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輔法》修法的政策問題

10月3日，台中大雅區農地工廠發生大火，造成兩名消防員殉職，消息經媒體披露再度引起農地工廠的公安和污染爭議。即使《工廠管理輔導法》因應農地工廠議題，於6月23日修正三讀，但行政院長蘇院長也承認，台灣的工廠議題在過去幾十年來不論哪一黨執政，「過去訂了 10 年期限卻沒做到」。在此以「政策回應性」提出幾點問題：

第一，《工輔法》的修正是反映管制型國家或去管制？在法案修正後，違章工廠名單公佈和斷水斷電由經濟部主責。輔導業者轉型、遷廠或關廠，拆除和罰缓由地方政府執行。業者則配合提出改善計畫，在不危及公安，污染且不新設置廠房原則下，在修法通過10年內，必須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修法在條文內容上，呈現「管制型國家」意味，但「生態補償金」的農地解編，可能導致管制型政策下的「去管制」效果。亦即，在未對農地整體的利用方式和受污染程度進行全面調查， 農地解編於《工輔法》子法的機制未明前，農地上的工廠管制， 和解編是否能達到預期效果，確保農地農用或避免農地大量流失？

第二，政策的回應性可能受到政治情勢的影響。《工輔法》修正所要回應的，到底是誰？是農地地主、農作者、環保NOG倡議團體、社會大眾的公共性、還是現有農地工廠的業主?隨著標的團體的觀點不同，回應性是否具有效率性、效能性、公正性？它看似同時回應了工廠主的產業利益和公共性這兩極端的議題，但時間拉長，即使目前的確於法規上回應了農地和污染問題，而執行措施是否能持續，執行力是否能通過政黨執政更替的考驗？尤其，第 28-5 條所訂20年落日條款（特定工廠登記）在《工輔法》未以命令頒佈「生效日期」的現在，沒有起點時間，自然未有落日期限的實質規範。

第三，不同層級的回應性之間是否能相輔相成？地方政府主導的農地工廠的轉型、遷廠或關廠，拆除和罰缓，涉及人力是否足夠、裁量標準是否適當，而在面對工廠經濟利益所及的地方派系和政治力量界入時，地方政府的執行能力是否足夠？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與協調配合的農地主管機關（農委會），以及地方政府三方能不能在行政上合作？彼此的目標詮釋是相互拉扯還是共同建構，能不能溢出過往對部會功能回應的想像？而公民訴訟機制，若無主管機關的決心和仲裁，則即使有大量的公民訴訟，也只是把爭議解回歸至污染產生後，由市民社會中「經濟」和「社會永續發展」兩種層面形成對立對抗，將農地工廠的改革議題時間拉得更長，也更加淡化修法的管制型國家色彩。

為使《工輔法》的修正成果能具體落實，行政團隊應以多種政策工具齊下，在執政期內緩解上述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性，並盡早推行《工輔法》的施行生效日期，切莫違反護持公安、節制污染的修法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