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王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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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重新发现、发展出私密又公共、集体又反社交的聆听方式吗?

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原创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1-02 00:03 发表于黑龙江

马克·费舍/文

王立秋/译



Mark Fisher, “A Love Letter to collective listening”, DMY, 22. 11. 2009, https://dmy.co/new-music/a-love-letter-to-collective-listeni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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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早些时候,耳石小组(The Otolith Group)提议公开回放我和合作者贾斯汀·巴顿一起攒出来的一篇九十分钟长的“声音论文”《伦敦下伦敦》(londonunderlondon)。这篇声音论文最初于2005年在Resonance FM播出。回放活动在伦敦南的Gaswork画廊举行,是耳石小组为其项目“太阳之间的悠长时光”组织的系列活动之一。起初,我对回放的想法抱有诸多疑虑:听众肯定不会想听一个预先录好的声音片段一听听一个半小时吧?我的直觉是,最好播放《伦敦下伦敦》的几个短片段,中间穿插讨论。不过,在活动中,我们还是持续播放了五十分钟的《伦敦下伦敦》,这一经历也带来了一种奇怪而强烈的体验。我从来没有在公共空间和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听那么长的,预先录制好的声音片段。

一开始,这一经历让人不适甚至恼怒。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是一种挑战。现在我们不但习惯于只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注意力,而且,往往,我们的注意力本身也是碎片化的,分散在多个平台和界面上。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这里面的隐藏条件:我们随时可以通过点击跳转离开任何特定的刺激源。比如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某种数字痉挛的受害者;我会在几乎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按一个本文的大部分读者肯定熟悉的模式,抽搐般地切出文字处理程序,点开互联网去查我的电子邮件和推特推送。现在,多媒体的“交互性”已是常态——不过,也许罗伯特·普法勒颇具启发性的术语“交互被动性”更能捕捉这种数字漂移的矛盾的放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我浏览的一切的至高掌控者(只有我能决定点什么),但同时,我又感到自己被数据冲击和淹没了,它们要求我的关注,却永远不能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数字矩阵做的事情远非“赋权”,事实上,它是一个严格的监工:从我早上醒来的那一刻起,它就想要(吸引)我的关注,并且一直地催促我,直到我入睡。我醒着的时候——当然,在做梦时也一样——的生活一直为“错过数字交流”的可能性所困扰。“永远在线”——无时无刻与数字交流回路连接——强化、加剧了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的一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工作与休闲之间早就没有稳固的界线了。实际上,我一直在执行多任务。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我肯定也不想表现出对任何种类的反技术计划的同情——而在于交流的冲动。就像乔迪·迪恩在她出色的《民主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传播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中论证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控制系统中,持续不断的交流冲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不是交流的内容,而是交流正在发生这个纯粹的事实。我们被要求不断地把自己构造为这样的主体——一种“网络化”与“孤独”的奇怪组合。当然,在当代符号学中,“我”这个前缀既指交互又指个体这个事实绝非偶然;同样,人们消费音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一台被太过于完美地命名为iPod(“我播”)的机器这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就像新通讯技术的保守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手机和屏幕持续不断地使我们脱离直接的环境,打断面对面的交流。但数字通讯技术也一直在破坏一切“守时”的意义——与现代主义的广播时间相反,现在我们可以随时访问“内容”。我们不是作为旧意义上的,分离的个体而存在,相反,我们是社交网络的参与者,承担着没完没了的,在网络中、为网络构造自己的压力。

电视与社交网络并不冲突,原因很简单,与过去麦克卢汉的主张电视“不会沦为背景”相反,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电视就只是背景而已。最近英国通讯管理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边看电视边上网。电视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涉及视觉。视觉的东西对人类神经/感知系统的催眠效力是其他任何感官输入所不能匹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高兴坐下来看九十分钟的电影,却会在被要求听时间只有电影一半长的声音片段时感到不舒服。

不过,在一开始的烦躁和恼怒之后,事实证明,“被迫接受什么”反而是一种解放。人在被暂时地赶出数字交流矩阵,在被夺走点击另一个选项的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享受。这和听现场音乐的体验截然不同。现场音乐依然给了我们某种可以锁定的视觉内容,而文化对现场音乐的关注——毕竟,未来公司还要指望它来让音乐保持商品化——一直和一种声音上的保守主义串通一气,这种声音保守主义把所谓真实的东西置于录音室的科学制作之上。为什么我们要看一帮上了年纪的表演者再现“经典专辑”,而不是聚到一起通过电影院的音响系统来听那些专辑呢?在看完格兰特·吉的Joy Division电影后,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听过Joy Division的音乐以这样的音量播放,即便马丁·汉内特的制作看起来要求电影院级别的音箱系统才能听出它的好。也许,在汉内特制作的音乐中,有某种感觉,是只有在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听它的时候才能充分把握到的。所以我想更进一步,于是我又在ICA的“呼叫出界(Calling Out of Context)”音乐节上组织了一场共听活动——这一次播放的声音片段是格伦·古尔德自成一类的1969年声音论文《迟来者》(The Latecomers)。

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和别人一起听预先录制好的音乐,这种体验感觉是新的。但就像The Wire杂志的出版人托尼·赫灵顿在《迟来者》回放结束后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工人阶级也有组织“聆听派对”的传统,它们是工人自我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21世纪我们也能重新发明这样的聆听实践。我们能重新发现、发展出私密又公共、集体又反社交的聆听方式吗?


CC BY-NC-N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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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秋一个没有原创性的人。 In the world of poverty, signlessness is best, in the story of love, tonguelessness is best. From him who has not tasted the secrets, Speaking by way of translation is best. (Jami, Lawa'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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