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

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許多人認為整個治港策略應該會逐漸貼向現實，慢慢回歸理性。這種猜想當然十分合理，因為如此震撼的選舉結果，將會徹底改變下一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極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被動，無法如臂使指地決定未來香港的特首人選。再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間接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中央政府以及涉港部門是否應該改弦易轍，換一套更加貼近香港主流民意，也更加顧及國際觀瞻的方略呢？然而，在過去一個多月裏面，大家並不容易看到這種改變的跡象；反而聽說香港應該效仿澳門，成功落實澳門版的一國兩制，將來最好能讓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常存心中一股暖流。為什麼？難道真的不怕局面繼續惡化，不用顧及香港主流社會的取態，更不用擔心香港經濟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的衝擊嗎？怎麼可能這麼不現實呢？

換一個角度來想，區議會選舉的失利及其連帶後果，在中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次香港政權危機。也就是說，接下來在香港面對的主要問題再也不是金融中心能否存續，更不是什麼社會民心的向背，而是能不能保住香港的政權。當一件事情上升到「政權保衛戰」的高度，其他一切就都要讓路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國家進入了一種運動模式，我們一般人所謂的「現實」通常都會被運動自身的既定模式排除。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民間企業困難，照道理講，在出臺這種紓困策略之餘，也應該徹底停止過去幾年「國進民退」的步伐才對。可是最近一連串巨型企業創始人辭職退休的新聞，卻似乎給出了完全相反的信號。未來既然可能要面對和美國的全面競爭，那麼現在就應該在教育上面做好準備，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去培育人才和發揚知識。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紛紛改變校章，刪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強化黨的領導。稍知國史，就知道現實和常理在運動面前的無效。「大躍進」從一開始就不現實，但到底持續三年；「文革」動搖國本，後患無窮，它現實嗎？合理嗎？居然也要等到改革開放，現實才被重新發現。

這裏面有另一種邏輯，對現實自然也有跟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解讀。比如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我們很多常年觀察香港時政的朋友，其實都曉得她的缺點。這位以敢拼和高效著稱的行政人員，時常不顧一套政策帶來的政治後果。她在官場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壇中欠缺廣泛人脈，在特首選舉期間更是不孚民望。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審視，大概都會同意她並不是治理一座複雜城市的理想人選。今日局危若此，雖然出乎意料，但也並非無緣無本。那麼當初為什麼會選中她呢？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她所有的缺點原來都是優點。不顧後果地強推政策，說明她聽話，敢接死任務。在政壇和權貴階層的關係不好，則說明她沒有自己的派系，更不是某些商業集團的附庸。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歡心，這說明她只能向上效忠。類似案例，歷朝屢見，只是現代港人或許不熟這種用人的「學問」。

很多朋友批評我過去幾年在此寫的一堆東西太過悲觀，立場令人懷疑，尤其最近幾個月更好像是故意給熾熱的抗爭運動潑冷水。坦白講，我寫時事評論，從來沒想過責任是要替任何運動打氣。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什麼叫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識？且舉一個肯定讓很多黃絲不高興的例子，那就是近日大家高談的「黃色經濟圈」。出於政治取向，選擇某種消費模式，這一點我很明白。但是反過來破壞藍色商戶，在我看來就完全不能接受了。理由很簡單，如果有一個人發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觀點，我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和他在言論的平臺上討論爭辯？我怎麼能夠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開的店鋪？如果黃絲可以容許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

當初開設這個專欄，並沒打算要寫這麼多時事評論，只是活在時勢當中，難免也有不得不發的感慨。回過頭看，無論是我原來想寫的那些雜碎，還是關於時事的討論，其實都沒有寫好，使我愧對董橋先生和黎智英先生當年慨請錯愛。從最初的「陀山鸚鵡」，到現在的「普通讀者」，我衷心感謝二位和《蘋果日報》諸位主事的容忍。我尤其對不住編輯，總是因為我的行程忙碌，在我不克交稿的時候焦頭爛額。故此我曾兩度辭筆，以免各位煩勞，如今獲准，但願對讀者也是一種釋放。

（原文首發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