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潘光旦先生1956年入蜀記

社會學家潘光旦與四川的淵源說不上久長，但他作為抗戰中遷校雲南的西南眹大的教務長，因各種事務，到彼時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陪都重慶，達八次之多。這在他的弟子、《新觀察》的攝影師張祖道《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中，有明確的記載。但他1956年底至1957年元月的這次入蜀，卻與我的故土、族別、文化諸方面大有關聯，我關注已久，值得認真梳理一番。

【入蜀緣起】

1952年，別說世界史，就是剛得鼎的共產中國，也說不上十分重要的年份。但對於中國社會學來說，卻是壽終而非正寢的悲傷時刻。留下來的社會學家，除個別如孫恩三被極端整肅而自殺外，要麼全改行，要麼半改行，總之無一再教授和研究社會學。因為彼時有些領導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沒什麼社會問題，社會學自然成了無根之木，必欲取消而後快。半改行的社會學家中，像嚴景耀、雷潔瓊夫婦到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當領導或者教蘇聯法律，算是比較好的結果了。潘光旦、費孝通之半改行研究民族問題，也還算學得所用。

潘、費早年的研究領域很少涉及民族學、人類學，不像吳澤霖、許烺光他們雖然與社會學瓜葛很深，卻一開始就以人類學、民族學為主要研究對象。但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的親近程度相當高，像潘、費這樣學問領域深廣的人，這個半改行轉變起來並不存在技術上的痛苦。但做過學問的人，都知道研究者興趣的重要性，這種痛苦恐怕無法排遣。費孝通的訪呼倫貝爾盟，潘光旦的入蜀，作為他們學生的張祖道都曾追隨左右。前者，除了張的攝影報道外，費孝通曾以《話說呼倫貝爾草原》寫了四篇文章；而後者張的成果更為豐碩，除攝影報道外，留下了一本詳盡的日記——《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

張祖道這本書記錄了潘光旦、上海《文彙報》記者楊重野以及他沿途的一些觀察，其間當然是以潘光旦為中心。潘光旦此行是為了做沿長江三峽、川（渝）東南、鄂西南的古代巴人與土家族關係等方面歷史及風俗的調查，進一步印證他此前多年的研究。潘光旦甫一改行，1953年就奉命研究巴人與土家族——彼時尚未有此族名，後經潘先生多方研究，報告提請由國務院1956年10月確定土家族為單一民族——歷史。他運用自己積累的1359張卡片，參考了不少地方誌、歷史典籍、筆記等，撰寫出15萬字的《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的論文，刊載於1955年11月出版的《中國民族問題研究集刊》第四集上（潘乃谷《情系土家研究》，見《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pp.253—254，後引此書，只注頁碼），成為他在1949年以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

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性質，使得潘光旦不安於象牙塔裡的研究，一定要親自到土家族繁衍生息之地，做細緻的實地調查，才能映證其研究是否可靠。1956年5月，他以全國政協民族組副組長的身份參加湘西北考察團，與北大歷史系向達教授，中央民院青年教師劉振乾一道，於42天中訪問了後來湘西州十縣中的七縣——如鳳凰、花園、古丈、保靖、龍山等。向達系湖南漵浦的土家族人，算是回到了故鄉，以他的學術功力應該貢獻出相應有實力的文章，但可惜至今未能看到。但此前調查結束後潘先生所寫的《訪問湘西北「土家」報告》，不僅直接催生了土家族作為一個單一民族的誕生——當然這裡面有順應官方對蘇聯民族政策的迎合問題，此是另題，在此不贅——同時也於次年9月20日促成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

按一般情形來看，完成了這樣的事情，潘先生似乎在此事上應該「收手」了。但作為一個學者的求真精神，卻不能如此怠忽。為什麼呢？他研究了巴人的歷史及遷徙，以及武陵地區作為土家人棲息繁衍之地，橫跨湘、川（渝）、鄂、黔四省（市），並不只是把湘西北調查完畢，就可以擱置不論了。他得看看除了湖南湘西外，那些與它毗鄰的鄂西南、黔東北、川（渝）東南的土家族人口分布、風俗文化等，到底有什麼樣的特點。1956年11月底，潘光旦以全國政協委員的名義，帶著兩位記者，在湖北民政廳的隨員朱家煊陪同下，花了65天把川（渝）東南、鄂西南走了遍，完成了一個以宜昌開始，而以宜昌結束的採訪調查包圍圈。

【沿途記略】

從宜昌沿長江水路而上抵達重慶，再由重慶陸路經抵達川（渝）東南，再由川東南到鄂西南，再返回宜昌，是潘先生們此行的調查路線。沿途所見自然有不同之處，但在異中有同。這種異中有同，是由潘先生關注的中心事項所決定的，即最大程度地仔細弄清沿途所見與土家族有關的歷史和人事。在這種目的支配下，他們看似零散的活動，也變得有相當的粘黏性。

地名與其他人類所用的語言指稱相比，不僅表達某種意義上的存在，而且使這意義有相當的地理性，從而成為記載當地歷史文化的活化石。他指導張祖道不僅要讀《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元明清「一統志」，而且要帶上臧勵和等編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劉鈞仁等編的《中國地名大辭典》，以備考察時翻檢之需。潘先生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敏銳，自然有時或不免有臆測之處。如在宜昌游三游洞時，得知附近有平善壩，潘先生說過去謂平喜壩，平喜與土家人之自稱「比茲」有相似之處，還用發音兼手勢來證明其論點之成立（p.35）。

在由重慶前往纂江的路上，路過一個名叫百節的鄉鎮。「潘先生認為，百節和別茲族是一個音，此地和土家可能有關係，於是停車下來打聽。這裡有向姓等人家，在這一帶山區，向姓多為土家大姓，人多」（p.99）。到了彭水至黔江必翻的梅子關，潘先生同樣的考證路徑之癖又使出來了，他認為與「比茲」同音，「可能是個土家地名」（p.121）。梅子關我本人翻過多次，險則險也，然在我們山區裡卻也並不起眼，更沒想到與我們民族有何瓜葛。而利川柏揚鎮有梅子與梅子水等地名，也被潘先生說成是土家「別茲」的音轉（p.187）。這說明潘先生對地名與土家族之間的關係，特別重視，但是否如此，恐怕不能簡單斷定。這就像潘先生認為叫外公為「家家」，外婆為「家婆」的話系土家語（p.82），不知是否真有所本，這得有相當的語言研究才能判定，我知道這種稱呼在四川很多地區都流行。

除了重視地名與民族風俗多方面的影響外，潘先生每到一地，都不忘與當地的文化耆宿乃至住得偏遠的山裡土家族老人座談，以便從中獲得第一手材料。剛到武漢，潘先生即到湖北文史館找老人座談，到中南民族學院找那裡的土家族同學座談。座談的同學自稱土族，潘先生說他們才從苗族裡分出來，又一頭扎到青海、甘肅的土族那裡去了（p.14），這說明在沒有定型為土家族之統一稱呼前，雖然受到各種壓力包括大漢族主義的擠壓，依然有不少認為自己是與其他民族不同的人。

從宜昌到長陽，他們自然少不了找當地官方與民間老人瞭解土家族的史料，但所得甚少。長陽縣人委辦公室主任熊家復認為此地是別茲卡的發源地，有廩君廟，事實如何，當然是很難考據坐實的。不過在此他們遇到了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專家榮孟源等來此考察，同時找到當地好學喜研究的中學生物老師陳明治，他拿出了一些自制標本，特別是其中的「龍骨」化石，後來證明其是黃家埫的「長陽人」化石。事實上，在土家族地區及沿三峽地區，農民有挖「龍骨」的傳統，當然這是有供銷社、中藥店需求的結果。不只是「長陽人」的發現，與民間挖「龍骨」化石有關，就是後來考古學家黃萬波在巫山大廟發現「巫山人」，也拜當地民眾挖「龍骨」的引導之賜。

潘先生的研究的確很廣闊，從地下地上文物，地名發音，到口述歷史與座談，巨細靡遺，均作為研究材料。但因長陽在三峽地區、長江流域，潘先生到了該地對船戶名冊也極為留意。「潘先生抓緊看本縣船戶名冊，發現不少與湘西相同的土家姓氏。從資料上看，清江乃至三峽上下、酉水、沅水、洞庭湖一帶，過水上生活者，最早為巴人」（p.54）。這個推斷相當有道理，因為古代的水道雖然也相當艱險，但相比陸路來說，其運力成本還是低廉得多，也快速得多，人們比較快速的流動也多藉此來完成。所以在相當廣大的江河湖泊沿岸，形成了很多相同姓氏的聚集，完全在情理之中。這就是明確地告知我們，研究人文地理、民族風俗，若是不涉及政區、自然地理乃至軍事地理，那是難以深入其堂奧的。

沿途潘先生讀了不少史書，但花大力氣地讀過多種版本的家族族譜卻只有《冉氏族譜》，從奉節到酉陽無不如此。一來《冉氏族譜》在三峽及川東南一代相對好找，因為冉姓在此地從唐宋以降，都對武陵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奉節南鄉有一個一二千人聚居的大村，姓向，戶戶都供白虎神，白虎菩薩。過去這裡有冉大王，就是冉姓土司，他擁有初夜權。潘先生說，他除了在湘西聽到過一次外，奉節算是第二次聽到」（p.68）。這種說法在川（渝）東南其實並不少見，因為冉土司管轄之地主要還是以酉陽為中心的川（渝）東南，可惜上次潘先生未及到此，故才有如此讓他驚訝的說辭。

當然潘先生有一些判斷未必不可商。他談到三峽懸崖處懸風箱的做法，說此風箱匣亦稱兵書匣，這也就是三峽有兵書寶劍峽匣（峽）之名的由來，這我同意。但他在多處談到懸棺（包括懸風箱）時，都說與仡佬族有關，在彭水郁江看櫃子岩懸棺時，張祖道的日記直接說「今日去參觀仡佬族懸棺木葬」（p.107），很難服人。仡佬族從族源來看與僚人有關，現在也主要分布在黔東北，但三峽與武陵地區的民族分布狀況非常複雜，直說懸棺只與仡佬族有關，恐不免武斷不實。

【尋書探寶】

我是個嗜書如命的傢伙，見好書必欲收之讀之的人，且帶領侄子們奔赴各舊書市場搜過舊書及諸種雜件，以討生活，故對同道同好的購讀總是非常注意。潘先生及跟隨他的兩位記者，都算得上真正的讀書人。他們沿途探訪各路人物的間隙，總是不失時機地找尋他們自己感興趣的書。

甫到武漢，潘先生及兩位記者上街買日用品，到花樓街附近舊書攤尋書未有斬獲，便到永安市場看到公私合營的古玩玉器聯營組，全在一條街上。他們在那裡看到惲南田的牧丹四元、黃慎的漁家圖二元，邊壽民的蘆雁八元，鄭板橋的一幅竹子十元。他們懷疑其中有假，沒買。潘先生十元買了幅王鏗的山水，楊重野六元錢買了幅蔣南沙的彩絹鴛鴦。「我們買下的幾幅都勉強、一般，只是錢價便宜，三人都滿意在這個上面。可見我們三人都還沒有入門。不過，潘先生我還不能隨便評點，潘先生是北京琉璃廠的老主顧，好幾家齋、閣長年替他收購清朝會試考卷、譜諜和其他有價值的文獻資料。一通則百通，字畫文物方面也應該是個裡手，今天不至於打了眼吧」（p.27）。潘先生對古畫是否在行，不能用他買舊書來看觀察，古畫之做假就連專業收藏畫者都常看走眼，何況隔行如隔山呢？當然，張祖道對自己老師的評論，即便是在日記裡也是謹慎的，很合古禮。

在宜昌短暫的停留時逛街散步，沒有什麼特產可買，「在一個拍賣行見著《資治通鑒》等三部木版書，尚未議定價格。三部書都已陳舊，長江流域雨水多，氣候潮濕，不易保存」（p.31）。工商業的改造，近乎搶劫的強制性公私合營，似乎尚未全盤鎖死宜昌這樣的小城，難道彼時還有尚存的私人拍賣行麼？從長陽縣探訪回來，八天後潘先生還記得上次看的這幾部書，在散步取行李的間隙，「潘先生還想去學院街拍賣行那兒買那部同治版、崇文書店印制的《資治通鑒》。周老闆與其弟商量後，開價85元，宜昌市面出售的書刊很少，沒有形成行市。潘先生說，上半年在北京琉璃廠買到一部‘二十四史’，600本，才65元。這套書價太高，無法還價，最終沒買成」（p.55）。沒有形成行市，缺少競爭但也缺少買家，使得沒見過局面的老闆特別「寶愛」自己手中的東西，喊出偏高的價格。就我過眼的版本來看，崇文書局大多是官印本，紙張、墨色、刻工、印制均較一般，這樣的價格的確比較昂貴。

到了重慶，潘光旦豈能忘記他往來重慶多次，常到體育館、校場口、米亭子舊書市搜尋書籍的美事？於是他們一行人前往尋舊，書鋪早已公私合營。張祖道記述道：「只有一間門面，書也不多。潘先生以10元買了一部乾隆版的《巴縣誌》，4元買了一套《華陽國志》；老朱花了3角買了本《回教真相》，我挑了一部鄭板橋手寫《四子書》（大學、中庸等），共6冊，索要5毛，真便宜」（p.96）。《巴縣誌》與《華陽國志》在他寫出十五萬字《湘西北的「土家」與古代巴人》時候，早已熟讀，但作為研究者來說，總是想自己家裡有留存，才可以隨便翻看研究，價廉自然不妨拿下。

讀書人做民族風俗習慣的田野調查，除了座談口述外，就是查閱各種地方誌，讀到一些異事。讀《纂江縣誌》，他們發覺此地盛產青岡樹，一名槲樹，一名橡子樹。「果實還可以磨了做豆腐，咖啡色，較硬。湖南俗稱為‘苦珠豆腐’，因為它味略苦，又用卵形種子製作，像珠子樣」（p.100）。後來張祖道在酉陽市場見著木炭，「質量上等，用木炭互敲，‘咣咣’響，湖南叫‘鋼炭’」（p.137）。其實這就是他前述青岡燒出來的炭，名之曰岡炭而非鋼炭，可見他不曾把二者聯繫起來。上等青岡炭無煙，卻耐燒，溫度高，不僅潘先生他們在酉陽那幾天每天用此烤火，而且古代煉青銅和鐵都曾用木炭，大約其中不少就是青岡炭。

武陵山區物產比較有名的有生漆、桐油、金絲楠等，但這些均非與日常生活特別相關的物資，所以潘先生他們即令看到也不會買。但到了恩施，「潘先生想買一張老虎皮做紀念。專員應允設法替他找一張最大的雄虎皮。老楊想買十幾張草狐皮（即毛狗皮）。我心裡也想要老虎皮。……我若向潘先生提出，潘先生也多半會同意我買一張，後來再多想想，覺得這是國家的統購物資，我只是一般幹部，還是不搭這個便車為好，於是就取消了這個想法，沒有提出」（pp.176—177）。老虎皮最終買著沒有，張並沒有記載，這說明在幾十年前武陵山區還有不少老虎（黔江縣官員在介紹情況時就說1955年有只老虎咬壞了四頭黃牛，只吃了半頭就向彭水方向跑了，p.165），但我從小除了見過野豬、豺狗等野生動物外，從未見過老虎。

【神奇動物馬老虎】

武陵山區幅員廣闊，植被豐富，水源充沛，由於人煙相對稀少，不少地方堪稱動植物天堂。在遠古時代，土家族的先民有白虎崇拜，所以還在長陽時，潘先生在與縣一中地理老師覃九餘、覃玉如座談的時候，他們就說：「本地人對老虎叫老巴子、大貓子、大傢伙、大牲口。」（p.52）這種稱呼在武陵地區可謂大同小異，更好玩的我們俗稱父親為「老巴子」，是否也有畏之如虎兼崇拜的意味呢？盛傳白帝城為公孫述所築，其實公孫述壓根兒沒到過奉節，潘先生認為白帝城為土家族先民所建（p.66），或許與白虎崇拜有關亦未可知。

長陽一中的生物老師陳明治蒐集了不少動物標本，如飛鼯、九節狸、冠魚狗等，比較有意思。至於大家所熟知的熊、野豬、虎、野貓、狐狸等，武陵地區彼時應有盡有，今天在相鄰的神農架事實上也還依稀可見。十九世紀末曾有英國生物學家在此地採回許多蝴蝶標本，而山東大學昆蟲學教授李傳隆按描述來此蒐集了300種昆蟲標本。在奉節縣人委的小院裡潘先生他們見著一株看上去普通的喬木，竟是1941年在謀道鎮（發現時屬萬縣，後劃歸利川）乾鐸教授才發現的「活化石」，後經著名植物學家胡先驌與林木學家鄭萬鈞鑒定，正式命名為水杉，由此正好說明武陵山地區及三峽沿岸奇樹異禽多到尋常可見。但再奇也奇不過從來沒被人打死過一頭的「馬老虎」。

書中第一次出現馬老虎的記載，是潘先生他們一行在彭水當地人的陪同下，到郁江櫃子岩去看懸（岩）棺途中的船上，「劉運全在船上大談老虎、馬老虎、猴子等」（p.114）。到了黔江，縣裡面的官員提到當地諸物產時，又提到了馬老虎，「馬老虎，（馬老虎）像豹那麼大，已經不多了（縣誌提到馬彪，光緒十五年見之）」（p.165）。到了湖北建始，當地的馮縣長來介紹該縣情形時，再一次提到馬彪（馬老虎），並描述其特徵：「有馬彪，只吃野豬，牛馬脖子上掛鈴，不吃，農民也不殺害它，產血淋子，為飛鼯屎粒。」（p.233）看了這樣的描述，我作為當地人，也只能說一頭霧水。

張祖道按我們當地的俗語「一豬二熊三老虎」記錄了野豬、熊、老虎、猴等發生在山民身上的軼聞趣事，特別提到「馬老虎」。他說到了川鄂邊境不停聽說馬老虎，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張祖道認為這應該是一種動物學家、生物學家還未曾注意到過的動物。「中國人講究相生相克，老鄉說，馬老虎是老虎的克星，馬老虎能吃虎，它的頭長得像馬頭，……馬老虎像狗那麼大小，黃黃的毛，馬頭，長尾；行動極快，喜歡集體行動，一群一群的……它們喜歡吃老虎、野豬，也有本領吃它們。」（p.117）在記載其外形特徵後，當地老鄉繼續給張祖道他們說，馬老虎追上老虎及野豬，即把眼睛抓瞎，然後掏出內臟來吃，最後全食之。

農民們對這種「怪獸」又愛又恨，愛它們能食猛獸如老虎與野豬，給他們減輕不少安全壓力。但問題在於他們又吃農人的牛馬，還說1955年彭水一個農業社12頭耕牛被吃掉9頭，損失巨大。但他們又說只要在馬牛身上掛鈴即可以免遭吃掉的命運。但從這個敘述上，我認為有不能自圓其說的漏洞，既知馬老虎如何防範，且防範成本不高，為何不掛鈴牛脖以免災呢？而且書裡記載說它跑得飛快，機靈到至今為止沒有被打到過，即沒有留下一頭哪怕死馬老虎作為「活證據」，以供人們研究，這更增加了其神秘感。

我的老鄉兼朋友楊長江，是黃門宴的常客，可謂渝東南萬事通，他尤其對我們當地語言變遷，以及在生活中的運用素有研究。當我問他知道馬老虎否？他馬上問了三位均上了年紀的老人：一位民間藝人、一位退休教師、一位獵人的後代，並隨即給我寫封信來。三位都聽說過馬老虎，前二位沒看到過，後一位據稱還看到過馬老虎的屍體。馬老虎「貓烏像卵形（意謂厲害得很——冉注），死了老虎都不敢聞，更無任何動物敢吃它屍體，蚊子和蒼蠅都不巴（盯）死肉」。並說馬老虎「只比貓大，齒像鋸齒，四根爪爪像尖刀，長像卵形」（長得很）。其生活起居在樹上、岩上，「行如閃電，眨眼就到，說不出的騷味隔幾里路聞著都叫人害怕」，可謂神乎其神。

楊長江還說馬老虎在酉陽東部的八面山、猴子山、川河蓋、興隆蓋這些地方都曾出現過。但據他從語言習慣上的考證，馬彪根本不是對馬老虎外形的形容。馬在這裡是厲害、霸道、非凡的意思，「你日麻把老子馬倒整嗦」，翻譯過來就是：你他媽的欺人太盛。彪也是厲害的意思，「這個人年輕時是個彪客」，意思是了不起的混子。因此在他看來，馬彪就是指非凡的厲害角色，而不是說它外形與生活習性，與馬有什麼關係。但是否如此，不得而之，他姑妄言之，我們也只有姑妄聽之。

我從小生活在武陵山區酉陽縣西部的鄉下，但從未聽說過馬老虎的事，問了不少人，聽說過與沒聽說過的都有。有人認為這是川東地區用「麻老虎」來嚇唬小孩後，大家以訛傳訛而成「馬老虎」的結果。後來用搜索引擎，我搜到果殼網一個帖子《傳說中的動物：食虎的「馬老虎」》，此帖分析者說，這種動物可能存在過，但在四九年後就不存在了。這顯然與前述農業社9頭耕牛被吃掉的記載不符。關於馬老虎的各種猜測都有，有說是斑鬣狗，有說是驢頭狼，有說是豺等，不一而足。至於分布地點，除了鄂西南與川東南外，尚有神農架、大別山、貴州等地，都有這樣的傳說。但到底是什麼樣的動物，卻至今仍是個謎。

【1957年的酉陽】

我的故鄉酉陽掩藏在崇山峻嶺之中，抗戰中有名的常德會戰、湘西雪峰山會戰離酉陽相當近了，但日軍卻從來沒到達過敝鄉。但日本人自有他們的強悍之處，即藉著大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身份，實則進行一系列實地勘探的情報蒐集工作，到達過僻遠的酉陽（《入蜀紀行》，見馮天瑜主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旅行記錄》，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但其中的記錄亦多語焉不詳，大約實在可費筆墨的地方不多的緣故。

關於酉陽1957年的事，已遠在六十年前了。除了蒐集1956年剛創刊的《酉陽報》，訪問健在人士外，外人到過酉陽又有記述留傳下來的史料，恐怕相當稀少。因為酉陽僻遠，交通不便，外人不到萬不得已不會進去。進去了你沒有名，有名而沒記錄下來，都會使你到達酉陽的歷史與行蹤，必不為他人知曉。就我所記近三十年來到達酉陽，且留下一鱗半爪之記錄者有如下數人。著名畫家吳冠中畫過龔灘的「老街」，寫過《風光風情說烏江》一文，而著名詩人、學者流沙河，著名小說家周克芹二位先生是我的師長兼同事，路過酉陽，前者為大酉洞（現在的桃花源）留下了一幅有名的對聯「無影無蹤，漁郎路志；有根有據，陶令文章」；後者則親口對我說，坐車蜿蜒盤旋在烏江兩岸，感覺到生命的脆弱，沒有安全感。

好在潘光旦先生一行數人於1957年元旦晚間到達酉陽後數天的行蹤，以及諸多彼時目擊，被張祖道先生給記錄下來了。潘先生們到重慶時，重慶市長任白戈知道他們要到酉秀黔彭去調查土家族問題，於是派了一個懂當地路線的司機申成榮，開一輛英式漫遊者吉普車往裡面進發。據張日記裡介紹，申成榮是祖藉秀山的酉陽勃海人，十二歲即出來跟師傅跑車，彼時二十四歲，有十二年未回家了，他也借這次順道回家看望父母。如申成榮現在還健在的話，據推算應是八十三歲高齡的老人了。

1957年元旦的當晚到得酉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酉陽的吃。張祖道說在酉陽的幾天都有領導陪他們吃飯，可見繁復的吃喝風，在那時的窮鄉僻壤也成了氣候。既是官方請吃，其水準必定不差，每頓均有酒，但似乎沒看到我們酉陽本地人自認為好吃的東西。大約像菜豆腐、綠豆粉之類是上不了台面的。一盤在今天看來不起眼的鍋巴肉片，在張祖道的記敘下忽地生動起來：「有一樣菜叫‘轟炸東京’，是抗日戰爭時期陪都重慶名菜，菜因其名而出名。它是先上一碗配好菜餚的大米鍋巴，再用炒菜鐵鍋或大碗盛滾油肉片湯，在極熱時倒入鍋巴碗中，只聽‘嗞拉’一聲響，鍋巴被湯泡軟了。大家都愛聽那‘嗞拉’一聲」（p.124）。

原來一道鍋巴肉片，還這麼兼具愛國主義與商業生意的雙重意味，可謂珠聯璧合，只能說商人是此中最大的受益者。與他們愛聽響聲相比，我想不少四川人是愛吃那鍋巴的香味，至少我是如此。說到酉陽政府請吃的因放了很多麻辣的鐵（土）火鍋，內容的好吃程度似乎趕不上那名目繁多的泡菜。他們贊美泡菜好吃，領導便謙虛說「一般，一般」，「可是從下頓開始，送上來的泡菜就起變化了，頓頓都不一樣，日常泡菜一般是青菜、紅、白蘿蔔、紅辣椒等，現在則豇豆、刀豆、洋姜、萵筍、絲瓜、黃瓜、苦瓜、芥菜、苤藍、元白菜和叫不出名的瓜、菜，都做成美味泡菜，我們大飽口福，贊不絕口。有些菜不是三五天就能泡成的，大概廚師從鎮上飯店、家庭找來的，甚至是幹部家裡的，真得感謝他們的一番好意」（p.142）。

酉陽是真窮，拿不出什麼像樣的山珍海味，但玩出這麼多泡菜的花樣，也實在算是想盡了辦法。這肯定不算沿途吃得好的，但說酉陽官方服務意識真到位，非常能夠領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真諦，不是誇大之辭。以大家固有的人生經驗來看，記憶最深的一席飯一定不是輕易吃到的那頓。到湖北宣恩那天，晚上十時才開晚飯，「原來縣裡把合作食堂的一位名廚師請來掌勺，菜餚烹製得真好，每一樣都好吃，是我們沿途吃到的最好的一席」（p.203）。到底如何好，卻並沒有記載，餓極了吃飯所帶來的享受被放大，在宣恩這餐可以被稱作夜宵的晚飯裡得到了極好的體現。

在酉陽幾天裡，張祖道的閒筆不少，比如記載1956年及前幾年發大洪水，酉陽縣城被淹的慘狀。這一點我有體會，1983年我參加高考，就是因為四川各地包括酉陽縣城到處爆發洪水，而推遲高考時間——由原來的七月七日至九日，改為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酉陽植被茂密，與諸多鄰縣一樣，動物也相當多。我雖沒聽說過馬老虎，但豺狗的確看到不少，以至於黔江縣官員給潘先生們介紹時也提到酉陽豺狗多。我自己小時放牛羊，就遇著豺狗咬我照看的羊子之脖頸，被我們一群小孩攆走的實情。這不算玄乎，因為那是僻遠的鄉下。但1955年冬天酉師校開運動會，豺狗從墳地（就是今之烈士陵園）來找東西吃，「1956年12月，酉陽城裡一座倉庫，三個人在倉庫外面圍著烤火，一條豺狗也溜過來烤火，被發現後，開槍沒有打著」（p.131）。此事發生在人口較多的縣城，真算奇事了。

《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這本書除了記載比較人事細緻外，它還有一個不可替代的優點，就是圖片多而清晰，因為作者是學社會學而搞攝影的，兼具人文與技術眼光。涉及酉陽的圖片，一下就讓人想起自己在這街上走過的情形，比如他說到縣城那有名的水井，且配上了圖片，我想酉陽人一定會想起雅浦泉。他說自己從雅浦泉出來不久就走到路尾，而上了山，我想他所照的酉陽全城照片，一定是在玉柱峰的對面。他在山上面發現一位婦女在一小塊到處都有壃石的土地上種菜，並說她自稱是個尼姑，是自願種菜而自食其力的。一個還俗的尼姑怎麼能對一個陌生人說「政治不正確」的實情呢？看來張祖道並不知道，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開始，就有逼和尚、尼姑還俗的一股官方力量。一個人要想知道點真相，真可謂嘎嘎乎難哉？！

更為震撼的圖片來自如今被炒得很紅火的桃花源。我們讀高中時，那裡面雜草叢生，我與現在在酉陽縣當領導的同學兄弟伙，一起偷偷進去窺看，在看慣了山川的本地人看來，似無甚可觀。張祖道從裡向外拍了一張，從外向裡拍了一張，其清晰程度及角度都相當地道，能看出許多令人懷舊的原生狀態，不像現在裝飾得我們都認不出來了。張祖道也引了《酉陽州志》裡說大酉洞逼肖桃花源的說法，但也說了以前他作為一個湖南人，只知道桃花源在常德桃源縣的認知。

說到《酉陽州志》，潘先生他們說這是他們沿途所讀諸種地方誌中最好的。我也看了不少峽江地區、渝東南、湘西、鄂西南、黔東北的地方誌，應該說馮壺瀛、冉崇文主編的《酉陽州志》的確堪稱上乘，雖然我也曾指陳過他們的錯誤。「這部州志編得很好，內容充實，又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可見編者下了功夫。不像別的州、縣，修志不動腦筋，只是照抄書。潘先生看過不少志書，也認為這一部是編得好的」（pp.124—125）。編得好最直接的證據就是張祖道、楊重野二位記者都爭相想把沒看完的，看畢了才出發到秀山。潘先生甚至安慰他們說，酉陽到秀山不遠，看完再走，直至1月5日上午十時才看畢（p.142）。

潘先生他們看到的這部州志，最近幾年在黎洪兄的主政下，得以出成排印本，使我有機會在遠離故鄉的千里之外，也得仔細閱讀之樂。不特此也，還引發黎洪兄主編了《酉州風物》等書，以及鄒明星先生主編2013年新版酉陽縣誌，對一些人物與史實的重新審視。目下鄒明星先生剛寫好的《酉陽人文》一書，無疑使酉陽文史研究更上層樓。當然，他們的著述對主土家族及酉陽文化的研究與認知，無疑來自潘先生等前輩的研究成果。

這成果甚至與潘先生他們1957年元旦那幾天在酉陽的實地勘察有關，真可謂神奇而有故事。楊重野偶然「在縣財委會門前的石階級中，有一級是用一塊碑石做的，因太長太大，鋸去了一半，仔細辨認，是乾隆五年製的耿壽平的墓碑，楊趕快去告訴潘先生。潘先生正在看《酉陽州志》第十二卷，卷裡提到，耿壽平是清朝酉陽州的第一任知州」。志書提到他為廢除土司制，改土歸流，「在推行賦稅徵收、編查戶口、建立鄉勇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難重重，等等。而老楊領著潘先生察看的這塊碑文，正是記載這些事跡的」。更巧的是，「院子裡對面的一排石階級中，也墊上另半邊碑石，正好配齊。潘先生向縣領導建議，耿壽平碑是酉陽一塊重要的歷史紀念文物，應該將它修復，樹立和保護」（p.141）。看到真正懂土家族歷史和文化的大學者來了，不僅讓他讀到了好的州志，而且讓他實地找到被壞的文物與書籍內容相映證。說此等巧合，是神跡都不為過。此時離潘先生學生費孝通說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也不遠了，不久潘先生就被打成了右派。若這次錯過了，這塊石碑的原件或許永遠消息於天壤間了，豈不神乎？

三十四年後的1991年，費孝通踵武其師潘光旦之後，帶著他的學生、熟悉此地的張祖道，以及他的助手、潘光旦先生的長女潘乃谷，一起到川（渝）東南、湘西、鄂西南做民族分合的深化研究。可惜張祖道似乎並沒有做相應的文字記錄，有無照片留下也不得而知。不然的話，就像他五次追隨費孝通——1957年、1982年劇烈變化的兩次留有照片及文字說明，反而是1994、1996、1999年這三次沒有圖書收入書中——到他的故鄉江村做記錄而成《江村紀事》，可仿而出一個攝影帶說明文字的圖文集《武陵地區變遷六十年》，因為張祖道曾於1956年、1991年、1994年、2001年四到武陵地區。倘能出一本這樣的圖文集，對張祖道的二位老師以及大武陵地區，是多麼難得的歷史記錄與追念啊。

張祖道作為潘光旦、費孝通二位不算出名的學生，其實只是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罷了。他曾歷任《新觀影》、《中國攝影》、《人民戲劇》諸雜誌的攝影記者與編輯，拍攝了大量的圖片，直到2007年他85歲時才出版了第一本攝影集《江村紀事》，可謂「大器晚成」。他曾於國共內戰時當過戰地記者，他追隨其師潘光旦、費孝通四到武陵、五訪江村，把社會學眼光與攝影技術結合得比較好，說他是中國這方面的先行者，一點也不為過。我曾仔細翻讀其《江村紀事》、《剎那——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剪影》等圖文集，也曾看過他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拍攝的戲劇連環畫《救救她》、《做紙花的姑娘》、《靈與肉》、《深夜靜悄悄》等，其拍攝的神情逼肖，就是拿到今天來看，也算上乘。

張祖道先生2014年去世後，吳祖彥曾寫過一篇《從清華學子到戰地記者》，記錄了他國共內戰時作為戰地記者的攝影經歷，文末作者說參閱了一九四九年張祖道的日記。再參以《1956，潘光旦調查行腳》、《江村紀事》來看，張祖道不僅拍攝了大量照片，而且還有記日記的習慣。如果有心人能徵求其家屬的同意，把他的日記，以及拍攝的大量圖片，分門別類地整理出來，不僅是長達七十年來當代中國紀實與社會攝影史的縮影，同時也是文化與社會變遷不可多得的留真，配上他的日記，應是當代中國社會的重要史料。

其重要程度何在呢？讓我摘錄2003年3月29日費孝通為他這個學生的題詞：「祖道以其五十多年的攝影實踐，稱得上是一名田野調查的攝影者，攝影的田野調查者。」一個攝影者有社會學眼光，在中國當代攝影史上恐怕也是獨一無二的。我甚至覺得要研究四九年後的社會學史、民族學史、人類學史，不參考張祖道的日記與攝影，是個比較大的損失。倘使包括酉陽在內的大武陵地區的有心人，要整理所在地的文化與歷史，如不能拿到與張祖道先生相關的記錄和研究，那一定是殘缺不全的。

我期望在不遠將來，踵武潘光旦、費孝通諸先賢的路線腳蹤，做一些關於大武陵地區的田野調查。比如關於懸棺，我不同意潘先生的看法，同時也不同意現今所看到的，為何置棺於懸崖上的諸種解釋。我手上有一些資料，包括一些口述，支持我做出和此前說法與眾不同的解釋，但要做出能邏輯自洽、論據充足的結論，必須付出更多艱辛的努力才行。我只期望一直著意想寫的一本關於大武陵地區的，融合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方面的學術隨筆著述《我們的搖籃：穿越大武陵地區》，能夠在不太長的時期內有一個好的結果。

2015年3日至6日於成都，6日修訂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