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下党刊物的思想交流之十二《要决心走群众的路——关于「听不懂」问题的一点意见》

录入者按：「上播音台很少唱方言歌曲，却在唱『黄河大合唱』『民主曲』『生活苦』的」，这句话让我想到某个相声演员（老北京人），从未系统学习过广东话，却在全国性的晚会上大谈广东话如何如何，还犯下不少常识错误……在阶级社会，越是缺乏群众自主创造的文艺，某些「文化人」就越傲慢无知，肆无忌惮。

李星按：40年代，广东亲共作家黄谷柳在香港的地下党刊物上连载《虾球传》，也遇到普通话创作与他更熟悉的广东方言的冲突。劳动者使用的语言，有时会成为斗争的工具，有时会成为障碍，鉴于劳动者的被统治地位，它只能选择自己手里有的工具。本文讲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及香港现实主义文化传播遇到的语言障碍，即普通话传播有限，大众熟悉的广东方言，在左翼文化创作里不受重视。本文并没说明不重视的理由，在此也就不展开议论了。

值得说的是：若干年后，港英当局有系统的推动粤语通俗文化，从市场上逐步排挤了普通话影视作品，这与港英殖民者推动的“岭南文化”概念，发育香港本土主义政治土壤，相辅相成。那么，40年代的左翼文化工作者，是否要考虑到这一层因素，而谨慎面对“地方化”的创作呢？文化的要害在于内容，而形式无论如何夺人耳目，永远是不能脱离内容的。只要左翼文化推动了大众的思考，愉悦了读者观众的身心，就算达到目的。

当资本主义秩序稳定后，它确有能力利用各种文化符号来为己服务，语言也可以成为它强化政治认同的工具。但这不是工人阶级自我束缚的理由。你存在于统治者的规则之下，只能使用手边的工具去反抗它。21世纪初的台湾统治秩序如此稳固，以至于它可以自信地推出赞颂地下党烈士的影视剧，去煽动主流意识形态。但这不等于当年的地下党干脆自我取消算了，免得黄泉路上还要被资产阶级利用……

关于听不懂怎么办的问题，在去年三月已经被提出了，当时新音乐工作者曾经加以讨论，结论就是：要使新音乐地方化，多用广东方言写词谱曲。可是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课题重新被提出，并进一步的公开讨论。这不能不承认，过去做得实在很不够。为什么会做得不够，我想是基于下面的原因。

首先，在新音乐工作者的思想上，正如孺子牛先生所指出的，有不顾人民的倾向。一年半以来，新音乐工作者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今日香港歌咏运动中最迫切的问题，没有把地方化视为今日香港音乐运动的最迫切的任务。部分的工作者，把地方化当作一种恩赐，只看为由于观众的音乐水平低下，故要有方言的东西来迁就迁就，认为只有四部合唱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不了解新音乐的服务对象，不了解只有做到真正的地方化，新音乐才能走向全国化。

由于思想上有了错误，因此没有把地方化当作一个群众运动来展开，地方化逐渐脱离了群众，变为作曲家个人的事情，没有鼓励歌咏团唱方言作品，没有在歌咏团成员中种下地方化的因子，建立新音乐是为人民的思想，因而造成歌咏团「为己不为人」的倾向，只顾自己唱四部合唱，或者只顾谈方言创作的三条路线（见新音乐二卷三期「方言歌曲座谈会」记录），忘记了「与群众商量」的态度，只顾自己关起门来谈，而事实上方言歌曲在今天还没有群众，还没有做到普遍的不断的延长去争取群众。工作者们没有把方言歌曲在群众面前加以考验，在连歌咏团也不屑唱的情形底下，来谈创作路线正确与否，即使不是闭门造车，也决谈不出结果来。例如赞赏「一只豺狼一只羊」这首歌曲，在我看，假如拿到「老老实实」的群众面前，是否会爱好这曲折暗示的儿歌性的东西，实在可疑。工作者不断的放过演唱机会。例如上播音台很少唱方言歌曲，却在唱「黄河大合唱」「民主曲」「生活苦」的。根本没有把作品拿到群众中考验，而谈其研究改进，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今天，在我看来，不单要如孺子牛先生所指出的：为香港市民中最大多数的工人、渔民和小市民而写，用他们所熟悉的形式来写，表现他们此时此地的现实，而更重要的是要变成一个运动，要是像今天这样谈来谈去，写来写去，做来做去，跳来跳去，总是那几个人，没有发动广大的青年艺术工作者参加这个运动，搅到有作品没人唱，有题材没人写，群众意见无从接受是决搅不出什么名堂的。这里我想起一件旧事，就是在去年产生了一个方言文艺研究会的时候，席上就曾为名称讨论了一大顿，应该把这会作为纯研究机构？还是应该作为指导运动的机构呢？在现在，我觉得是应该作为指导机构的时候了，研究必须在群众性的艺术运动的基础之上才有根据，才能展开：作品必须拿到群众面前去加以考验才能得到真正的评价。否则，关起门来研究，或关起门来创作，始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