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还是不回家过年？

摊牌

 “爸爸，我今年可能不回家过来了，太麻烦了，很可能还要隔离，还不安全。”我在微信聊天框里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次，终于把这句话发了出去——担心理由不充分，又担心理由太多显得迫切。

发完心里打起堂鼓。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对父母提出春节不回家的要求，进行的心理建设犹如筑起一座摩天大楼。之前跟一个外国籍的华人朋友聊天，她提到自己已经三年春节没有回家——当时我目瞪口呆，问，不回家，那你春节去哪里？

就在学校呀，她一脸轻松地说。

我心里还有更多问题，爸妈不想你回去吗？在学校一个人过年不孤单吗？那么久不回家，不想家吗？但我终究没有问出口。我只能暗自猜测，并不像所有地方的人都像温州人那么安土重迁，即使千难万难，也会想办法春节回老家过年。去年疫情期间，也因为大量在外做生意的人在春节后流回温州，温州的疫情病例数达到浙江省最高，而我家所在的乐清市（县级市）则是温州中最高（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自豪的事情……）。

我在上大学以来已经在北京生活5年多，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家，有时劳动节或国庆节长假也会回家。唯一一次没在家里过春节是2018年初就去了美国交换，当时父母还特地从温州飞来北京“送”我。我在上大学以后，维持着每周与父母视频至少一次的频率，每次在一小时以上。每年春节前两个月开始，爸妈就会开始叨叨：什么时候放寒假呀？

翻译过来就是，什么时候回家呀？ 

妈妈则会拐弯抹角地表达希望我早点回家，比如在视频里揪着自己的白头发，“等你回来给我染头发啦！”

我一方面打着呵呵应下来，一方面心里总有些不情愿——按照往年的经验，回家是把双刃剑：好处是，家里的房间床大桌宽，活动空间大，还能见到家人和许久未见的朋友；坏处则数不清，要帮忙带孩子做家务，要忍受奶奶的怨气和爸爸的唠叨以及家人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冲突，要被“强迫”吃下各种“奶奶觉得对你好”的食物……

我心疼妈妈辛苦，觉得自己应当肩负起分担家庭事务的责任，但自私的小魔鬼却在耳边吹哨：你有权利争取你想要的生活呀！

微信发送后，没想到爸爸没过十分钟就发来回复，说，好的，也可以不回来。 

说实话，我内心竟有一阵狂喜。不过，刚喜了没几分钟，爸爸的视频电话打过来了。

爸爸如往常一样开始跟我闲聊，扯北京的疫情情况、国家防疫政策、老家政府通知等等。妈妈也加入了进来，告诉我家里大旱，停水了，后来又神神秘秘地说起给我买了礼物。

什么礼物？我问。

你要是过年回来，给你就知道了，不回来的话，等你回来再给你。妈妈故意买起关子，像是在用这个礼物勾引我回家。 

后来再问，才知道，妈妈得意洋洋地说，因为今年是我24岁，给我买了金首饰，姐姐挑选了红珠小金牛的手链，她挑选了金项链。在温州，小孩周岁、订婚结婚、成人礼之类的喜事，长辈们总要去金店里挑选金首饰送给孩子，戒指、手链、项链，或只是金牌，即使只是一岁幼儿手臂大小的手镯，也要让孩子在摆酒那天喜喜庆庆地戴上一整天。比起现金红包，金首饰是一种更含蓄的礼物，也表达出一种价值永存的祝福与期盼。

 我打趣说，金项链怎么戴得出去，等着被小偷偷嘛。这是一个只有我们家里人才懂得的笑话，爸妈结婚五周年左右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住在老屋，家里一天晚上遭贼了，所有结婚时购置的彩礼、金物全被洗劫一空，人倒是平安无事地一觉睡到天亮。那时，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或许就是金物，但现在，电脑、手机之类的电子产品早就在价格上超过了一条小手链的价格。但老一辈人还是更愿意买金子而不是电子产品作为礼物，金子，以其沉甸甸的文化传承，仍然蕴含着更深的情谊。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放起烟花来了。在我离开家来到北京的五年多里，姐姐完成了工作、结婚、生子，举行了大大小小的仪式，但我在北京拥有自由，却没有得到太多的照顾。有时候我也忍不住想，妈妈在姐姐身上所花费的精力比在我身上多得多。但作为母亲，定要去多照顾那个更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而不是对两个不同的孩子付出完全相同的爱——我能够理解这一点，却觉得有些遗憾。 

年货

后来又聊起年货的事情，妈妈说，今年腊的肉要不要给你寄些？

换在以往，我总是以“没有机会吃”“不方便加热”等理由含糊拒绝，但这次我应下来，还要了皮皮虾干、烤虾等年货。每年春节，每家媳妇总要提早一两个月便去菜场打了猪肉来，先用酱油腌制了，再用尼龙绳一只只晾在阳台上或院落里，接受阳光长至一周到半个月的照射，鲜红的肉失去水分后皱缩成焦红色的一团，坚实、咸香、饱含油脂，这便是腊肉。在烹饪时，切腊肉得非常一阵工夫——腊肉太坚硬，必须用磨锋利的刀附以壮实的胳膊才能被切成小小的一片片，但和翠绿的蒜薹、香脆的洋葱或粉丝合力炒制后，便会显示出其聚集了长久阳光的风韵来。腊鸡腿鸡翅、鱼干也是同理。 

没过几日，就收到了来自妈妈的顺丰快递，除了烤虾和虾蛄弹（即皮皮虾），妈妈还寄来了鸭舌。温州鸭舌是当地比较昂贵的零食，只有在酒席和团圆饭的餐桌上才能吃到。

对于外地人来说，初次见面，鸭舌或许是一种可怕的食物。但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温州小孩会觉得吃鸭舌头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或做其他可怕的联想，其实长大后细想，皮皮虾剥开后晒成干，看起来就和我最讨厌的毛毛虫差不多，但是只要不联想，仍然可以大快朵颐。 

妈妈嘱咐我把食物贮存在室外，北京的冬天就是个天然大冰箱，可以保持食物新鲜。我把快递的泡沫纸箱放在宿舍门口的小门洞里，正对着摄像头。过了两天才拆开，取出虾蛄弹，才发现妈妈给我寄的不是市场上直接能买到的虾蛄弹干，而是新鲜的虾蛄弹肉。

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起来——爸妈是如何赶早从菜市场买来新鲜的皮皮虾，拿回家用盐和姜煮熟，然后一只一只地剥出肉来呢？

我仔细咀嚼每一只虾蛄弹肉，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缺了一小块，我想是不是爸妈在剥的时候，一不小心撕得太快，把一小部分留在壳上了。每次回家，爸爸总喜欢买些虾蟹给我吃，但我嫌麻烦，总是不屑：这有什么好吃的？但其实，爸爸只是想用他认为好的方式款待我，照顾我。

刚开始我以一种反抗的态度，拒绝他的好意，而后来我也长大了一些，渐渐开始主动对他说，你应该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

于是他问我，你喜欢吃什么呢？

 我二十四岁了，爸爸终于开始学会问我，问我我喜欢什么。 

红包

早上起床，突然收到妈妈给我的500元转账，附加一句话“外婆的红包”。

我不好意思地回了语音：我今年都不回家了，外婆还给我发红包呀。 

妈妈回复：外婆非要给。 

我决定打电话给外婆。说来惭愧，半年以来，我偶尔会给奶奶打电话，但却从没有给外婆打过电话。一方面，奶奶用的是我淘汰的智能手机，顺滑使用微信，联系起来更方便，而外婆用的是翻盖的老人机；另一方面，在温州，仍然遵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外婆与两位舅舅生活在一起，而妈妈和我们生活在邻镇上，虽然开车只需要10分钟，但走动就少了许多。

小时候我们家还没买车时，每次过年过节，妈妈带着我们姐妹搭上家门口的公交车，三个女人忍着晕车去往外婆家。爸爸不喜欢去外婆家，总是嫌弃外婆做的饭不干净，不讲究，后来每次载我们去也像是大义凛然地完成某项任务。我们也不喜欢听他一路的骂骂咧咧，打搅了去外婆家团聚的好心情。 

从公交车上下来了，提着牛奶和花生油从手机店后面绕去，到门口，我踮着脚按响门铃，外婆的回应声便立马从楼上传出，有时候是一个从二楼窗户里探出的笑盈盈的脑袋。

一上楼便看到厨房里满桌子的菜，必定有排骨煮芋艿和炒粉干，和我喜欢的红烧鲳鱼。外公在世时，每次吃年饭，他就要在桌上念叨着，自己早上几点出门买菜买到了这条几斤重的鲳鱼，我听着外公的话不得不一个人包办掉这条鱼。已经记不清到底是从幼儿园几岁开始，“喜欢吃鲳鱼”变成了外婆外公给我的代号，而我也因为这个代号，自以为自己喜欢吃鲳鱼。

外公是两年前去世的，在2005年查出肾癌以后，外婆照顾了他十几年，看着他走路越来越缓慢到坐轮椅，透析的管子从手臂挪到胸口。而自外公去世以后，外婆就再不上年夜饭的桌，在自己房间角落搭了张小桌，上面放个小电饭煲，每天吃米饭和咸菜。姐姐结婚生子，表妹们升入大学，我回去的日子也越来越少，我不知道外婆如何忍受这漫长岁月的孤独，只看见楼顶的菜园日益茂盛，大舅养的鸽子生出越来越多的蛋。

循着记忆打给外婆的固定电话，发现是空号，重新从妈妈那里要了外婆的手机号。打过去时，外婆依旧是欣喜的语气，“呀，若冰呀……昨天把压岁钱给你妈妈了……”

我很愧疚：“我都已经长大了，不能再收压岁钱了。”

外婆说：“你外公以前就说过，若冰还在读书，就是要收的。是外婆的一片心意。”记得外公去世时我才听说，两位舅舅曾为家产吵架，而外婆只能私下里用钱平息兄弟间的剑拔弩张。我们家作为“外人”，自然在分家产上只是听着的份，但外婆总是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坚持每年给我最多的压岁钱，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问起外婆最近身体情况。外婆跟我细数起菜园里的番茄、茄子、豆角，还有最近在看的几部电视剧，从建党到婆媳关系。

“外婆你过得开心吗？”我问。

“开心呀。种菜，看电视，读圣经，祷告，日子很好打发的。”外婆语气中透着自信。我想起之前家人们劝过外婆多少次上饭桌吃菜吃更有营养的食物，她都不愿意。她不愿意入侵孩子们的生活，不愿意成为负担，只有给予。这番固执，支持着她的今日与后日。

 姐姐与外甥

小外甥一天天长大，慢慢开始学走路，本来圆滚滚的腿慢慢褪去肥肉，显出长形，也会扶着墙蹒跚地拖动腿了。但因为不回家，我只能在姐姐发给我的小视频里看到他。

看着面面耷拉的眼皮、嘴唇上翘的笑容，我想起来家庭相册里姐姐一两岁时的照片。之前，每年过年的一大仪式是和家人一起翻老相册，从姐姐出生，到我出生，三人之家变成四个人，妈妈时髦的短发变成中规中矩的马尾辫。等到我上了初中，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实体相册不再加入新照片了，但我们每年指着同样的老照片笑成一团，乐此不疲。

“面面长得越来越像你小时候了啊。”我感叹。 

姐姐在手机另一头盈盈地笑，不置可否。以前我和妈妈总玩笑说“姐姐是陈家的小公主”，但她从当起母亲以来，便把全部都献给了这个孩子，从喂奶、换尿布、哄睡、陪玩，姐姐的身体仿佛就不再是她自己的。面面生于去年春节疫情期间，我们放弃了月嫂，由妈妈和我一起照顾新生母女，但姐姐刚从医院里出来，就自己洗衣服，做饭，喂奶了。 

那是个多么不同寻常的春节呵。正月里，所有的酒局都被取消，我们依旧享受着懒洋洋的冬阳，依旧在附近的馒头店和真鲜奶吧买早餐，只不过看到邻人口罩面具上紧皱的眉，总是忍不住心跳加速。

我想起最近看的一部韩剧《产后调理院》，第一集女主接到母亲说自己需要做手术的电话，无助地发呆——她想的不是母亲的安危，而是自己和刚出世的孩子无人照顾了。这和姐姐那段时间的心态一模一样：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全家人都成了她的“剥削对象”。

想到这里，心里又为自己的不回家升起愧疚。我像是一只在学习飞翔的鸽子，渴望更高的天空，却忍不住不时回头望向生己养己的巢穴。比起伦理孝道，羁绊我的，更是与父母之间割不断的亲情，那是一段有关生命最初阶段，在你一生最脆弱和稚嫩的时光里，被紧紧拥抱和守护着的记忆。而与那段记忆有关的一切人和事，总会在日后人生里无数个猝不及防的时刻，像一记重锤敲在心上。

后来姐姐与我提起面面办周岁宴的事情，我终于下定决心做了核酸检测回到家。这几日，陪妈妈姐姐一起去金店为面面周岁买礼物，又去了外婆家拜访。日常忙碌得像妈妈在厨房里制作出来的一日三餐，虽然平淡，却都是沿袭传统，精心准备。

既然知道了未来要飞往更遥远的天空，我希望在归巢时能多留下些什么，让那重锤敲击带来的不是疼痛，而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