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潘光旦先生1956年入蜀記
社會學家潘光旦與四川的淵源說不上久長,但他作為抗戰中遷校雲南的西南眹大的教務長,因各種事務,到彼時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陪都重慶,達八次之多。這在他的弟子、《新觀察》的攝影師張祖道《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中,有明確的記載。但他1956年底至1957年元月的這次入蜀,卻與我的故土、族別、文化諸方面大有關聯,我關注已久,值得認真梳理一番。
【入蜀緣起】
1952年,別說世界史,就是剛得鼎的共產中國,也說不上十分重要的年份。但對於中國社會學來說,卻是壽終而非正寢的悲傷時刻。留下來的社會學家,除個別如孫恩三被極端整肅而自殺外,要麼全改行,要麼半改行,總之無一再教授和研究社會學。因為彼時有些領導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沒什麼社會問題,社會學自然成了無根之木,必欲取消而後快。半改行的社會學家中,像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到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當領導或者教蘇聯法律,算是比較好的結果了。潘光旦、費孝通之半改行研究民族問題,也還算學得所用。
潘、費早年的研究領域很少涉及民族學、人類學,不像吳澤霖、許烺光他們雖然與社會學瓜葛很深,卻一開始就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要研究對象。但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的親近程度相當高,像潘、費這樣學問領域深廣的人,這個半改行轉變起來並不存在技術上的痛苦。但做過學問的人,都知道研究者興趣的重要性,這種痛苦恐怕無法排遣。費孝通的訪呼倫貝爾盟,潘光旦的入蜀,作為他們學生的張祖道都曾追隨左右。前者,除了張的攝影報道外,費孝通曾以《話說呼倫貝爾草原》寫了四篇文章;而後者張的成果更為豐碩,除攝影報道外,留下了一本詳盡的日記——《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
張祖道這本書記錄了潘光旦、上海《文彙報》記者楊重野以及他沿途的一些觀察,其間當然是以潘光旦為中心。潘光旦此行是為了做沿長江三峽、川(渝)東南、鄂西南的古代巴人與土家族關係等方面歷史及風俗的調查,進一步印證他此前多年的研究。潘光旦甫一改行,1953年就奉命研究巴人與土家族——彼時尚未有此族名,後經潘先生多方研究,報告提請由國務院1956年10月確定土家族為單一民族——歷史。他運用自己積累的1359張卡片,參考了不少地方誌、歷史典籍、筆記等,撰寫出15萬字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的論文,刊載於1955年11月出版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四集上(潘乃谷《情系土家研究》,見《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pp.253—254,後引此書,只注頁碼),成為他在1949年以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性質,使得潘光旦不安於象牙塔裡的研究,一定要親自到土家族繁衍生息之地,做細緻的實地調查,才能映證其研究是否可靠。1956年5月,他以全國政協民族組副組長的身份參加湘西北考察團,與北大歷史系向達教授,中央民院青年教師劉振乾一道,於42天中訪問了後來湘西州十縣中的七縣——如鳳凰、花園、古丈、保靖、龍山等。向達系湖南漵浦的土家族人,算是回到了故鄉,以他的學術功力應該貢獻出相應有實力的文章,但可惜至今未能看到。但此前調查結束後潘先生所寫的《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不僅直接催生了土家族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誕生——當然這裡面有順應官方對蘇聯民族政策的迎合問題,此是另題,在此不贅——同時也於次年9月20日促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
按一般情形來看,完成了這樣的事情,潘先生似乎在此事上應該「收手」了。但作為一個學者的求真精神,卻不能如此怠忽。為什麼呢?他研究了巴人的歷史及遷徙,以及武陵地區作為土家人棲息繁衍之地,橫跨湘、川(渝)、鄂、黔四省(市),並不只是把湘西北調查完畢,就可以擱置不論了。他得看看除了湖南湘西外,那些與它毗鄰的鄂西南、黔東北、川(渝)東南的土家族人口分布、風俗文化等,到底有什麼樣的特點。1956年11月底,潘光旦以全國政協委員的名義,帶著兩位記者,在湖北民政廳的隨員朱家煊陪同下,花了65天把川(渝)東南、鄂西南走了遍,完成了一個以宜昌開始,而以宜昌結束的採訪調查包圍圈。
【沿途記略】
從宜昌沿長江水路而上抵達重慶,再由重慶陸路經抵達川(渝)東南,再由川東南到鄂西南,再返回宜昌,是潘先生們此行的調查路線。沿途所見自然有不同之處,但在異中有同。這種異中有同,是由潘先生關注的中心事項所決定的,即最大程度地仔細弄清沿途所見與土家族有關的歷史和人事。在這種目的支配下,他們看似零散的活動,也變得有相當的粘黏性。
地名與其他人類所用的語言指稱相比,不僅表達某種意義上的存在,而且使這意義有相當的地理性,從而成為記載當地歷史文化的活化石。他指導張祖道不僅要讀《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元明清「一統志」,而且要帶上臧勵和等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劉鈞仁等編的《中國地名大辭典》,以備考察時翻檢之需。潘先生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敏銳,自然有時或不免有臆測之處。如在宜昌游三游洞時,得知附近有平善壩,潘先生說過去謂平喜壩,平喜與土家人之自稱「比茲」有相似之處,還用發音兼手勢來證明其論點之成立(p.35)。
在由重慶前往纂江的路上,路過一個名叫百節的鄉鎮。「潘先生認為,百節和別茲族是一個音,此地和土家可能有關係,於是停車下來打聽。這裡有向姓等人家,在這一帶山區,向姓多為土家大姓,人多」(p.99)。到了彭水至黔江必翻的梅子關,潘先生同樣的考證路徑之癖又使出來了,他認為與「比茲」同音,「可能是個土家地名」(p.121)。梅子關我本人翻過多次,險則險也,然在我們山區裡卻也並不起眼,更沒想到與我們民族有何瓜葛。而利川柏揚鎮有梅子與梅子水等地名,也被潘先生說成是土家「別茲」的音轉(p.187)。這說明潘先生對地名與土家族之間的關係,特別重視,但是否如此,恐怕不能簡單斷定。這就像潘先生認為叫外公為「家家」,外婆為「家婆」的話系土家語(p.82),不知是否真有所本,這得有相當的語言研究才能判定,我知道這種稱呼在四川很多地區都流行。
除了重視地名與民族風俗多方面的影響外,潘先生每到一地,都不忘與當地的文化耆宿乃至住得偏遠的山裡土家族老人座談,以便從中獲得第一手材料。剛到武漢,潘先生即到湖北文史館找老人座談,到中南民族學院找那裡的土家族同學座談。座談的同學自稱土族,潘先生說他們才從苗族裡分出來,又一頭扎到青海、甘肅的土族那裡去了(p.14),這說明在沒有定型為土家族之統一稱呼前,雖然受到各種壓力包括大漢族主義的擠壓,依然有不少認為自己是與其他民族不同的人。
從宜昌到長陽,他們自然少不了找當地官方與民間老人瞭解土家族的史料,但所得甚少。長陽縣人委辦公室主任熊家復認為此地是別茲卡的發源地,有廩君廟,事實如何,當然是很難考據坐實的。不過在此他們遇到了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榮孟源等來此考察,同時找到當地好學喜研究的中學生物老師陳明治,他拿出了一些自制標本,特別是其中的「龍骨」化石,後來證明其是黃家埫的「長陽人」化石。事實上,在土家族地區及沿三峽地區,農民有挖「龍骨」的傳統,當然這是有供銷社、中藥店需求的結果。不只是「長陽人」的發現,與民間挖「龍骨」化石有關,就是後來考古學家黃萬波在巫山大廟發現「巫山人」,也拜當地民眾挖「龍骨」的引導之賜。
潘先生的研究的確很廣闊,從地下地上文物,地名發音,到口述歷史與座談,巨細靡遺,均作為研究材料。但因長陽在三峽地區、長江流域,潘先生到了該地對船戶名冊也極為留意。「潘先生抓緊看本縣船戶名冊,發現不少與湘西相同的土家姓氏。從資料上看,清江乃至三峽上下、酉水、沅水、洞庭湖一帶,過水上生活者,最早為巴人」(p.54)。這個推斷相當有道理,因為古代的水道雖然也相當艱險,但相比陸路來說,其運力成本還是低廉得多,也快速得多,人們比較快速的流動也多藉此來完成。所以在相當廣大的江河湖泊沿岸,形成了很多相同姓氏的聚集,完全在情理之中。這就是明確地告知我們,研究人文地理、民族風俗,若是不涉及政區、自然地理乃至軍事地理,那是難以深入其堂奧的。
沿途潘先生讀了不少史書,但花大力氣地讀過多種版本的家族族譜卻只有《冉氏族譜》,從奉節到酉陽無不如此。一來《冉氏族譜》在三峽及川東南一代相對好找,因為冉姓在此地從唐宋以降,都對武陵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奉節南鄉有一個一二千人聚居的大村,姓向,戶戶都供白虎神,白虎菩薩。過去這裡有冉大王,就是冉姓土司,他擁有初夜權。潘先生說,他除了在湘西聽到過一次外,奉節算是第二次聽到」(p.68)。這種說法在川(渝)東南其實並不少見,因為冉土司管轄之地主要還是以酉陽為中心的川(渝)東南,可惜上次潘先生未及到此,故才有如此讓他驚訝的說辭。
當然潘先生有一些判斷未必不可商。他談到三峽懸崖處懸風箱的做法,說此風箱匣亦稱兵書匣,這也就是三峽有兵書寶劍峽匣(峽)之名的由來,這我同意。但他在多處談到懸棺(包括懸風箱)時,都說與仡佬族有關,在彭水郁江看櫃子岩懸棺時,張祖道的日記直接說「今日去參觀仡佬族懸棺木葬」(p.107),很難服人。仡佬族從族源來看與僚人有關,現在也主要分布在黔東北,但三峽與武陵地區的民族分布狀況非常複雜,直說懸棺只與仡佬族有關,恐不免武斷不實。
【尋書探寶】
我是個嗜書如命的傢伙,見好書必欲收之讀之的人,且帶領侄子們奔赴各舊書市場搜過舊書及諸種雜件,以討生活,故對同道同好的購讀總是非常注意。潘先生及跟隨他的兩位記者,都算得上真正的讀書人。他們沿途探訪各路人物的間隙,總是不失時機地找尋他們自己感興趣的書。
甫到武漢,潘先生及兩位記者上街買日用品,到花樓街附近舊書攤尋書未有斬獲,便到永安市場看到公私合營的古玩玉器聯營組,全在一條街上。他們在那裡看到惲南田的牧丹四元、黃慎的漁家圖二元,邊壽民的蘆雁八元,鄭板橋的一幅竹子十元。他們懷疑其中有假,沒買。潘先生十元買了幅王鏗的山水,楊重野六元錢買了幅蔣南沙的彩絹鴛鴦。「我們買下的幾幅都勉強、一般,只是錢價便宜,三人都滿意在這個上面。可見我們三人都還沒有入門。不過,潘先生我還不能隨便評點,潘先生是北京琉璃廠的老主顧,好幾家齋、閣長年替他收購清朝會試考卷、譜諜和其他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一通則百通,字畫文物方面也應該是個裡手,今天不至於打了眼吧」(p.27)。潘先生對古畫是否在行,不能用他買舊書來看觀察,古畫之做假就連專業收藏畫者都常看走眼,何況隔行如隔山呢?當然,張祖道對自己老師的評論,即便是在日記裡也是謹慎的,很合古禮。
在宜昌短暫的停留時逛街散步,沒有什麼特產可買,「在一個拍賣行見著《資治通鑒》等三部木版書,尚未議定價格。三部書都已陳舊,長江流域雨水多,氣候潮濕,不易保存」(p.31)。工商業的改造,近乎搶劫的強制性公私合營,似乎尚未全盤鎖死宜昌這樣的小城,難道彼時還有尚存的私人拍賣行麼?從長陽縣探訪回來,八天後潘先生還記得上次看的這幾部書,在散步取行李的間隙,「潘先生還想去學院街拍賣行那兒買那部同治版、崇文書店印制的《資治通鑒》。周老闆與其弟商量後,開價85元,宜昌市面出售的書刊很少,沒有形成行市。潘先生說,上半年在北京琉璃廠買到一部‘二十四史’,600本,才65元。這套書價太高,無法還價,最終沒買成」(p.55)。沒有形成行市,缺少競爭但也缺少買家,使得沒見過局面的老闆特別「寶愛」自己手中的東西,喊出偏高的價格。就我過眼的版本來看,崇文書局大多是官印本,紙張、墨色、刻工、印制均較一般,這樣的價格的確比較昂貴。
到了重慶,潘光旦豈能忘記他往來重慶多次,常到體育館、校場口、米亭子舊書市搜尋書籍的美事?於是他們一行人前往尋舊,書鋪早已公私合營。張祖道記述道:「只有一間門面,書也不多。潘先生以10元買了一部乾隆版的《巴縣誌》,4元買了一套《華陽國志》;老朱花了3角買了本《回教真相》,我挑了一部鄭板橋手寫《四子書》(大學、中庸等),共6冊,索要5毛,真便宜」(p.96)。《巴縣誌》與《華陽國志》在他寫出十五萬字《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時候,早已熟讀,但作為研究者來說,總是想自己家裡有留存,才可以隨便翻看研究,價廉自然不妨拿下。
讀書人做民族風俗習慣的田野調查,除了座談口述外,就是查閱各種地方誌,讀到一些異事。讀《纂江縣誌》,他們發覺此地盛產青岡樹,一名槲樹,一名橡子樹。「果實還可以磨了做豆腐,咖啡色,較硬。湖南俗稱為‘苦珠豆腐’,因為它味略苦,又用卵形種子製作,像珠子樣」(p.100)。後來張祖道在酉陽市場見著木炭,「質量上等,用木炭互敲,‘咣咣’響,湖南叫‘鋼炭’」(p.137)。其實這就是他前述青岡燒出來的炭,名之曰岡炭而非鋼炭,可見他不曾把二者聯繫起來。上等青岡炭無煙,卻耐燒,溫度高,不僅潘先生他們在酉陽那幾天每天用此烤火,而且古代煉青銅和鐵都曾用木炭,大約其中不少就是青岡炭。
武陵山區物產比較有名的有生漆、桐油、金絲楠等,但這些均非與日常生活特別相關的物資,所以潘先生他們即令看到也不會買。但到了恩施,「潘先生想買一張老虎皮做紀念。專員應允設法替他找一張最大的雄虎皮。老楊想買十幾張草狐皮(即毛狗皮)。我心裡也想要老虎皮。……我若向潘先生提出,潘先生也多半會同意我買一張,後來再多想想,覺得這是國家的統購物資,我只是一般幹部,還是不搭這個便車為好,於是就取消了這個想法,沒有提出」(pp.176—177)。老虎皮最終買著沒有,張並沒有記載,這說明在幾十年前武陵山區還有不少老虎(黔江縣官員在介紹情況時就說1955年有只老虎咬壞了四頭黃牛,只吃了半頭就向彭水方向跑了,p.165),但我從小除了見過野豬、豺狗等野生動物外,從未見過老虎。
【神奇動物馬老虎】
武陵山區幅員廣闊,植被豐富,水源充沛,由於人煙相對稀少,不少地方堪稱動植物天堂。在遠古時代,土家族的先民有白虎崇拜,所以還在長陽時,潘先生在與縣一中地理老師覃九餘、覃玉如座談的時候,他們就說:「本地人對老虎叫老巴子、大貓子、大傢伙、大牲口。」(p.52)這種稱呼在武陵地區可謂大同小異,更好玩的我們俗稱父親為「老巴子」,是否也有畏之如虎兼崇拜的意味呢?盛傳白帝城為公孫述所築,其實公孫述壓根兒沒到過奉節,潘先生認為白帝城為土家族先民所建(p.66),或許與白虎崇拜有關亦未可知。
長陽一中的生物老師陳明治蒐集了不少動物標本,如飛鼯、九節狸、冠魚狗等,比較有意思。至於大家所熟知的熊、野豬、虎、野貓、狐狸等,武陵地區彼時應有盡有,今天在相鄰的神農架事實上也還依稀可見。十九世紀末曾有英國生物學家在此地採回許多蝴蝶標本,而山東大學昆蟲學教授李傳隆按描述來此蒐集了300種昆蟲標本。在奉節縣人委的小院裡潘先生他們見著一株看上去普通的喬木,竟是1941年在謀道鎮(發現時屬萬縣,後劃歸利川)乾鐸教授才發現的「活化石」,後經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與林木學家鄭萬鈞鑒定,正式命名為水杉,由此正好說明武陵山地區及三峽沿岸奇樹異禽多到尋常可見。但再奇也奇不過從來沒被人打死過一頭的「馬老虎」。
書中第一次出現馬老虎的記載,是潘先生他們一行在彭水當地人的陪同下,到郁江櫃子岩去看懸(岩)棺途中的船上,「劉運全在船上大談老虎、馬老虎、猴子等」(p.114)。到了黔江,縣裡面的官員提到當地諸物產時,又提到了馬老虎,「馬老虎,(馬老虎)像豹那麼大,已經不多了(縣誌提到馬彪,光緒十五年見之)」(p.165)。到了湖北建始,當地的馮縣長來介紹該縣情形時,再一次提到馬彪(馬老虎),並描述其特徵:「有馬彪,只吃野豬,牛馬脖子上掛鈴,不吃,農民也不殺害它,產血淋子,為飛鼯屎粒。」(p.233)看了這樣的描述,我作為當地人,也只能說一頭霧水。
張祖道按我們當地的俗語「一豬二熊三老虎」記錄了野豬、熊、老虎、猴等發生在山民身上的軼聞趣事,特別提到「馬老虎」。他說到了川鄂邊境不停聽說馬老虎,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張祖道認為這應該是一種動物學家、生物學家還未曾注意到過的動物。「中國人講究相生相克,老鄉說,馬老虎是老虎的克星,馬老虎能吃虎,它的頭長得像馬頭,……馬老虎像狗那麼大小,黃黃的毛,馬頭,長尾;行動極快,喜歡集體行動,一群一群的……它們喜歡吃老虎、野豬,也有本領吃它們。」(p.117)在記載其外形特徵後,當地老鄉繼續給張祖道他們說,馬老虎追上老虎及野豬,即把眼睛抓瞎,然後掏出內臟來吃,最後全食之。
農民們對這種「怪獸」又愛又恨,愛它們能食猛獸如老虎與野豬,給他們減輕不少安全壓力。但問題在於他們又吃農人的牛馬,還說1955年彭水一個農業社12頭耕牛被吃掉9頭,損失巨大。但他們又說只要在馬牛身上掛鈴即可以免遭吃掉的命運。但從這個敘述上,我認為有不能自圓其說的漏洞,既知馬老虎如何防範,且防範成本不高,為何不掛鈴牛脖以免災呢?而且書裡記載說它跑得飛快,機靈到至今為止沒有被打到過,即沒有留下一頭哪怕死馬老虎作為「活證據」,以供人們研究,這更增加了其神秘感。
我的老鄉兼朋友楊長江,是黃門宴的常客,可謂渝東南萬事通,他尤其對我們當地語言變遷,以及在生活中的運用素有研究。當我問他知道馬老虎否?他馬上問了三位均上了年紀的老人:一位民間藝人、一位退休教師、一位獵人的後代,並隨即給我寫封信來。三位都聽說過馬老虎,前二位沒看到過,後一位據稱還看到過馬老虎的屍體。馬老虎「貓烏像卵形(意謂厲害得很——冉注),死了老虎都不敢聞,更無任何動物敢吃它屍體,蚊子和蒼蠅都不巴(盯)死肉」。並說馬老虎「只比貓大,齒像鋸齒,四根爪爪像尖刀,長像卵形」(長得很)。其生活起居在樹上、岩上,「行如閃電,眨眼就到,說不出的騷味隔幾里路聞著都叫人害怕」,可謂神乎其神。
楊長江還說馬老虎在酉陽東部的八面山、猴子山、川河蓋、興隆蓋這些地方都曾出現過。但據他從語言習慣上的考證,馬彪根本不是對馬老虎外形的形容。馬在這裡是厲害、霸道、非凡的意思,「你日麻把老子馬倒整嗦」,翻譯過來就是:你他媽的欺人太盛。彪也是厲害的意思,「這個人年輕時是個彪客」,意思是了不起的混子。因此在他看來,馬彪就是指非凡的厲害角色,而不是說它外形與生活習性,與馬有什麼關係。但是否如此,不得而之,他姑妄言之,我們也只有姑妄聽之。
我從小生活在武陵山區酉陽縣西部的鄉下,但從未聽說過馬老虎的事,問了不少人,聽說過與沒聽說過的都有。有人認為這是川東地區用「麻老虎」來嚇唬小孩後,大家以訛傳訛而成「馬老虎」的結果。後來用搜索引擎,我搜到果殼網一個帖子《傳說中的動物:食虎的「馬老虎」》,此帖分析者說,這種動物可能存在過,但在四九年後就不存在了。這顯然與前述農業社9頭耕牛被吃掉的記載不符。關於馬老虎的各種猜測都有,有說是斑鬣狗,有說是驢頭狼,有說是豺等,不一而足。至於分布地點,除了鄂西南與川東南外,尚有神農架、大別山、貴州等地,都有這樣的傳說。但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卻至今仍是個謎。
【1957年的酉陽】
我的故鄉酉陽掩藏在崇山峻嶺之中,抗戰中有名的常德會戰、湘西雪峰山會戰離酉陽相當近了,但日軍卻從來沒到達過敝鄉。但日本人自有他們的強悍之處,即藉著大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身份,實則進行一系列實地勘探的情報蒐集工作,到達過僻遠的酉陽(《入蜀紀行》,見馮天瑜主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但其中的記錄亦多語焉不詳,大約實在可費筆墨的地方不多的緣故。
關於酉陽1957年的事,已遠在六十年前了。除了蒐集1956年剛創刊的《酉陽報》,訪問健在人士外,外人到過酉陽又有記述留傳下來的史料,恐怕相當稀少。因為酉陽僻遠,交通不便,外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進去。進去了你沒有名,有名而沒記錄下來,都會使你到達酉陽的歷史與行蹤,必不為他人知曉。就我所記近三十年來到達酉陽,且留下一鱗半爪之記錄者有如下數人。著名畫家吳冠中畫過龔灘的「老街」,寫過《風光風情說烏江》一文,而著名詩人、學者流沙河,著名小說家周克芹二位先生是我的師長兼同事,路過酉陽,前者為大酉洞(現在的桃花源)留下了一幅有名的對聯「無影無蹤,漁郎路志;有根有據,陶令文章」;後者則親口對我說,坐車蜿蜒盤旋在烏江兩岸,感覺到生命的脆弱,沒有安全感。
好在潘光旦先生一行數人於1957年元旦晚間到達酉陽後數天的行蹤,以及諸多彼時目擊,被張祖道先生給記錄下來了。潘先生們到重慶時,重慶市長任白戈知道他們要到酉秀黔彭去調查土家族問題,於是派了一個懂當地路線的司機申成榮,開一輛英式漫遊者吉普車往裡面進發。據張日記裡介紹,申成榮是祖藉秀山的酉陽勃海人,十二歲即出來跟師傅跑車,彼時二十四歲,有十二年未回家了,他也借這次順道回家看望父母。如申成榮現在還健在的話,據推算應是八十三歲高齡的老人了。
1957年元旦的當晚到得酉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酉陽的吃。張祖道說在酉陽的幾天都有領導陪他們吃飯,可見繁復的吃喝風,在那時的窮鄉僻壤也成了氣候。既是官方請吃,其水準必定不差,每頓均有酒,但似乎沒看到我們酉陽本地人自認為好吃的東西。大約像菜豆腐、綠豆粉之類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盤在今天看來不起眼的鍋巴肉片,在張祖道的記敘下忽地生動起來:「有一樣菜叫‘轟炸東京’,是抗日戰爭時期陪都重慶名菜,菜因其名而出名。它是先上一碗配好菜餚的大米鍋巴,再用炒菜鐵鍋或大碗盛滾油肉片湯,在極熱時倒入鍋巴碗中,只聽‘嗞拉’一聲響,鍋巴被湯泡軟了。大家都愛聽那‘嗞拉’一聲」(p.124)。
原來一道鍋巴肉片,還這麼兼具愛國主義與商業生意的雙重意味,可謂珠聯璧合,只能說商人是此中最大的受益者。與他們愛聽響聲相比,我想不少四川人是愛吃那鍋巴的香味,至少我是如此。說到酉陽政府請吃的因放了很多麻辣的鐵(土)火鍋,內容的好吃程度似乎趕不上那名目繁多的泡菜。他們贊美泡菜好吃,領導便謙虛說「一般,一般」,「可是從下頓開始,送上來的泡菜就起變化了,頓頓都不一樣,日常泡菜一般是青菜、紅、白蘿蔔、紅辣椒等,現在則豇豆、刀豆、洋姜、萵筍、絲瓜、黃瓜、苦瓜、芥菜、苤藍、元白菜和叫不出名的瓜、菜,都做成美味泡菜,我們大飽口福,贊不絕口。有些菜不是三五天就能泡成的,大概廚師從鎮上飯店、家庭找來的,甚至是幹部家裡的,真得感謝他們的一番好意」(p.142)。
酉陽是真窮,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山珍海味,但玩出這麼多泡菜的花樣,也實在算是想盡了辦法。這肯定不算沿途吃得好的,但說酉陽官方服務意識真到位,非常能夠領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真諦,不是誇大之辭。以大家固有的人生經驗來看,記憶最深的一席飯一定不是輕易吃到的那頓。到湖北宣恩那天,晚上十時才開晚飯,「原來縣裡把合作食堂的一位名廚師請來掌勺,菜餚烹製得真好,每一樣都好吃,是我們沿途吃到的最好的一席」(p.203)。到底如何好,卻並沒有記載,餓極了吃飯所帶來的享受被放大,在宣恩這餐可以被稱作夜宵的晚飯裡得到了極好的體現。
在酉陽幾天裡,張祖道的閒筆不少,比如記載1956年及前幾年發大洪水,酉陽縣城被淹的慘狀。這一點我有體會,1983年我參加高考,就是因為四川各地包括酉陽縣城到處爆發洪水,而推遲高考時間——由原來的七月七日至九日,改為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酉陽植被茂密,與諸多鄰縣一樣,動物也相當多。我雖沒聽說過馬老虎,但豺狗的確看到不少,以至於黔江縣官員給潘先生們介紹時也提到酉陽豺狗多。我自己小時放牛羊,就遇著豺狗咬我照看的羊子之脖頸,被我們一群小孩攆走的實情。這不算玄乎,因為那是僻遠的鄉下。但1955年冬天酉師校開運動會,豺狗從墳地(就是今之烈士陵園)來找東西吃,「1956年12月,酉陽城裡一座倉庫,三個人在倉庫外面圍著烤火,一條豺狗也溜過來烤火,被發現後,開槍沒有打著」(p.131)。此事發生在人口較多的縣城,真算奇事了。
《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這本書除了記載比較人事細緻外,它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優點,就是圖片多而清晰,因為作者是學社會學而搞攝影的,兼具人文與技術眼光。涉及酉陽的圖片,一下就讓人想起自己在這街上走過的情形,比如他說到縣城那有名的水井,且配上了圖片,我想酉陽人一定會想起雅浦泉。他說自己從雅浦泉出來不久就走到路尾,而上了山,我想他所照的酉陽全城照片,一定是在玉柱峰的對面。他在山上面發現一位婦女在一小塊到處都有壃石的土地上種菜,並說她自稱是個尼姑,是自願種菜而自食其力的。一個還俗的尼姑怎麼能對一個陌生人說「政治不正確」的實情呢?看來張祖道並不知道,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開始,就有逼和尚、尼姑還俗的一股官方力量。一個人要想知道點真相,真可謂嘎嘎乎難哉?!
更為震撼的圖片來自如今被炒得很紅火的桃花源。我們讀高中時,那裡面雜草叢生,我與現在在酉陽縣當領導的同學兄弟伙,一起偷偷進去窺看,在看慣了山川的本地人看來,似無甚可觀。張祖道從裡向外拍了一張,從外向裡拍了一張,其清晰程度及角度都相當地道,能看出許多令人懷舊的原生狀態,不像現在裝飾得我們都認不出來了。張祖道也引了《酉陽州志》裡說大酉洞逼肖桃花源的說法,但也說了以前他作為一個湖南人,只知道桃花源在常德桃源縣的認知。
說到《酉陽州志》,潘先生他們說這是他們沿途所讀諸種地方誌中最好的。我也看了不少峽江地區、渝東南、湘西、鄂西南、黔東北的地方誌,應該說馮壺瀛、冉崇文主編的《酉陽州志》的確堪稱上乘,雖然我也曾指陳過他們的錯誤。「這部州志編得很好,內容充實,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可見編者下了功夫。不像別的州、縣,修志不動腦筋,只是照抄書。潘先生看過不少志書,也認為這一部是編得好的」(pp.124—125)。編得好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張祖道、楊重野二位記者都爭相想把沒看完的,看畢了才出發到秀山。潘先生甚至安慰他們說,酉陽到秀山不遠,看完再走,直至1月5日上午十時才看畢(p.142)。
潘先生他們看到的這部州志,最近幾年在黎洪兄的主政下,得以出成排印本,使我有機會在遠離故鄉的千里之外,也得仔細閱讀之樂。不特此也,還引發黎洪兄主編了《酉州風物》等書,以及鄒明星先生主編2013年新版酉陽縣誌,對一些人物與史實的重新審視。目下鄒明星先生剛寫好的《酉陽人文》一書,無疑使酉陽文史研究更上層樓。當然,他們的著述對主土家族及酉陽文化的研究與認知,無疑來自潘先生等前輩的研究成果。
這成果甚至與潘先生他們1957年元旦那幾天在酉陽的實地勘察有關,真可謂神奇而有故事。楊重野偶然「在縣財委會門前的石階級中,有一級是用一塊碑石做的,因太長太大,鋸去了一半,仔細辨認,是乾隆五年製的耿壽平的墓碑,楊趕快去告訴潘先生。潘先生正在看《酉陽州志》第十二卷,卷裡提到,耿壽平是清朝酉陽州的第一任知州」。志書提到他為廢除土司制,改土歸流,「在推行賦稅徵收、編查戶口、建立鄉勇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難重重,等等。而老楊領著潘先生察看的這塊碑文,正是記載這些事跡的」。更巧的是,「院子裡對面的一排石階級中,也墊上另半邊碑石,正好配齊。潘先生向縣領導建議,耿壽平碑是酉陽一塊重要的歷史紀念文物,應該將它修復,樹立和保護」(p.141)。看到真正懂土家族歷史和文化的大學者來了,不僅讓他讀到了好的州志,而且讓他實地找到被壞的文物與書籍內容相映證。說此等巧合,是神跡都不為過。此時離潘先生學生費孝通說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也不遠了,不久潘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若這次錯過了,這塊石碑的原件或許永遠消息於天壤間了,豈不神乎?
三十四年後的1991年,費孝通踵武其師潘光旦之後,帶著他的學生、熟悉此地的張祖道,以及他的助手、潘光旦先生的長女潘乃谷,一起到川(渝)東南、湘西、鄂西南做民族分合的深化研究。可惜張祖道似乎並沒有做相應的文字記錄,有無照片留下也不得而知。不然的話,就像他五次追隨費孝通——1957年、1982年劇烈變化的兩次留有照片及文字說明,反而是1994、1996、1999年這三次沒有圖書收入書中——到他的故鄉江村做記錄而成《江村紀事》,可仿而出一個攝影帶說明文字的圖文集《武陵地區變遷六十年》,因為張祖道曾於1956年、1991年、1994年、2001年四到武陵地區。倘能出一本這樣的圖文集,對張祖道的二位老師以及大武陵地區,是多麼難得的歷史記錄與追念啊。
張祖道作為潘光旦、費孝通二位不算出名的學生,其實只是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罷了。他曾歷任《新觀影》、《中國攝影》、《人民戲劇》諸雜誌的攝影記者與編輯,拍攝了大量的圖片,直到2007年他85歲時才出版了第一本攝影集《江村紀事》,可謂「大器晚成」。他曾於國共內戰時當過戰地記者,他追隨其師潘光旦、費孝通四到武陵、五訪江村,把社會學眼光與攝影技術結合得比較好,說他是中國這方面的先行者,一點也不為過。我曾仔細翻讀其《江村紀事》、《剎那——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剪影》等圖文集,也曾看過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拍攝的戲劇連環畫《救救她》、《做紙花的姑娘》、《靈與肉》、《深夜靜悄悄》等,其拍攝的神情逼肖,就是拿到今天來看,也算上乘。
張祖道先生2014年去世後,吳祖彥曾寫過一篇《從清華學子到戰地記者》,記錄了他國共內戰時作為戰地記者的攝影經歷,文末作者說參閱了一九四九年張祖道的日記。再參以《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江村紀事》來看,張祖道不僅拍攝了大量照片,而且還有記日記的習慣。如果有心人能徵求其家屬的同意,把他的日記,以及拍攝的大量圖片,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不僅是長達七十年來當代中國紀實與社會攝影史的縮影,同時也是文化與社會變遷不可多得的留真,配上他的日記,應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其重要程度何在呢?讓我摘錄2003年3月29日費孝通為他這個學生的題詞:「祖道以其五十多年的攝影實踐,稱得上是一名田野調查的攝影者,攝影的田野調查者。」一個攝影者有社會學眼光,在中國當代攝影史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我甚至覺得要研究四九年後的社會學史、民族學史、人類學史,不參考張祖道的日記與攝影,是個比較大的損失。倘使包括酉陽在內的大武陵地區的有心人,要整理所在地的文化與歷史,如不能拿到與張祖道先生相關的記錄和研究,那一定是殘缺不全的。
我期望在不遠將來,踵武潘光旦、費孝通諸先賢的路線腳蹤,做一些關於大武陵地區的田野調查。比如關於懸棺,我不同意潘先生的看法,同時也不同意現今所看到的,為何置棺於懸崖上的諸種解釋。我手上有一些資料,包括一些口述,支持我做出和此前說法與眾不同的解釋,但要做出能邏輯自洽、論據充足的結論,必須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才行。我只期望一直著意想寫的一本關於大武陵地區的,融合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方面的學術隨筆著述《我們的搖籃:穿越大武陵地區》,能夠在不太長的時期內有一個好的結果。
2015年3日至6日於成都,6日修訂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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