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東亞為何無法形成穩定邊界—— 東亞轉型與冷戰隱憂
最近日本與澳大利亞的軍事合作關係不斷升溫，日美澳三邊軍事同盟已見雛形，這是東亞軍事同盟關係在冷戰之後出現的最大改變。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依靠諸多雙邊軍事同盟維繫，但東亞國家之間並沒有「橫向」的軍事同盟，比如日本與韓國。日美澳三邊軍事同盟若出現，至少說明兩個問題：東亞的經濟與戰略地位更加重要，「域外」力量不斷介入，並希望內化其中；另外，東亞作為一個地緣單位更加虛化。人們寄望已久的東亞秩序可能遙遙無期。
轉型，是個很模糊的詞彙，世界每天都在變，那是不是都在轉型呢？談到東亞的轉型，主要是整體秩序的轉變，權力的結構是不是在變化，理念是不是在更新。日美澳三邊軍事同盟無疑會改變東亞的權力結構，進一步使東亞地區陷入陣營化的漩渦之中。未來東亞秩序是走向多元還是陣營化的對峙呢？無論哪種情景都會使東亞這個概念「虛化」，它會成為一個抽象的空間(space)，但是卻沒有明確的地方（place)。
為什麼東亞不能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邊界呢？人們會說東亞實行開放的多邊主義，聽起來不錯，而實際上則是東亞本身很難封閉，連東亞這個概念也是外部強國賦予的。現在的東亞依然是美國主導之下的霸權秩序，連最強大的主導者都不是東亞「本地」的國家，開放性也是迫不得已的選擇。美日澳三邊軍事同盟的構建，進一步使東亞的邊界模糊化，從地理上說，美國和澳大利亞都不是東亞國家，但是在三邊軍事同盟中，日本並不是主導者，但卻極力拉攏澳大利亞變成東亞一員。從美國的軍事部署而言，澳大利亞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美國增強亞太軍事部署的同時，也在調整亞太軍事部署，關島到澳大利亞一線成為新的「邊界」。
澳大利亞正在亞洲化嗎？至少它在努力分享東亞經濟發展的紅利，在與日本加強軍事聯繫的同時，也與中國結束了自貿區的實質談判，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經濟的增長之間關係到澳大利亞礦產的價格，所謂大宗商品市場出現了「中國週期」。另外，澳大利亞國內對中國也持有種種不確定的預期，各種觀點都出來了，有人希望政府制衡中國；有人建議美國給中國騰出空間；還有人認為中國不足為懼。澳大利亞雖然與中國遙遠，甚至跨越了半球，它的價值在於可以給美軍一個相對安全的距離，中國實行的「區域拒止」的防禦戰略，也讓美軍不斷「後退」，澳大利亞的戰略價值就凸顯出來。
澳大利亞的矛盾身份折射出東亞的轉型，美國的霸權秩序不是那麼穩固了，之前美國可以在第一島鏈上捆住東亞，現在要把繩索松一下，在關島到澳大利亞一線，如此就給東亞秩序騰出了一些空間，也為東亞秩序轉型提供了可能。東亞從美國主導的霸權秩序向多元中心轉變嗎？在經濟上看存在著這種可能性，中國、日本、韓國、東盟各方都存在著自己的優勢，而在金融市場上，新加坡、香港、上海、東京也是各有千秋。但在安全上卻出現了陣營化和碎片化的趨勢，澳大利亞的轉向就是一個標誌。
從歷史上看，澳大利亞曾經是大國博弈的籌碼，在二戰期間，澳大利亞是日本侵略的目標，而澳大利亞也是美軍反攻日本的基地。澳大利亞雖然孤懸於南太平洋，但是在國際事務上表現積極，是美國的鐵桿盟友，美國的反恐戰爭，美國制裁俄羅斯等議題上都有澳大利亞的支持。日本安倍上台之後，在安全戰略上獲得了重大突破，不但讓美國承認了釣魚島適用在日美安保條約範圍內，而且還解禁了集體自衛權。這意味著日本會更多介入地區安全事務。集體自衛權也需要有盟友，有外部的需求，日本與菲律賓、越南的關係日漸緊密，但澳大利亞更值得日本「追求」。兩國都是美國的鐵桿盟友，美國願意讓日本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但也不願給日本太大的空間。在美日同盟之外，再搞美日澳三邊同盟，對日本也是一種監督，又防止日澳關係接近，把美國放到一邊。在奧巴馬的撮合下，美日澳三國首腦七年之後再次舉行會晤，顯然，澳大利亞和日本雄心不減當年。日澳將簽署《訪問部隊地位協定》，澳大利亞軍隊可以進駐日本，而美日澳三方聯合軍演進一步塑造了美國主導東亞安全格局。
任何軍事同盟都是以制衡威脅為主要目標，而不是以制衡實力。日澳軍事合作主要目標是防範中國和朝鮮，中國與朝鮮的實力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日澳都當成了威脅。中朝之間在名義上還是同盟關係，美日澳三邊軍事同盟的出現無意中製造了東亞的分裂狀態，當然，中朝之間並沒有像聯合軍演等實質軍事合作關係。東亞的另外一個大國俄羅斯則與中國關係日漸密切， 中俄不僅要在明年聯合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而且要在太平洋和地中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中俄雖然沒有締結軍事同盟關係，但是「戰略協作」已經變成了日常活動。東亞地區軍事合作日漸頻密，而軍事合作的背後都有個假想敵，最終難免會形成一種困境：安全困境，越是追求安全，越沒有安全感。
獲得安全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增強本國的軍事實力，二是尋求軍事盟友。這兩種方式在當下的東亞都有表現，軍備競賽的局面正在形成，或者說東亞是世界上軍備競賽最嚴重的地區。澳大利亞就準備從日本進口潛艇，日本為了武器出口還專門設立基金，這對於東南亞一些國家來說是擴充軍備的好時機。中國海空軍的發展也不斷引起疑懼，甚至有「紅星照耀太平洋」的說法。軍事同盟關係也在加強，更值得關注的是，東亞的雙邊軍事同盟向三邊甚至多邊轉變。雙邊與三邊不僅只是多了一邊，而是意味著軍事合作的集團化，美日韓三邊同盟一直沒有成型，而美日澳三方則可能實現突破。以此為基礎，菲律賓會不會加入其中呢？東亞地區的小北約也不是沒有可能，而北約既是追求絕對安全的軍事聯盟， 同時又是美蘇冷戰的工具。
美日澳三邊同盟的出現當然會引起中國的警惕，也印證了「圍堵」的說法，如果美日澳三邊軍事同盟變成一個以制衡中歐為目標的軍事集團，那就必然使東亞安全格局呈現集團對峙的態勢。安全困境並不是雙方主觀想要的結果，而是身不由己的選擇。現在回頭看冷戰的起源，有很多說法，但美蘇雙方缺乏信任，都為了自己安全作出了讓對方感到威脅的事情，對峙就不斷升級，誰應該為冷戰負責呢？雙方都有責任。在信任缺失的環境中，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先做出讓步，因為那意味著自毀長城。中國海空軍的崛起是難以逆轉的趨勢，美日澳三邊同盟也是針對於此，於中國而言，讓中國的實力去威脅化，可能會緩解東亞走向軍事集團化。
東亞秩序一直處於變動之中，與該地區缺少普遍接受的共識或者規範有著很大聯繫。一般將東亞認為是儒家文化圈，但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澳大利亞又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還有一種經常討論的觀點就是東亞應該參考歐洲一體化的經驗走聯合自強的道路，但是東亞的複雜性遠遠超過歐洲，加上美國也不希望東亞能夠橫向整合成為一個集團。其實東亞國家普遍接受的強勢觀念是民族主義，再加上東亞的帝國傳統，兩者相互疊加，使東亞各國的民族主義外表之下懷著一顆帝國之心。帝國是一種等級秩序，而民族主義則是對帝國的反叛，吊詭的是，兩種悖反性的因素共存於東亞地區。帝國既是一種歷史記憶，又是一種令人恐懼的未來選擇。在民族主義的敘事中，帝國是壓迫性的存在，尤其是帝國邊緣地區更是如此，為了構築民族認同或者國家認同，必須尋找一個壓迫性的他者，因此，很多東亞國家的愛國主義建立在一個脆弱的基礎上，即曾經的受害者，為了避免重蹈覆轍，需要富國強兵。
對帝國歷史記憶的排斥並不妨礙每個國家對強大國家的渴望，希望自己成為等級體制中的中心。另外，東亞的大國更關注全球層面的外交與政治，因為東亞地區有個全球大國——美國。雙重的因素使東亞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小國主導了東亞地區的合作，各大國都言明支持東盟的主導地位。韓國則渴望成為東亞地區的橋梁，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韓國知識界就關注所謂的東亞敘事，如何構建一個東亞。南北分裂狀態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下難以解決，通過更大的區域合作，實現「韓人」的統一。大國對東亞關注缺位使地區整合缺少持久動力，有韓國學者就質疑中國有沒有亞洲的視野。中國現在的一帶一路戰略就是亞洲視野，但需要更多的溝通與聯繫，建立互信，讓亞洲能夠成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在目前的格局下，中國的亞洲戰略反倒會引起美國、日本乃是韓國的猜疑，勾起了歷史記憶。
在任何秩序中，安全都是最基本和最迫切的訴求，東亞目前的軍事格局出現了陣營化的苗頭，有可能激活冷戰的因子。政府之外，市場與社會提供了外交的新管道，東亞地區的繁榮依賴於開放的市場體系，這也是東亞成為世界權力新中心的根源。亞太市場是走向更加開放、透明還是走向集團化呢？澳大利亞的選擇代表了未來的趨勢，幾乎在同時，中國與美國的兩個盟友結束了自貿區的談判。市場更加一體化，這是對碎片化的軍事格局的有力對衝和制約。而維持一個一體化的市場就需要彼此能夠開放，東亞地區實現一個根本性的轉型，從生產基地向消費市場轉變，這並不是說，東亞不再從事生產，成為寄生性的地區，而是說要擺脫作為中間生產商的地位，既要成為研發中心，又要作為終端消費市場。市場本身就是一種權力，開放的市場對外部世界自然產生吸引力，中國經濟的轉型可以為亞洲提供一塊穩定的基石。
無論市場還是社會都要求對政府權力加以限制，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小國主義與大國主義的爭論和選擇。比如植木枝盛提出小日本主義，要求貫徹民權，建立聯邦制，後來的石橋湛山也推崇小國主義，二戰後他還當過日本首相。小國主義其實就是小政府主義，但是每個政府都有自我膨脹的傾向。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全面走向大國主義，最終釀成了侵略戰爭的悲劇。東亞經濟奇跡的秘密在於強政府，而不是大政府，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即可，不能四面出擊，而這是保障市場體系運轉的前提。亞洲市場的發育與發展有賴於各國的改革，換言之，為了亞洲大市場，各國需要接受小國主義的理念，讓市場與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以此來平衡國家外交的戰略博弈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