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怀念穆旦

南开东村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智慧之歌》，1976年。

从南开东门进来，左侧有一堆毫不引人注意的小平房。这些房子在严整的校园建筑中显得有些特殊，细看会发现很多房子被非法改建的不成样子了。这里居住的都是外来人员，非本校职工。靠近大中路的几间被收发室和打印店占了。对于南开的学生来说，除了偶尔来这里寄取个快递，大概平日里只是匆匆掠过。

我有好几次特意跑到这里来，无目的地走动。还有些上了年纪的大树抛洒着枝叶，罩着这个冷清的地方。院子外是土道，一到下雨天，污水横流，垃圾四处。不知谁家养的狗，一感觉到生人靠近，就不住地狂叫。偶尔能看到几间较为完整的房子，半落地的窗户和磨砂的墙体依稀透露了一点秘密：这里不是个普通的地方。

是啊，这里确实曾经不普通过。如果将时间往前移七十年，你会看到一个个精神满满的教授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的孩子满院子打闹，他们是南开这个校园里最让人神往的一群人。这些房子也并非是现在这般模样，而是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独栋“别墅”，当时算得上是南开最“高级”的一个住宅区了。这一景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尽管中间的风风雨雨，一言难尽。

这个地方是南开的东村，它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百树村”。

一九五四年，有一对夫妻住进了东村七十号。两人想尽办法，顶着种种压力，才从美国辗转回来。对于一个站在历史这端的人来说，这个时间点显得意味深长。可是，当年好多人都是这样费尽周折回到中国。他们带着自己的梦想和期待回来，而一切未知也在沉默的等着他们。

从此以后，东村七十号的窗户上，总会彻夜亮着灯光，灯下是一个严肃的面庞。他不停笔地翻译着东西，仅仅是两三年的时间，就有他的好几本译著相继出版。这些译著包括文艺理论著作和普希金的一系列诗集。在那个书本相对稀缺的年代，他每一本译著的销量几乎都达到了几万册。

他是诗人穆旦，但在当时，大家可能只知道他的真名查良铮。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他的妻子周与良先生同时在生物系任教。

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穆旦所任教的外文系内部起了矛盾，巫宁坤、张万里、司徒月兰等老先生联名想挽留老教授陈逵，结果被定性为“恶意攻击系领导”。在一次座谈会上，耿直的穆旦刚一发言，外文系领导很快就大发雷霆，打断了他的发言。穆旦起身离席。一场小风波很快演变成了一次政治行动。这种事情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变得极为复杂。整个外文系后来也因此停办整顿。牵涉此事的巫宁坤先生被调往安徽大学，他是穆旦的好友，陈逵去了北京，而穆旦则被调入图书馆编图书目录。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一个灰暗的时期。

尽管穆旦去世前的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南开，可我在我看来他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多少幸福自在的日子，他的写作被压制，翻译被搁置。作为一个在南开校园里求学的晚辈，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他。

穆旦之后的遭遇暂且不提，跳开讲一段穆旦人生中比较明亮的时光。

联大纪念碑

多少人的青春在这里迷醉，
然后走上熙攘的路程。
——《赠别》，1944年。

从南开大中路一直往西走，在路尽头圆形转盘的东南角有一个纪念碑，正面篆刻着碑文，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这就是“西南联大纪念碑”，默默铭刻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光辉历史。能在南开校园里唤醒这段记忆的估计也就是这块仿制的石碑了。

这个季节，碑旁的树已亭亭如盖，绿意四散。有时无事，我会趴在碑后面看那些人名，大多数不认识。偶尔看到几个眼熟的，心里一跳，急切想知道这些人后来的故事。

如果不是身在南开，我会把西南联大的往事当作一个纯粹的传奇来看，文字间跳出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既是学识通达，又是个性飞扬。动乱的年代赋予了这一代中国学人独特的魅力。当然，既已踏足南开校园，我就要忍不住想探求这些名字背后的精神脉络。

和南开的一些老辈学者聊天时，他们总会忍不住捻“须”一笑：“呐，我的老师某某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他们的学识真是不能比啊！”然后，情绪抖动，数落一通现在学校的不争气。我听着，然后，也跟着胡乱遐想。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开始知道穆旦，然后，一点点捕捉他曾经的生活气息。

穆旦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发表过自己的诗作，颇受大家崇拜。一九三五年，他升入清华大学读外文系。大学校园宽松自在的环境也激发了他更多的创作热情，笔名“穆旦”就是他在大二发表作品时开始使用的。但是，三七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很快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三校开始了紧张的“南迁”计划，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再辗转到昆明，一路艰辛，自不待言。

这期间，穆旦做了一件为人所传颂的“丰功伟绩”——他在从长沙前往昆明的路上，拿了一本英文小字典，边走边读，背熟后撕去，等到昆明时，一本字典已全然化入穆旦脑海。据同行的朋友回忆，一路上，穆旦还经常和闻一多先生聊诗。这些在动荡旅途中的求知行为，让人心生感动。如果说，那个年代能出大学者，是因为有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那么面对艰难环境中学生的这般努力，我们后来者应该感到惭愧。

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这些年被反反复复提及很多，可是，自己读来终究是镜中月。随着那代人一个个逐渐远离，这些记忆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我一直想去昆明一趟，我想亲自在这块土地上走走，触摸一些曾经有过的气息，又担心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太多。

穆旦的写作也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而坚实起来，他把自己的诗思撒入到这片被战火饥饿灾荒卷席了很多遍的土地上。尽管这些诗我自己并不是太喜欢，但能感知到穆旦心中那种涌动的情绪，那是我这种对于家仇国难早已疏远的人所不能到深切体悟到的。

一九四二年，二十四岁的穆旦做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他放弃了当时已经在西南联大获得的教席，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一切的不幸也在此暗暗埋下了伏笔。

南开老图

你虽然睡下，却不能成梦
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
——《冬》，1976年。

有次，我翻一本南开外文系的纪念文集，其中有一篇赵毅衡老师回忆穆旦的文章，读来心酸，特摘录如下：

“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他是否知道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像看到一个怪物，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角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笑又谈别的去了。”

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怎么也与我想象中的穆旦联系不起来。赵毅衡老师说他心目中的偶像被毁了，换作是我，恐怕同样痛苦。当然，现在读起来，更多是一种隐隐的难过。这样的形象几乎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们被打压到底，羞辱至极，只能颤颤巍巍地“苟活”在阴暗的角落中。

上面那段对话中提到的“图书馆”即是现在的南开老图。自从知道了穆旦在这里“下放”过，我来这里，总莫名地多了些情绪。空响的楼梯，昏暗的灯光，褪色的扶手，甚至是那些门框上古旧的字体都好像在默默倾诉着什么。老图为南开的学生喜欢，虽然内部设备陈旧，但是安静，舒服，负责任的看楼师傅会在各个角落放些花，颇为雅致。

偶尔晚上从东门回来，视线会跳过新开湖，远远的望着老图。它笼在一片树丛中，像什么又不像什么。当年的穆旦就是在这里一日一日地做着自己“不配”的工作。夜深，他再慢慢一个人踱步回东村七十号。夜里房间的灯光依然会亮起，他从来没有停息过心中的火焰，只有在和普希金、拜伦、雪莱这样的诗人轻轻对话时，他才从紧张中释放下来，沉浸到一片“自然的梦”中。

诗人难免都带着一丝“傻气”，他忘不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旦有空隙，脑海里就跳脱着各种念头。可想想当时的环境，就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有位老先生曾经回忆说：“周先生人特别好，待人和善，几乎没有和查先生红过脸，可有一次，她实在是急了，查先生一直写啊写啊，家里人以为是在写检查，可是先生是在写诗。周先生都快急哭了。查先生一看，罢手不弄了，可是，周先生看先生不写字低头喝闷酒的苦样儿，她心里更不落忍了。”

关于周先生的事儿，我还记起一则，也是一位老先生和我说的。他说，当年曾经陪同穆旦从检讨的地方回东村，他那会还是个年轻老师，一路默默跟着先生往回走，一到七十号屋前，周先生就会着急的迎出来，屋里已经摆好了水果和牛奶。这对患难夫妻的感情，老先生现在说来都感叹不已。

对于记忆，人也许只能是这样碎片化的进入，不停的由各种细微的情绪所带动。我不太相信绝对的单向的时间流动，毕竟后来人认识先者的方式往往更像我现在所表述的样子。所以，原谅我表述的方式，总是这么随着空间而跳动。

西南村13号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隐现》

历史的风云突变几乎鲜明的印刻在了那代人每个个体的命运上。每次运动穆旦都没能躲过去，从下放到图书馆开始，他就成了一个“被关注的典型”，早年的一次经历成为他最逃不过的一条“罪状”。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的穆旦怀着投笔从戎的决心踏上了从军的征程。然而，战争从来都是个狰狞的怪物，不等他有时间接受这份挑战，残酷的现实就开始侵蚀他的行程。中国远征军在这次对战中基本上处于溃败之势，日军的狂轰逼得这支远征军不得不四处转战，一个更加恐怖的噩梦在等着他们。

远征军在突围无望后，转而进入了中缅边境的野人山区。这是一片莽如烟海的原始丛林，加之，正值雨季，丛林中瘴疠横行，野兽出没，如果不是被逼无路，没人敢踏足这个人类的“禁地”。穆旦他们的部队在丛林中艰难的跋涉了四五个月，整个大部队损失了近一大半。自然的狂暴成了穆旦人生中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他自己本人也险些被这里所吞噬。《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即是穆旦关于这一经历的诗作。

历史在十几年后变了个脸，同样一个事实，却转而成了穆旦的罪状。他在“反右审查”时被打入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他的身份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清洁人员。他变得更加沉默，整个人“卑微”的陷入了历史的阴影中。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给予一个“爱国”诗人的待遇。

然而，这样一份“职业”也是不稳定的。六八年，穆旦的住处被红卫兵强占，一家人被迫搬到西南村13号楼。当年这不过是个学生宿舍楼，周围杂草丛生。十七平米的房间住了六口人，沙发、书箱都只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穆旦被关进校园的劳改营，周先生因为被指控“有美国特务嫌疑”而关进了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达半年之多。他们年幼的孩子只能自己做饭，还得给他们俩送饭。有一次，十一岁的小瑗（穆旦女儿）太过劳累晕倒在厕所，直到邻居去了才发现，赶紧给扶到屋里。

我去过13号楼，大白天楼道里依然黑漆漆一片，不透阳光，四处散着一丝霉味，房间的狭小程度惊人。现在的住户大多只是一些租客。我问一位阿姨这栋楼的历史，她笑着说有年头了，但具体有什么她也不知道。

13号楼的前面以前是个大坑，来新夏先生和穆旦当时都是“牛棚”的第一期学员，在这里干过活。据他回忆，他开始并不知道穆旦和查良铮是同一个人，只是后来和这个“难友”聊多了，才知道眼前这个沉默的人曾经写过那样激动人心的诗句。

即便是这样的环境，穆旦念念在兹的还是他的译稿。这个时期的他在翻译拜伦的《唐璜》，出版自然是无望，只能期待这份手稿一直得以保留到见天日。走笔至此，我怎么也摆脱不掉穆旦那个紧握手稿的瘦弱形象，他仿佛在握着自己的生命，只要这些心血在，他就能坚强的应对一切的压力。

范孙楼后花园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我看》，1936年。

从十三号楼往北走，很快就到范孙楼，南开有几个文科专业都在这栋深红的大楼里。很多人可能未必会注意范孙楼后面有个小花园。说是花园，实在是高抬了这个角落，院子里尽是杂物，一年到头进花园的门也开不了几次。我每次进去都得从看门大爷那里借钥匙。只有到春夏的时候，满园绿意还让人觉得有一丝温暖。

园子的中间有一个穆旦的塑像。这是二零零七年的时候，南开的一些校友们为纪念穆旦而做的。像的背后是穆旦的几行诗句：“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院子的外墙上刻了硕大的两个字：“诗魂”，被爬满墙的藤萝一罩，隐隐约约。“诗魂”，读着这两个字，我有点暗暗发笑，莫若说是“失魂”的好，穆旦何曾有过一天安然接受过诗给予他的美誉。身后的这些标签不过是涂抹给后来人看看而已。

可我又能期待历史给穆旦一个什么样的“平反”呢？现在的穆旦已经逐渐跳出了“人”的范畴，被捧上了诗的“神坛”。他晦涩深刻的写作成了一个个学者们钟爱的“宝库”。听说有一次某位学者排名，穆旦坐上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头把交椅”，其在学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般。

与此同在的是，我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关注他，偶尔我像个“祥林嫂”一样不停念叨他的事迹时，他们会诧异的看着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是啊，没关系，我只能打住话头回到自己的理解世界里。即便是他的诗，很多人也轻而易举的把他在流派里归类，他学的是什么风格，写的是什么主题，表达的意象如何，还有学者依据穆旦的诗歌特征，将他理解为一个西化严重而“不懂”国学的诗人。

做判断太容易了，学术圈子里多的是这类行为。可是，理解一个人，停下来，去看看他，去想想他，却难得多。有几次，我钻到后花园这里来，会静静的站一会儿。塑像中的穆旦，嘴角深抿，似乎在暗暗低语着什么。

穆旦对年轻人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热情，他晚年结交了几个年轻朋友，互相通信。他告诉他们他自己的写作、他喜欢的诗，还会对他们的诗做一些评价和建议。外在的压力并没有扑灭他自己内心的火，只要说到诗，依然兴致盎然，神采飞扬。

我这么冒昧的关注他的世界，想来他也会开心的很，只是无缘得有一见。去年春天，自己心思一动，跑去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穆旦和周先生安葬在那里。我带了一些南开校园里的枝叶、泥土放到他墓前，两位先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在一起了。随穆旦下葬的还有一册《唐璜》，也算了却了他在世时的一桩心事。

尾声

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
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自然的梦》，1942年。

王小波曾经这样写过他的师承：“查先生和王先生（翻译杜拉斯《情人》的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就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这个赞誉真是太高了，可是我很欣赏。穆旦对我来说，最难得的就是他语言中的“美”，这种美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读穆旦的诗和译诗，总会激起人朗声一读的兴致，这隐隐所在的恰是中国传统诗学的脉络。

一个人的生命，用寥寥几千字去写，显然是件不可能的事。我截取的都是一些自己印象中的片段，也没指望能勾画出先生的完整形象来。倒是这些跳跃在文字间的地名让人心里一热，这是可以亲身去体验的。时间会卷走一切，空间却会曲曲折折的保留些微痕迹。何况，穆旦还留下了这么多的诗供我们一读，也算幸事。

穆旦的诗对我而言，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因缘。有段时间，我对自己未来的路茫然无措，正是在那个时候，读到了他的诗，其中《自然的梦》那首特别让我着迷，最后四句尤其刺激到了当时的我：

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
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而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
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的世系。

这些诗句仿佛是孤寂的道路上，一位陌生人郑重的问候，让自己多了些挣扎的希望。其实，对于真正的生活选择，这未必能起到几分作用，可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刻，有那么一滴力量汇入，就能让一切慢慢亮起来。

对于穆旦的一生，我从这首诗里也看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蓝色的血，星球的世系”恰恰是一种穆旦对自己潜在的期许——永远不要放弃内心的高贵。想想，现在这样的说词听起来都像很久远的故事了。

致君千里一杯酒，惟愿一切不枉然。

二零一四年四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