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马克·费舍:给“共听”的一封情书
原创 Liqiu Wang 王立秋 2024-01-02 00:03 发表于黑龙江
马克·费舍/文
王立秋/译
Mark Fisher, “A Love Letter to collective listening”, DMY, 22. 11. 2009, https://dmy.co/new-music/a-love-letter-to-collective-listening。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今年的早些时候,耳石小组(The Otolith Group)提议公开回放我和合作者贾斯汀·巴顿一起攒出来的一篇九十分钟长的“声音论文”《伦敦下伦敦》(londonunderlondon)。这篇声音论文最初于2005年在Resonance FM播出。回放活动在伦敦南的Gaswork画廊举行,是耳石小组为其项目“太阳之间的悠长时光”组织的系列活动之一。起初,我对回放的想法抱有诸多疑虑:听众肯定不会想听一个预先录好的声音片段一听听一个半小时吧?我的直觉是,最好播放《伦敦下伦敦》的几个短片段,中间穿插讨论。不过,在活动中,我们还是持续播放了五十分钟的《伦敦下伦敦》,这一经历也带来了一种奇怪而强烈的体验。我从来没有在公共空间和这么多人坐在一起听那么长的,预先录制好的声音片段。
一开始,这一经历让人不适甚至恼怒。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是一种挑战。现在我们不但习惯于只在很短的时间里集中注意力,而且,往往,我们的注意力本身也是碎片化的,分散在多个平台和界面上。我们越来越注意到这里面的隐藏条件:我们随时可以通过点击跳转离开任何特定的刺激源。比如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某种数字痉挛的受害者;我会在几乎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按一个本文的大部分读者肯定熟悉的模式,抽搐般地切出文字处理程序,点开互联网去查我的电子邮件和推特推送。现在,多媒体的“交互性”已是常态——不过,也许罗伯特·普法勒颇具启发性的术语“交互被动性”更能捕捉这种数字漂移的矛盾的放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是我浏览的一切的至高掌控者(只有我能决定点什么),但同时,我又感到自己被数据冲击和淹没了,它们要求我的关注,却永远不能完全抓住我的注意力。数字矩阵做的事情远非“赋权”,事实上,它是一个严格的监工:从我早上醒来的那一刻起,它就想要(吸引)我的关注,并且一直地催促我,直到我入睡。我醒着的时候——当然,在做梦时也一样——的生活一直为“错过数字交流”的可能性所困扰。“永远在线”——无时无刻与数字交流回路连接——强化、加剧了后福特主义“非物质”劳动的一般状况,在这种状况下,工作与休闲之间早就没有稳固的界线了。实际上,我一直在执行多任务。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我肯定也不想表现出对任何种类的反技术计划的同情——而在于交流的冲动。就像乔迪·迪恩在她出色的《民主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传播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中论证的那样,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控制系统中,持续不断的交流冲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不是交流的内容,而是交流正在发生这个纯粹的事实。我们被要求不断地把自己构造为这样的主体——一种“网络化”与“孤独”的奇怪组合。当然,在当代符号学中,“我”这个前缀既指交互又指个体这个事实绝非偶然;同样,人们消费音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通过一台被太过于完美地命名为iPod(“我播”)的机器这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就像新通讯技术的保守评论者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手机和屏幕持续不断地使我们脱离直接的环境,打断面对面的交流。但数字通讯技术也一直在破坏一切“守时”的意义——与现代主义的广播时间相反,现在我们可以随时访问“内容”。我们不是作为旧意义上的,分离的个体而存在,相反,我们是社交网络的参与者,承担着没完没了的,在网络中、为网络构造自己的压力。
电视与社交网络并不冲突,原因很简单,与过去麦克卢汉的主张电视“不会沦为背景”相反,对现在的很多人来说,电视就只是背景而已。最近英国通讯管理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百分之三十六的人边看电视边上网。电视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涉及视觉。视觉的东西对人类神经/感知系统的催眠效力是其他任何感官输入所不能匹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高兴坐下来看九十分钟的电影,却会在被要求听时间只有电影一半长的声音片段时感到不舒服。
不过,在一开始的烦躁和恼怒之后,事实证明,“被迫接受什么”反而是一种解放。人在被暂时地赶出数字交流矩阵,在被夺走点击另一个选项的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享受。这和听现场音乐的体验截然不同。现场音乐依然给了我们某种可以锁定的视觉内容,而文化对现场音乐的关注——毕竟,未来公司还要指望它来让音乐保持商品化——一直和一种声音上的保守主义串通一气,这种声音保守主义把所谓真实的东西置于录音室的科学制作之上。为什么我们要看一帮上了年纪的表演者再现“经典专辑”,而不是聚到一起通过电影院的音响系统来听那些专辑呢?在看完格兰特·吉的Joy Division电影后,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听过Joy Division的音乐以这样的音量播放,即便马丁·汉内特的制作看起来要求电影院级别的音箱系统才能听出它的好。也许,在汉内特制作的音乐中,有某种感觉,是只有在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听它的时候才能充分把握到的。所以我想更进一步,于是我又在ICA的“呼叫出界(Calling Out of Context)”音乐节上组织了一场共听活动——这一次播放的声音片段是格伦·古尔德自成一类的1969年声音论文《迟来者》(The Latecomers)。
在共享的公共空间中和别人一起听预先录制好的音乐,这种体验感觉是新的。但就像The Wire杂志的出版人托尼·赫灵顿在《迟来者》回放结束后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工人阶级也有组织“聆听派对”的传统,它们是工人自我教育活动的一部分。我希望在21世纪我们也能重新发明这样的聆听实践。我们能重新发现、发展出私密又公共、集体又反社交的聆听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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