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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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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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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結束之後,許多人認為整個治港策略應該會逐漸貼向現實,慢慢回歸理性。這種猜想當然十分合理,因為如此震撼的選舉結果,將會徹底改變下一屆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極有可能使得中央政府陷入被動,無法如臂使指地決定未來香港的特首人選。再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間接危及香港獨立關稅區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中央政府以及涉港部門是否應該改弦易轍,換一套更加貼近香港主流民意,也更加顧及國際觀瞻的方略呢?然而,在過去一個多月裏面,大家並不容易看到這種改變的跡象;反而聽說香港應該效仿澳門,成功落實澳門版的一國兩制,將來最好能讓香港的小朋友都能常存心中一股暖流。為什麼?難道真的不怕局面繼續惡化,不用顧及香港主流社會的取態,更不用擔心香港經濟地位的改變對整個國家的衝擊嗎?怎麼可能這麼不現實呢?

換一個角度來想,區議會選舉的失利及其連帶後果,在中央政府而言可能是一次香港政權危機。也就是說,接下來在香港面對的主要問題再也不是金融中心能否存續,更不是什麼社會民心的向背,而是能不能保住香港的政權。當一件事情上升到「政權保衛戰」的高度,其他一切就都要讓路了。更何況現在整個國家進入了一種運動模式,我們一般人所謂的「現實」通常都會被運動自身的既定模式排除。舉個簡單的例子,如今民間企業困難,照道理講,在出臺這種紓困策略之餘,也應該徹底停止過去幾年「國進民退」的步伐才對。可是最近一連串巨型企業創始人辭職退休的新聞,卻似乎給出了完全相反的信號。未來既然可能要面對和美國的全面競爭,那麼現在就應該在教育上面做好準備,以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應有的邏輯去培育人才和發揚知識。但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數一數二的名校紛紛改變校章,刪掉「思想自由」甚至「探索真理」,好強化黨的領導。稍知國史,就知道現實和常理在運動面前的無效。「大躍進」從一開始就不現實,但到底持續三年;「文革」動搖國本,後患無窮,它現實嗎?合理嗎?居然也要等到改革開放,現實才被重新發現。

這裏面有另一種邏輯,對現實自然也有跟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解讀。比如說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我們很多常年觀察香港時政的朋友,其實都曉得她的缺點。這位以敢拼和高效著稱的行政人員,時常不顧一套政策帶來的政治後果。她在官場中不得同僚人心,在政壇中欠缺廣泛人脈,在特首選舉期間更是不孚民望。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只要用最基本的常理審視,大概都會同意她並不是治理一座複雜城市的理想人選。今日局危若此,雖然出乎意料,但也並非無緣無本。那麼當初為什麼會選中她呢?換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發現,她所有的缺點原來都是優點。不顧後果地強推政策,說明她聽話,敢接死任務。在政壇和權貴階層的關係不好,則說明她沒有自己的派系,更不是某些商業集團的附庸。得不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歡心,這說明她只能向上效忠。類似案例,歷朝屢見,只是現代港人或許不熟這種用人的「學問」。

很多朋友批評我過去幾年在此寫的一堆東西太過悲觀,立場令人懷疑,尤其最近幾個月更好像是故意給熾熱的抗爭運動潑冷水。坦白講,我寫時事評論,從來沒想過責任是要替任何運動打氣。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什麼叫公共理性上最基本的常識?且舉一個肯定讓很多黃絲不高興的例子,那就是近日大家高談的「黃色經濟圈」。出於政治取向,選擇某種消費模式,這一點我很明白。但是反過來破壞藍色商戶,在我看來就完全不能接受了。理由很簡單,如果有一個人發表任何我不同意的觀點,我該做的事情,難道不是該和他在言論的平臺上討論爭辯?我怎麼能夠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和我不同,就跑去打砸他開的店鋪?如果黃絲可以容許這等「勇武」,那在道理上是否也能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當然我也很清楚,這種話在今天有多麼令人討厭。

當初開設這個專欄,並沒打算要寫這麼多時事評論,只是活在時勢當中,難免也有不得不發的感慨。回過頭看,無論是我原來想寫的那些雜碎,還是關於時事的討論,其實都沒有寫好,使我愧對董橋先生和黎智英先生當年慨請錯愛。從最初的「陀山鸚鵡」,到現在的「普通讀者」,我衷心感謝二位和《蘋果日報》諸位主事的容忍。我尤其對不住編輯,總是因為我的行程忙碌,在我不克交稿的時候焦頭爛額。故此我曾兩度辭筆,以免各位煩勞,如今獲准,但願對讀者也是一種釋放。

(原文首發於《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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