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受伤的故事

回想起受伤的那一刻，我仍然心有余悸，觉得自己原本可能瘫痪。背部那一瞬间的剧烈疼痛，像闪电一样沿着后颈袭来，凌厉地击穿了大脑里的空白，因为格外陌生而带着强烈的不详征兆。在我能进行任何认知和思考之前，就震慑了我，把前一秒还在兴致勃勃冒险的我，打击得魂飞魄散。

我不受控制地尖叫起来，本能地挣扎了几下。旁观的两个朋友显然也吓坏了，跑到我身边询问情况。他们的声音让我清醒了一些，在第一时间意识到我摔伤了脊柱后，我赶紧动了动自己的两个脚指头，发现仍旧活动自如，这才松了口气，放松地躺在了垫子上。

激烈的疼痛并没有持续，取而代之的是背部连同整个躯干的麻木和僵硬，虽然知道没瘫痪，但也一时无法动弹，和朋友说了几句话后整个人冷静了下来。有个工作人员跑了过来，拿着手写板记录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是从最初级的bouldering路线上跳下来受伤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问我的年龄，我说36，他惊叹到：“你看上去只有26！”然后我们笑起来，虽有些故作轻松，但恐惧的压力也被驱散了。

末了，他询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想到之前差点让我破产的救护车经验，我忙不迭地制止了他，并强调我没有大碍，只需要休息。

之后，我发现除了一动不动仰躺在垫子上，些许的移动也会引发背部的剧痛，不仅是那几节脊椎骨，而是牵扯着背部下方的所有肌肉一起痛，髋部以下更是像灌了铅一样，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体重，它重得我挪不动步子。我花很大功夫才能站起来，但需要动到躯干的活动，特别是弯腰、扭转，都不可能，所有的动作都只能放成慢动作，且上半身得挺得笔直的像站军姿一样。

为了不让朋友担心，我反复说没事，让他们继续去玩。躺到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便叫了个Uber回家，却发现，没法弯腰的话连鞋都换不了，需要朋友帮我穿。突然之间，我和身体不再是一体的了，它变成了我的负担，我几乎是把它一点点挪动到车子跟前然后拽上了车。路上我让司机尽量开慢点，因为任何一点颠簸和转弯时惯性带来的拉扯都能惊动我坏掉的部分。

这是今年6月发生的意外。回到纽约之后，我经不起朋友的安利，和他们一起去岩馆攀岩。这是我第一次攀岩，但才攀到第二个的时候，因为很顺利就摸到了顶，我便膨胀起来。朋友第一次叫我往下跳的时候，我还小心地往下挪了几步才跳下去，但他第二次叫我往下跳，我便直接放手从最高的位置跳了下去。

不幸的是我落在垫子上时姿势错误，原本应该整个身体向后躺倒，以便冲击力能均匀扩散，但我却一屁股坐在了垫子上，导致脊柱被硬生生杵伤。

我在床上躺了半个月左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无法长时间坐或者站立，行动极为缓慢，连去个厕所都像上刑，打喷嚏更是可怕，就像个吞了个爆竹在腹腔的位置爆炸。为了避免晚上翻身被痛醒，每天吃一粒布洛芬才能入睡。大概是带着对美国医疗系统的成见，我没有去医院，只是远程咨询了一下我妈（她以前是医生且是一名腰椎间盘突出病患），开始我不敢说去攀岩了，模模糊糊说自己摔了一跤，描述了一下症状，我妈就让我尽量躺着静养，说即便是去医院，医生也只会让我静养。后来她看到了我朋友圈小作文，知道我是作死去了，但也没埋怨我，只是发了一些有助于复健的运动图示给我，然后说，骨头上的伤不可能完全好，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炎症，后遗症将伴随你今后的人生。

那一刻我并不难过，而是感到一种奇异的连接。我妈有长年累月的严重腰痛，据说是因为年轻时候坐着看书看得太多。在上班的末期，她甚至只能跪在电脑前工作，出行时长时间坐车、飞机都必须躺下。她也曾经经熟人推荐，做过号称能够减轻症状的“小针刀”手术，却毫无作用。这么多年来，她在无数的日常场景中抱怨过自己的疼痛，但我从未体会，也无法共情那种感受。

其实我自记事开始，都没有太多病痛的经验，尤其是成年之后，我很少生病，抵抗力和体力都属于同龄人中比较好的。我是资深的旅行爱好者，疫情前也经常去别的国家旅行，从不水土不服。正是因为这份皮实，促成了我爱折腾的性格——热衷于去陌生的地方，尝试新的活动，对风险不以为然。就在不久前，我的一个爱好攀岩的好朋友摔断了手，带着固定器好几个月，但好像我们都不拿这个当回事儿。我偶然看到她小腿上的一道长长的旧伤疤，竟还有些羡慕，觉得身体的磨损是一种荣誉，是我们物尽其用的表现。

但真正受伤的时候，笼罩我的却是一种淡淡的耻辱感，一种想要完美掩盖的耻辱感。在以一个功能失常的身体努力履行所有正常功能的过程里，我对自己从出生起就有的预设被突然打破了——作为一个“健全人”的预设。

疼痛存在的每一天里，我都在被迫重新理解身体的状态，因为我如何看待它，与它相处，也影响了我和外界相处的方式。它带来了一种新的语境，也启发出很多新的想象。

我并没有后悔，但时常会被自己的想象恐吓，比如若是那一刻伤得更严重，今后的人生就会被彻底改变，那又将是什么模样？也许还不算绝路，至少我可以用双手码字。

这种想象后来变得玄学起来。我有理由相信在坠地那一瞬间，自己只是侥幸落到了的这个并无大碍的平行宇宙里，而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我已经再也无法站起来。

人类的问题就是会在所有（哪怕是很偶然的）经验里寻找message，写作者更是其中的重病患者吧。某一刻我悲伤地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耍赖当年轻人了，并不仅仅是机能上的衰退，而是我已经能够想象自己行为的后果，且必须为其付出代价，特别是身体上的代价，因为这无人可以代偿。

通过身体的界限，我才明白凡事皆有界限。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法假装自己无所不能。

在长达两个多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的时间里，我连一个普通的人能够做到的最普通的事都难以达成（但我竟然一直在学习和工作，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出国五年了，几乎全程保持单身，在现代社会的加持下，身体被延伸出来三头六臂，个体的边界被极限拓展，连带着ego也膨胀起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极端情况，才发现一个人被打回原形，孤立无援，只剩下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面面相觑。这是在之前漫长的疫情期间，都未曾经历过的。

我认识过那么多人，此时却想不起来求助任何人，因为觉得没人能帮我，能够帮我的人只有我的亲人，但他们远在天边。在纽约的朋友，哪怕关系再好，都不可能来贴身照顾我这么长时间，就算对方愿意，我也不愿意麻烦别人。

Hari在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主动提出要来给我送饭，顺便帮我做一些家务。第一次的时候我没同意，但没绷几天，他再次提出的时候，我就让他过来了。他当时只是我的一个约会对象，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因为很聊得来，我约会他的时间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人，也神奇地发现和他呆着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不自在，但我并没有做好让他介入我的生活的准备。

那段时间，他刚加入不久的一个创业公司因为找不到投资正面临倒闭，数个月发不出薪水，他的心思游离不定，打算回到学校读一个数学学位——纯粹是因为兴趣，这和他之前的学业和职业轨迹几乎毫无关联。他本科念的是CS，后来在NYU读了法学博士，还曾经去清华大学交换了一年，学了几句倒中不洋的中文。这两个专业捡哪一个好好从事下去，都会是美国妥妥的资产阶级，但他人至中年，又发现自己的热情在于数学，想要从基础开始接受系统性的学科教育，成为一名研究者。

这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共通的特质，因为我的轨迹也同样跳跃，从建筑学跨越到社会创新领域，最后却做了媒体，并且始终觊觎着去读一个社科或者艺术类的博士。

我卧床的那段时间Hari已经开始上NYU夏校的数学课程，于是他临下班的时候就会发信息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在路上买好饭菜，带来我家一起吃，吃完饭就开始抱着Ipad听课。我临时租的房间没有办公桌，平时大多都（极不修边幅地）躺在床上工作，所以最后我俩就都躺在床上各做各事，像一对老夫老妻。他听完课后就差不多就天黑了，我们有时一起看个电影，如果我感觉好点的话，也会一起出门走几步，去我傍晚经常散步的河边码头，看看今天曼哈顿上空的云朵又染上了什么颜色。

需要他照顾的时间没几天，我很快就能生活自理了。临走前他对我说：“我很高兴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找的是我，而不是你的朋友。”

后来我和朋友聊起亲密关系，说起这段经历，觉得有些感动。朋友还处在一个会把伴侣应该满足的所有条件列一个check list的年龄，我则对此没有任何期待，也不会指望在一段关系里塞进自己所有的需求了。现代人已经太复杂，没有人能担负另一个人的人生，如果对方只是刚好填补了一个缺口，还正好是我长期缺失的，那也非常难得。毕竟，在你最好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关注你，而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但是你最差的时候，还有谁会在意你呢？可是我想，这太现实了，年轻人不需要这么早明白这一点，年轻人唯有荷尔蒙不可辜负。

隔了一段时间后，我在群里聊天时看到有人发了张截图，上面说人在现代社会里一定要独立自主，才会有一个好的情感关系基础。这放在十年前还算进步思想，现在看来却有点陈词滥调。我忍不住祭出了个宏大叙事：“独立自主和亲密关系再怎么寻求平衡，本质上还是挺矛盾的，人是因为脆弱和残缺，才会互相依赖互相需要 。资本主义为了最大化每个人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制造出来个体主义的神话，副作用就是人均原子化。人类借助科技的幻肢可以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但是很遗憾，人的心灵并没有从群居生活里进化出来，依然最渴望连接和共情，所以这个时代那么多心灵残缺不全的人。然而很多人不明白自己内心的渴望，以为遵循资本主义的逻辑，做到更高更快更强就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实际上是南辕北辙罢了。”

可惜当我意识到“独立”是被高估的价值时，已经走不出这个舒适圈了。

一个多月后，我决定去看医生。

并不是因为脊椎的情况恶化了，而是因为它好得很快，我心理压力也减轻了很多，足以坦然面对。但就像我妈预言的，它也没有恢复如初，背部的僵硬、麻木盘踞不去，往前弯腰明显感觉受阻。如果工作太长时间，或者睡觉的姿势不对，整个上半身都会酸痛难忍。

美国的医生分类很细，我在google上搜索应该看哪一类医生时，发现了chiropractor的存在，翻译过来就是脊医——专门解决脊柱相关的问题。

知道是哪类医生就非常好办了，我打开Zocdoc开始寻找附近可以预约的医生，仔细对比了一下医生们的评分和患者的评论，最后选择了一个头像看上去非常阳光帅气的R姓医生（而且他还是全五星好评），恍惚有种划dating app的愉悦。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担心和医生沟通不顺畅，特意叫上了Hari，让他关键时刻帮我听听医生都交代了什么，Hari很爽快地跟着我去了，带着他鼓鼓的书包。诊所在曼岛中城Bryant park旁边一栋写字楼的八楼，离我家不算近，坐地铁门到门得二十多三十分钟，但是Bryant park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公园之一，盛夏时节纽约的天气也好，喷泉晶莹，绿树成荫，穿着时髦的青春男女们躺在草地上看书听歌谈情说爱，能够顺道去走走也算很惬意。

美国医疗系统整体来看是屎，但是如果有保险，不愁昂贵的医疗费的话，私人诊所的就诊体验是很好的，环境不挤也不吵，医生的服务态度更是一个比一个好。到了之后我才发现之前的担心和Hari的陪同都是多余的。

这位R医生真是头像即本人，他有一张像电视广告里的白人模特那么标准、正规的脸，笑容也是标准灿烂，牙齿雪白整齐，一双蓝眼睛非常夺目，这个形象配上情绪饱满字正腔圆的美式英语，美国人特有的自信放光芒的精气神真是走到哪儿辐射到哪儿。

征得对方的同意后，我和Hari一起走进了诊疗室。R医生和一位助理耐心地听完了我受伤的故事，两人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配合着情节不时露出各种表情，点头、摇头、瞪眼、叹气，并发出“oh gosh”之类的感叹词，实在是太捧场了。我讲完后，他们就指导我做一些动作来望诊，确定我身体机能正常后，又带我去拍了X光片。

R医生研究完片子之后便告诉我，他发现背部脊椎有一节间盘被摔得压缩了些，还有点侧弯。除此之外，他居然还发现了我很多年前临近位置受过的旧伤，让我回忆一下小时候是否遇到过什么事故。我搜索了好久，才想起来上小学时有一次从小区游乐设施的秋千上摔下来，几乎是同一个姿势着地，尾椎疼得难以走路，但因为当时住在外婆家，外婆以为没大碍，就用跌打的药膏给我屁股按摩了几次，也没去医院。

R医生说，这就对了，你的脊柱还留有那次受伤的记忆，在受到冲击的时候启动了应急保护，就给整变形了（具体怎么应急的我没听懂）。

我的脊柱竟然保护了我两次没让我截瘫，当时就感慨它太不容易了。末了，还思念了一下远在家乡的疗养院里的外婆。

之后R医生便给我上了止痛加矫正套餐，没想到竟然还是中西医结合疗法，先是有人进来用刮痧板给我做经络疏通，然后另一个人来扎针灸活血止痛（通电的那种），再来另一个人做背部推拿，最后才是R医生亲自上阵做脊柱矫正。他的技术很好，把我摆成不同的姿势按压、扭转、拉伸，把僵硬的关节搬得咔咔作响，动作幅度总是控制在我担心颈椎或腰椎会拧出事的临界点之内。整个流程做下来，特别过瘾，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被修理了一次。

另外，作为中国人，人生第一次针灸是在纽约做的，我也是没想到。操持针灸的还是个年轻的中国女医生，进来之后确认过眼神就开始说中文，坐在一旁看数学书的Hari也用中文和她打了个招呼，还接着说了句“我的中文讲的不好。”她很惊喜，然后问我：“他是你的男朋友呀？”

我回答：“是啊。”

她说：“真好，还能讲中文。”

我说：“讲不了几句，早忘光了，他以前在北京学习工作过。”

她说：“那你们是在国内认识的吗？”

我说：“不是，在纽约认识的。”

询问的分寸停留在没有实质信息量的地方，她扎好针之后开始贴片通电流，一直加大功率，然后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她说：“看来你背部的感觉是有点麻木。”

从诊室出来后，R医生建议一周最好来治疗两次，前台也已经帮我安排好了下次预约的时间，那时我意识到这种“矫正”将是一个漫长的工程，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一次的时候有诊断费和拍片费所以是250美金，之后每次都是150美金，我的保险只能报销50美金，虽然觉得这是笔不小的花费，但我确实对这里的服务很满意，再说了，钱都不花在自己身体上，还能花在哪儿呢？

走到楼下之后，Hari突然问我，”刚刚那个中国医生是不是跟你问起我来着?”

我有点意外：“你听懂了吗？”要知道我一直没把他的中文水平当回事，觉得那不过是套近乎的噱头。

他说：“我听到了一个代词‘ta’什么什么，觉得她是在说我。”

我便回答：“哦。她问我你是不是我男朋友。”

他问：“你怎么回答的啊？”

我说：“我说是啊。”

他故作惊讶：“可是我们从来没商量过这事！”

夏天总是十分短暂，在纽约的近四个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按时光顾诊所，还一边和Hari以及纽约的各路朋友到处去玩，这周去漂流，下周去徒步，下下周就去划kayak，连R医生都开始询问我每周末的安排，指望我推荐他带孩子出门的去处。常常我们连周末也等不及，晚上一有机会就跑出去吃饭喝酒看电影，还总嫌项目安排得不够多，有今天没明天似的。为了挤出时间玩个畅快我不惜通宵赶作业，整个人在压力和释放的两极来回摇摆。疫情之后，这是纽约第一个全面解封的夏天，人们带着强烈的FOMO情绪，急于追回被省略的生活，整个城市都躁动不已，洪流般的光影声色，浩浩荡荡就过去了。

八月底初秋降临，乘飞机回加拿大的前夜，我硬拉着Hari去进行了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午夜时分在公园骑车。我们去了他家附近的Prospect park，在宁静的夜色和凉爽的晚风里沿下坡路滑行，伴随着耳边响亮的蝉鸣，穿过成片成片树林的黑影。脑海里空无一物，我的身体如此轻盈，已感觉不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