位抱有任何真正的希望。在关税问题上直接挑战杰克逊后，他辞去了副总统的职务。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胜利地回到了参议院，代表南卡罗来纳州，但他的精力现在被投入到政治哲学中，并制定了另一种共和主义。从他1828年12月的Exposition and Protest开始，到他的Fort Hill演说(1831年)和他在死后出版的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和A Discourse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卡尔霍恩围绕着四个要点发展了一种新的美国政治理论。

第一，他对《独立宣言》及其所体现的自然法原则的否定。卡尔霍恩直指美国政治自我认识的根源，坚持认为《独立宣言》以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为基本前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从来没有一个命题具有如此危险的意义，也没有一个命题被如此误解，也没有一个命题会产生如此多的罪恶"，因为 "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已经传递给任何人，更不用说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了。自然权利的观念只是一种 "假设性的不言而喻"，"没有什么比分配给每个人的大量自由更不平等了"。例如，自由并不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以相等的比例硬生生地镶嵌在每一个人的天性中，而是 "一种需要争取的奖赏，而不是无偿地给予所有人同样的祝福"。"那些 "太无知、太堕落、太恶毒，既不懂得欣赏，也不懂得享受 "的人，不应该把自由交给他们。

第二，他对白人种族至上的主张。对卡尔霍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了，只有非洲人远远、远远低于这种政治特权的标准。"我呼吁事实，"他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宣布。"从历史的黎明到今天，中部非洲的黑人种族从来没有像在美国奴隶制下那样，达到如此文明和如此改善的状况，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道德和智力上"。对那个 "中非人种 "来说，奴隶制不是权力强加给他们的一种劳动制度，而是使他们受益的 "一种积极的善"，在出现某种迹象表明 "黑种人 "已经超越了愚昧、堕落和恶毒之前，在奴隶制中，它应该停留下来。"我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善，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证明了自己是善.如果不受废除奴隶制的堕落精神的干扰，它将继续证明是善"。

第三，他对历史进程的浪漫美化。宣言和自然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不相关的。"如果我们追根溯源，"卡尔霍恩1848年在参议院宣称，"我们会发现"《独立宣言》中 "所表达的 "关于平等的命题 "被 "毫无必要地插入了我们的《独立宣言》中"。" 革命的真正起源是演变的，因为英国殖民者使用、发展和维护了传统的英国自由。“母国破坏我们特许的特权，无法无天地侵犯我们得到承认和确立的权利，这些都是真正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本身就足以证明在建立取代殖民地的政府方面采取的步骤是正当的。”"那么，历史进程也不会停滞不前，而是继续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关系中以新的发展方式展现出来，这是合乎情理的。宪法中不止一个 "任务案例"，而且依靠 "缓慢而连续的经验 "来 "纠正和适应"。只不过，"保存是永久的创造 "是可以预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尔霍恩是第一个动态立宪主义者。

第四，他对北方商业社会的批判。Clay的关税、银行和联邦基础设施的 "美国制度 "的进攻，不仅仅是联邦权力的问题，更大的进攻在于Clay的计划如何使商业、贸易和自由劳动者受益，而牺牲了杰斐逊式的农业家的利益。卡尔霍恩警告说，"制造业利益 "已经初步在美国 "重新建立起一个有钱的贵族"，尽管美国人当时可能把自由和奴隶制看作是首要的国家问题，把 "制造业国家 "和 "农业国家 "划分开来，但卡尔霍恩（像马尔萨斯、李嘉图以及最终的马克思一样）预见到，"在几个阶级之间产生同样结果的时候将会到来"，"竞争将在资本家和经营者之间展开"。相比之下，种植园制度则保留了卡尔霍恩所想象的劳动、资本和环境之间的人道平衡。每一个 "种植园都是一个自己的小社区，"卡尔霍恩相信，在那里，慷慨的白人男子在一个准中世纪的田园里照顾满足和感激的黑人奴隶。"我们奴隶的财产，"他认为，"不过是预先购买的工资，包括劳动者的支持和供给，这通常是非常自由的。" "这应该是道德和爱国主义的原则，"他在1835年给Edmund Ruffin写道，"任何收益如果不使土地保持被夺取前的生产力，都是不合法的。"

然而，卡尔霍恩并没有低估反奴隶制运动中的决心或人数，特别是在1820年密苏里立州争议的冲击之后。北方自由劳工的政治势力正在壮大，反奴隶制的多数派从南方人手中夺取联邦政府的控制权，摧毁他的小奴隶社区只是时间问题。为了保护它们，卡尔霍恩将他的政治精力投入到宪法的重建中，将少数派身份权利的保障插入到法律体系中。"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为了维持各自独立的机构而团结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 卡尔霍恩问道。为了保持这种状态，他在1828年提出，各州应该拥有对联邦立法的否决权，即州的无效形式。当这种可能性在安德鲁-杰克逊无情的怒火中枯萎时，卡尔霍恩提出了 "同时多数 "理论作为替代方案，该理论要求作为州的多数州同意联邦法律，而不是简单地由众议院所代表的普通民众同意。"人民的政府是整个社会的政府"，而不仅仅是 "绝对多数人的政府"。

卡尔霍恩没有活着看到他的哲学的全面开花。他大概在1845年染上了十九世纪的祸害--肺结核，并于1850年3月31日死于肺结核，而此时他正在进行一场顽强的运动，向奴隶制开放西部地区，并击败了Hnery Clay为遏制奴隶制蔓延而达成妥协的努力。卡尔霍恩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崇拜者筹集资金，在查尔斯顿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当南卡罗来纳州人向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开火并开始内战时，这座纪念碑还没有完工。

卡尔霍恩站在今天，就像他在自己的时代一样，作为白人种族优越性的首要捍卫者，作为合法劳工制度的奴隶制度的首要捍卫者，作为少数派派系斗争胜利的首要捍卫者，并最终成为分裂和内战的思想火花。他是美国历史上的反华盛顿，以及，反麦迪逊和反林肯。当最高法院在1873年臭名昭著的 "屠宰场案 "判决中，成功地削弱了第十四条修正案 "在国家政府保护下美国公民的共同权利 "的延伸时，斯蒂芬-菲尔德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将这一结论斥责为 "卡尔霍恩先生和以他为代表的阶层的意见"。Henry Wilson的Rise and Fall of the Slave Power(1875年)将 "联邦的解体 "归咎于卡尔霍恩 "将南方置于错误的地位"。卡尔霍恩的第一个主要传记作者Herman von Holst在1882年谴责他 "对奴隶制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把对他的辩护提高到 "抽象，作为一种原则 "的程度。W.E.B.Du Bois于1946年在卡尔霍恩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谴责卡尔霍恩，认为他是那些 "在一块建立在民主和自由基础上的土地上与自由和民主作斗争的人，他们的名声必须被永远摧毁。. . . .这类人必定向冥冥之中的力量屈服"。而已故的Harry Jaffa，全力为亚伯拉罕-林肯的声誉辩护，他把卡尔霍恩的著作指为 "从个人权利向群体权利过渡的一个里程碑 "和对 "宪政和法治 "的否定。在Jaffa看来，卡尔霍恩 "让人想起黑格尔"，他认为人类历史是 "不是人类艺术或理性而是人类激情的产物"。

最近一次围绕卡尔霍恩的记忆的转折是标志性的。2017年，耶鲁大学将84年前被称为卡尔霍恩学院的住宿学院重新命名；去年夏天，克莱姆森大学将卡尔霍恩的名字从其荣誉学院中删除；2020年6月，查尔斯顿市议会投票决定将矗立在马里恩广场基座上的卡尔霍恩雕像移走，以示 "这个城市的种族和解和团结"；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此刻正在就重新命名卡尔霍恩街进行辩论，因为它是 "压迫过去的永恒象征"。

这使得埃尔德教授在《美国异端》中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变得艰难起来，因为他虽然完全承认 "对许多人来说，卡尔霍恩似乎代表了美国平等、包容和大众民主理念的对立面"，"甚至在他自己的生前，对一些人来说，他也是一个异端"，但埃尔德却无法完全摆脱卡尔霍恩的指挥者形象和他的政治逻辑的奇异一致性的诱惑，即使是相隔一个半世纪。"宣扬异端的仪式中蕴含着危险，"埃尔德坚持认为，"他们经常上火刑柱，以赎回那些看着他们被烧死的人的焦虑。" 这种同情是否适用于卡尔霍恩，还是适用于被亲奴隶制的暴徒殴打和谋杀的废奴主义者，还是适用于被袋鼠法庭根据1850年《逃奴法》追捕和判刑的逃犯，这是埃尔德没有回答的问题，但这是所有困难题材的传记所提出的问题。

埃尔德在处理判断时的谨慎态度，反映在他对卡尔霍恩一生景观的详细浏览中。《美国异端》长达656页，使过去50年中所有关于卡尔霍恩的主要研究都相形见绌（Irving Bartlett1994年的John C. Calhoun: A Biography 有 416页 , John Niven的1988 John C. Calhoun and the Price of Union: A Biography 有367 pages）。) 值得庆幸的是，它很少拖泥带水，尽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用于快速地走完卡尔霍恩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令人不快的是，这也使得本书具有一定的平淡性，尤其是当埃尔德处理卡尔霍恩职业生涯中那些以戏剧性的碰撞而产生火花的时刻。1830年著名的杰斐逊生日晚宴，当时卡尔霍恩希望安德鲁-杰克逊能加入一场精心策划的祝酒会，以示杰克逊在取消关税方面的合作，却在两段平淡的文字中一带而过。这反映了埃尔德对杰克逊出人意料的祝酒词--"我们的联邦，必须得到维护"--是否真的代表着民主党殿堂的某种象征性的面纱被撕破的怀疑。但这也是埃尔德对任何有可能变得令人兴奋的事情的低调态度的表现。诚然，关于晚宴和祝酒词的实际重要性，一直存在着重大的争论；然而，这个时刻本身的戏剧性足以值得埃尔德付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H.W.布兰德斯在Heirs of the Founders: The Epic Rivalry of Henry Clay, John Calhoun and Daniel Webster，Robert Remini的Andrew Jackson: The Course of American Freedom，甚至在我高中时的最爱，Paul Wellman的The House Divides中也是如此)

虽说埃尔德的风格很亲切，但书中也不是没有偶尔的失误之处。首席大法官Mansfield勋爵反对大英帝国奴隶制的著名判决的焦点人物 James Somerset并非 "弗吉尼亚奴隶"，而是来自波士顿；1818年 "密西西比州议会 "常被引用的“出于理性和自然法”谴责奴隶制 "的言论，其实是出自州最高法院的Harry v. Decker & Hopkins案；关于1813年英国轰炸亚历山大的描述与后来关于1814年英国占领华盛顿的描述相混淆。还有一些恼人的文体上的小毛病--用 "on account of "代替 "because"，以及奇特地没有列出卡尔霍恩的出生日期（3月18日）和死亡日期（3月31日）。不过，埃尔德还是有适当的同情心，从不低估或丑化卡尔霍恩。他坦率地谈及卡尔霍恩的家庭烦恼（尤其是与他的儿子们），谈及在处理不守规矩的奴隶时的困惑，这些奴隶没有遵守小社区的规则，也谈及他管理不善的财政，到19世纪40年代，"已是一片华丽的混乱"，因为卡尔霍恩拆东墙补西墙，借来的钱 "仅仅是为了支付他其他债务的利息和付款"。

如果说《美国异端》有一个奇特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把卡尔霍恩放在任何比前美国政治更大的背景下，也没有把他声誉下滑的严峻内战岁月。埃尔德简要地指出，卡尔霍恩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在荷兰、北爱尔兰和南非的政治理论家中享有小范围的尊重复苏，在那里，对少数人权利的关注是主要问题。但他错过了一个在卡尔霍恩和埃德蒙-伯克之间建立重要历史联系的机会，因为如果卡尔霍恩不能完全被称为美国的黑格尔，那么他几乎可以肯定应该被认为是美国的伯克。由于卡尔霍恩本人称赞伯克是 "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 "和 "最伟大的现代政治家"，这种疏忽就更加奇怪了。就像伯克把英国宪法理解为英国各族人民独有的几个世纪的经验的协作一样，卡尔霍恩称赞宪法是历史事件的产物，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和伯克一样，他认为任何超验的或普遍的政治原则都没有用处；正如伯克把大英帝国想象成 "在一个共同的头颅下的许多州的集合体 "一样，卡尔霍恩认为，"宪法远不是美国人民集体的作品，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没有这样的政治机构存在"。但卡尔霍恩对美国人民和美国联邦的看法是错误的，对建国者的意图和愿景也是错误的，人们怀疑他的错误也给伯克投下了可疑的阴影。唉，我们花了一场内战和75万美国人的生命才知道这一点。

Calhoun: American Heretic, by Robert Elder; Basic Books, 656 pages, $35.

https://newcriterion.com/issues/2021/2/american-heretic-american-bur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