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忠孝先后论

吴嘉禾六年，因为长吏不顾禁令而奔丧的情况屡禁不止，孙权下诏申诫地方长吏，在如今国家多难的情况下，应当先公后私、移孝作忠，不得随意奔丧。诏书下到百官中间，引发了应该如何对违反禁令奔丧量刑的讨论。这里的难点在于，量刑「轻则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则本非应死之罪」。最后商量下来的结果是给违禁奔丧的长吏加以死罪，目的只是为了威慑长吏，并不是真的要处死违反禁令的人。后来有名的孝子孟宗（孟宗哭竹）身为吴郡地方长官而奔母丧，按规定当处死，孙权特别为他减刑，长吏奔丧的情况遂得到遏制。

这则故事除了本身有意思以外，还反映出魏晋时思想界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即忠与孝（仁与孝、君与父）孰先孰后的问题。比如《三国志》的裴注还记载了一则发生在魏国的有关忠孝先后的争论。曹丕做世子时一次在宴会上问来宾，如果君主与父亲同时病笃，而你只有一枚药丸，那么这枚药丸应当给君主还是父亲？在座的议论纷纷，有说父亲的也有说君主的，曹丕特别问在座的经学家邴原的意见，邴原勃然作色说：「父也」。曹丕看他态度坚决，也不好再诘问他。这则故事被唐长孺所作的《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所引用。王葆玹评论说，这里的邴原作为今文经学家，他的意见反映了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见解，即认为父在君前，孝在忠前；而古文经学则持相反的意见，强调忠大于孝。

王葆玹的《汉魏经学中的仁孝及忠孝之辨》发掘了忠孝先后论背后的经学根源。首先，这种争论在今文经学盛行的两汉是不会发生的，受公羊学的影响，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父先于君、孝大于忠。而两汉诸帝的谥号，除高祖、光武帝以外均带「孝」字，正是反映了《公羊传》的影响。（王葆玹特别指出这与通常认为的汉帝谥号带「孝」是受到《孝经》影响的意见不同。）忠孝先后之所以成为一种争论，是由于在东汉灵帝以后，公羊学随着统一局面的打破而失去统治地位，同时古文经学又开始兴起。今文经学孝大于忠的意见又成为玄学性情论的渊源（阮籍性情至孝，但被认为哀毁过甚违背了礼法的节制），而古文经学忠大于孝则为理学心性论所本。

具体说来，公羊学中的「大复仇论」与忠孝问题关系最密切。《公羊传》赞扬伍子胥的复仇，认为虽然说事君犹如事父，但如果父亲受到国君的冤枉而死，那么作为儿子是可以诛杀国君复仇的，就像《礼记》所说的「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持有相反的意见，《左传》认为「君命，天也」，如果父亲因天命而死，儿子该向谁寻仇？可见《左传》更强调君权至上，反对《公羊传》「凡君非理杀臣，子可复仇」的主张。

唐长孺在讨论忠孝问题时就注意到，与忠孝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仁孝问题。王葆玹认为这两个问题几乎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里忠与仁是相互对应的。仁孝问题所牵扯到的经学问题关乎《论语》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今天通行的《论语》文本多来自何晏注本，而历史上与之分庭抗礼的郑玄注本则把这里的「仁之本」写作「人之本」。虽然古文中「人」、「仁」可以通假，但两者却可以导向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孝是「仁之本」，那么已然包含了孝在仁先的意思。但如果要说孝是「人之本」，那么这句话只是在说孝对于人之修养的重要性，不能说它先于仁。王葆玹分析郑注本和何注本的源流，认为何注本与今文经的《鲁论语》关系更密切，而郑注本则保留古文经的《古论语》痕迹更多一些，所以他认为《论语》的仁孝之辨依然有今古文经学的色彩。

王葆玹认为仁孝问题是宋代理学心性论的前提。朱熹注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时说，这里所说的「本」并不是说孝悌比仁还要根本，因为仁是人之「性」，是形而上的，孝悌则是形而下的「用」。这里说的「仁之本」应当从实践的角度理解，也即「行仁之本」，也即是说要行仁，先从孝悌开始。朱熹依据《论语》通行本的「仁之本」所作出的解释倒有古文经的色彩，如果他当时可以见到郑玄「人之本」的异文，或许会加以采用。（朱熹时代郑注本已佚，后来的敦煌本郑注《论语》尚未被发现。）

【疑问：按照朱熹的意思，似乎忠也是仁之用？人之性是仁，事父则是孝，事君则是忠。朱熹或许会说，忠和孝虽然都是用，但是有大小公私的区别。所以在朱熹虽然会主张忠在孝先、仁在孝先，但在他那里，也许忠孝问题和仁孝问题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王葆玹先生所说的「一一对应」应当是就魏晋时代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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