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海峽50年」第八篇：成家立業

1966 年，32歲的松山來到南投縣國姓鄉教書。

在這個窮鄉僻壤，有才氣又很會打籃球的他很容易就受到矚目。村子唯一的主街上有一個小餐廳，是學校教職員經常去聚餐的地方。餐廳老闆有好幾個正值花開的女兒，其中的三女兒秀菊在電信局是臨聘人員，準備要報考正職，但因為英文程度不好，想找家教。村裡剛來的幾個老師具有大學學歷，是全村教育程度最高的，兩人因此而認識。恰好秀菊的妹妹是松山班上的學生，就這樣近水樓台，愛苗茲長，松山和秀菊漸漸進展到論及婚嫁的關係。

當年在國姓曾經駐紮過一批從大陸撤退來台的軍人，每逢過年過節，村子裡家家戶戶在熱鬧團圓時，總可以從駐紮營區聽到令人心碎的哭號聲，響徹整夜。「每逢佳節倍思親」，那些離鄉背井的阿兵哥，此時特別的想家，一想到遠在海峽對岸的親人，這一別已經十幾年，無法見面，無法聯絡，怎能不傷心絕望？秀菊的母親很同情這些人，偶爾會帶些節日的食物去給他們，聊表慰問，以解他們思鄉之情。

然而，在那個省籍情結非常嚴重的時代，本省人的秀菊和外省人的松山，注定是要遭到反對的。加上秀菊的家庭在那個小地方算是有點資產的小戶人家，而松山卻是個無父無母的窮光蛋，對重視財務實力甚過外表才能的秀菊的父母來說，讓女兒下嫁這樣的人是不可接受的。

（注：所謂的省籍情結，是指在1945年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之後，在台灣出現的族群間爭議。中華民國政府在身份證記錄上，會記錄每個人所屬的籍貫。被登記為臺灣省的人，稱本省人。而外省人指在1945年前其籍貫登記為中國大陸各省、非台灣省的人，通常這個族群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中華民國政府搬遷來到台灣的中國大陸人及其後代。由於生活習慣、歷史記憶、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同，常導致兩種族群發生排斥，並深刻影響至今。）

其實反對的不只是秀菊的家人，相當於松山父兄的來教授，也是極力反對。他知道松山在大學時其實有不少女同學很喜歡他，因為他功課很好，又是籃球校隊。但他在那些家境不錯的女同學面前很自卑，根本不敢妄想。況且松山心心念念還是想去念研究所，所以他應該找一個學歷能跟他匹配的對象，來教授不願看他從此就在鄉下地方屈就一輩子。

沒有任何積蓄的松山，根本拿不出女方父母所期待的聘金。最後，在沒有親朋好友的祝福及財務支援下，秀菊只帶著一套衣服和一雙碗筷，很可憐地搬進了松山那個狹小破舊的教員宿舍。

才剛結婚，松山就告訴秀菊，來教授不斷地叮嚀他：

「別忘了，你還有一條尚未走完的路。」

他指的就是要松山繼續唸研究所。當時只有國中學歷的秀菊連什麼是研究所都不知道，但她非常願意支持丈夫想要做的事。婚後七年，松山終於圓夢，考上了研究所。全家搬到台北。松山一邊在台電工作，一邊在大學兼課當講師，一邊繼續準備考博士，直到49歲那年才考上博士班。而秀菊受到丈夫好學不倦的影響，後來繼續用函授的方式唸完高中及專科，並考取成為公務員。

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認為台灣要發展經濟，必須培養更多自己的人才。所以在蔣經國的資助下，設立了文化大學，並成立了台灣第一批政經相關的博士班，網羅了許多一流的大師級人物及留美博士來任教。松山在文化大學讀博士期間，有幸認識了許多當代的學者大師，例如曾虛白，錢穆，陶希聖，秦孝儀，葉祖灝，林桂圃，任卓煊，崔再陽，等等。他們不但是政府的智庫，且桃李天下，培養出許多經濟人才，為台灣七十、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有卓越的貢獻。其中尤以曾虛白老師的學者風範、人品素養、及淵博的知識，對松山產生很大的影響，令他景仰不已。

松山在台電工作期間，與在附近的植物園工作的好友高振襟（在員林實中認識）每天見面一起午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可惜高後來因病早逝。從事政治研究及教學的好友湯承業，從松山考博士班開始，直到後來唸完博士，回到中興法商任教，也一直對他多有提攜。後來湯曾到中興法商兼課，他倆與來教授一行三人成為同事及好友。

連同之前提到曾經在他最困頓時幫助過他的賈良和安德風，他們跟他一樣都是遠從山東來，落地異鄉的遊子。同鄉情誼的溫暖，在他人生的不同階段照亮過他，一輩子感懷在心。

松山的職涯中，一共出版了六本專業領域的書籍，包括「平均地權的理論與實踐」，「土地法規」，「土地行政學」，「中共土地政策研究」等等，都是台灣甚至對岸在此領域的標竿著作。他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過上百篇論文，包含政治類及地政類。擔任中興法商地政系的系主任期間，他對老師及學生都抱著以和為貴，盡量助人的態度，金錢收支一律交由專人保管，盡監督之責，但決不親自經手。同時，為了提升學校的競爭力，上任系主任後，松山全力爭取本系研究所之成立。歷經四年奔走斡旋，於2000年正式成立地政研究所，功成身退，仰俯無愧。除了學術教學，松山也在文化大學於台灣各城市所開辦的「地政學分班」講課，遇到很多具有實務專長的在職學生，一起切磋，很享受「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教學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