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9月：跳出园丁与花朵的空洞（2022年，总第3期）

原文发布于2022年9月30日，平台包括微信订阅号/知乎/Revue，因微信订阅号删文封禁经历，考虑备份至Matters（不排除后续以Matters、Revue为主）。预计10月31日，“结绳”系列更新至10月的内容。

开学季如期而至。9月，我要分享的话题也与此有关。

这并非我首次迫近教育母题。数年前，我就曾做过一次主题阅读。不过，不同于从书籍切入，此刻我选择回到更加直观可感的现实。[1]

教育是两个主体的互动。除了关注教师，我有意安排了学生视角的讨论，让二者形式某种互文。写下这些新闻讨论的间隙，我时常回想起小学年代。尽管记忆有些模糊，那所坐落在村落山坡间的学校大门两侧，墙上白底红字印着的标语却历历在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不能说未成年阶段的经验都是善良的，然而对比当下，自己确实感受到教育的价值日渐空洞，却仍被塞进园丁跟花朵的形象化叙述里。所以，表面上这期结绳是在谈论教育，实际是想引申出背后的主体——人。

论及人，身处疫情之下，我还要为陷入道德伤害的群体担忧，为生命定格在凌晨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大巴上的遇难者默哀，为逝世25周年的王小波遗所留下的常识而呼号。

讨论

01丨困在“抑郁”里的教师

9月10日的教师节，自1985年设立以来已是第38个。不少新闻聚焦于此。

《光明日报》旗下《教育家》杂志专门推出一组文章，邀请多位教师畅谈自己的感受。其中，不乏司空见惯的表达，说教师“是花朵，绽放自己，芬芳世界”，“是星光，闪耀自己，明亮人心”，“是小舟，平衡自己，共渡彼岸”。[2]

可文艺并非全部。9月10日除了是教师节，也被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预防自杀日。也许有自杀念头的教师不多见，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却不能说微乎其微。

根据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对1063名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素养量表测试发现，存在中度至重度焦虑问题的教师超过75%，而对于抑郁高风险的群体，34.4%来自小学教师，28.3%来自中学教师。[3]

这项研究的抽样来自2018年。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落地，从政策改革一年多的表现（至少是官媒报道的表现）看，我国教育局面步入新阶段。

《北京青年报》在9月20日，刊发《“双减”一年多，哪些习惯变了？》。这篇报道称，记者多方走访，采访面覆盖前教培老师、小学低年级老师、毕业班老师乃至足球青训教练，透过他们的分享，印证“双减”的卓有成效：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超九成，校园内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4]

但是，Sixth Tone的一篇文章，却具象化地展现了我国教师群体面临的困境。由于疫情或“双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工作时间比以前更长——课外辅导的作用拿掉后，家长和学校仍希望学生取得同样的成绩——并因此承受着压力和焦虑。

上海一位26岁的中学教师周女士说，她所在学校的老师几乎每天都要检查学生的健康码。学校工作人员还负责为学生提供核酸检测，经常开会讨论病毒抑制措施。这些额外的工作并未给她们带来多少经济上的回报。甚至，由于疫情下的经济放缓，有些老师没能按时拿到工资。[5]

根深蒂固的价值导向，把教师塑造成“不求回报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蜡烛”……这一定程度压抑了教师心理和生活问题的表达。但问题不会因选择性目盲而消失。

微信订阅号收入专探，就教师群体的薪资做了系列访谈。今年初发布的一篇文章《当了老师之后，你抑郁了吗？》中，一位教龄4年的辽宁沈阳某新区公立小学老师透露，加上“公积金以及这两年补发的但很可能不可持续的项目”，自己的年收入合计约10.1万元，可“真实情况远没有算出来这么高”。[6]

燕京书评对我国的教师节历史进行一番钩沉。根据1932年《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的记载，大多数乡村初等小学教师与教授收入比为1:20，同期欧洲则是1:3至1:4。另外，小学教师间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局面促使京沪教育界人士起意，号召将每年6月6日定为教师节，以改善“生活不安定，地位不稳固，更缺乏修养之机会”的窘境。想来，教师的待遇问题早已有之。[7]

经济回报是一方面，今天的教师，恐怕还要为教学过程中的潜在“站位”指摘而战战兢兢。他们中不止一位跟我私下表达，自己上课不再倾向于做延伸讨论，课外也鲜有发表关乎公共事务的言论。

早在2019年，年逾古稀的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就因为公开言论而遭到开除。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采访中，尤盛东例举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表达：

能量（energy），这是一个物理学名词，是标量，有大小和强弱，它不是矢量（vector），所以也就没有方向，“正能量”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我告诫学生，以后谁要在作业上、试卷上写“正能量”，我就打错扣分。[8]

我想起畅销书《江城》《寻路中国》的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同样是2019年，他开始在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的英语系任教，开设英文写作与人文社科类课程。2021年4月，何伟的合同到期未能续约，只得离开中国。一年后，他在The New Yorker写下这段回忆，导火索似乎与一篇作业的评论有关。[9][10]

某位新生认为，“在一个法治的文明国家”，公民不被允许发表质疑国家主权的言论。何伟回复说，事实并非如此，例如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随后，这些对话被脱离语境地发至微博，最终招致责难。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曾发表的一项研究，介绍了中小学教育过程对教职人员可能造成的道德伤害。

尽管立足于美国人群，相关结论仍颇具启发性：强调对教育者的道德要求，却因为制度设计令其无法有所行动，这种背离将会导致道德伤害。当教育者无法在工作中做正确的事情，可能的结果是，他们离开这个行业，社会核心民主制度的整体道德削弱。[11]

02丨疫情下的“问题”学生

COVID-19对教育系统的冲击正在逐步显现。

9月1日，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公布一份全国代表性报告，首次比较了大流行之前和两年之后的学生成绩。根据The Washington Post报道，小学数学和阅读考试成绩骤降至几十年来未见的水平。

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大多数学生在有老师的课堂上学习表现会更好。而如此大幅的下滑，可能引发更多关于远程学习、线下授课的争论。负责管理上述测试的工作人员佩吉·卡尔（Peggy G. Carr）表示，学校反映，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寻求心理健康服务。[12]

学校不只是学习场所。通过学校提供医疗保健，已被证明可以改善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教育成果。Scientific American发文呼吁，当下亟需扩大学校保健中心的覆盖范围，以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13]

国内未见大规模的学生身心状况调查数据。不过，香港01的报道指出，根据港大香港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统计，2021年1月至今年6月香港已发生36宗学童自杀案件（16宗为高中生），26.3%案件或与学业有关，更有7.9%人成绩本身十分优秀。[14]

有关学生学习能力的担忧，夹杂在更多的个案里。谷雨实验室的一篇报道，揭示了学习困难的冰山一角。

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习不如人意，还表现出种种‘特异’之处，家庭内的纠正以失败告终，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来看医生，有时也就收获一个名叫“多动症”的症候，这让他们确认自己的孩子病了，一切出于生理的原因：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因为孩子的大脑前额叶皮质受损。于是吃药、治疗，有的持续一两年，每隔两周就要到医院复诊，然后满心期待孩子们康复。

现实却并非想当然。多动症（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是导致学习困难最常见病因，除此之外，深陷学习困难的，还可能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以及抑郁、焦虑等群体。离开家长的参与，状况将难以改观。[15]

我们应当警惕社交网络上流行的叙述，诸如“神兽归笼”背后，也许存在着家长思想和行动上的责任滑坡。如果把学生的教育视为“麻烦”，那么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偏离正轨，同理适用于学校。

9月11日，一名龙湖三中学生家长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反映，“学校每次厕所只允许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去”，以致“孩子怕上厕所水都不敢喝”。9月14日，新郑市教育局的回复引起舆论关注。

观察者网的报道显示，龙湖三中根据地方防疫要求，“制定了教室、宿舍、食堂、厕所四个管理办法，并错时错峰、分批合理安排师生如厕，避免集中时段集中如厕”。通过实地查看和走访，学校“每个厕所都有专人管理，控制入内人数，不造成人员过度集中”。[16]

所谓“错峰如厕”，其实并非龙湖三中首创。2020年6月，《北京日报》就关注到北京市教委发布7条校园“新规”，在“继续实施校园相对封闭管理”条目之下，“新规”明确提出“错峰错时安排课间休息、就餐、如厕、户外活动等”。当时，这篇报道还被《郑州晚报》作为“他山之石”转载。[17] 

在我看来，这种安排需要回应一系列追问：

假设一个班级有50人，课间休息10分钟，当分配给每个人的时间为1分钟，按照一次只允许“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去”如厕的标准，满打满算，10分钟完全可以覆盖一个班级的如厕需求。但一个楼层只有一个班级吗？（当然，一个楼层的厕所可能也不止一个，可常识告诉我们，班级数应该要比厕所数多）如果同一时间段排队如厕的人数增加，是不是得靠压缩每个人的如厕时间来解决？

再从防疫角度思考，至多三人一起进入厕所空间，直接效果是避免拥挤。然而，倘若三人以上的厕所算是拥挤，满座数十人的中学教室又算什么？另一批学生如厕前，是否安排消了杀工作？如果没有，且很不幸在前如厕的人被查出已感染病毒，在后如厕的人感染风险能降低多少？

归根究底，被称作“祖国的花朵”的学生，人的主体性是否得到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9月16日，领导留言板原来的回复被替换。根据更新的内容，新郑市教育局称，“未发现限制孩子正常如厕情况”。照此看，此前的调查失实，是否应该追责？[18]

倘若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逻辑还成立，价值还可以被相信，当下的我们——家长、高校、社会——到底想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双减”之后，这个问题好像并未归于一致和明朗。

在知乎“如何评价高中老师补课1年，学生补课结束后举报给教育局，老师被开除，补课费退还？”的提问下，聊天截图显示，这位学生在补课前，就已经准备好后续的举报计划。[19]

关注

01丨道德伤害，无形的流行病

想象你是一位医生，面对腹部疼痛亟需治疗的孕妇，医院没有空余床位，你会怎么办？退一步说，即使医院床位足够，可出于行政规定，孕妇无法提供没有感染传染病的证明就不能接收，你又会怎么办？

如果你对今年1月的“西安孕妇流产”事件还有印象，就应该明白，这些假设并不非单单存在于哲学家脑中的虚构。9月，发表在Scientific American的一篇文章，讲述了道德伤害是如何像流行病一样，无形地影响数百万人。

1990年代，精神病学家乔纳森·谢伊（Jonathan Shay）首次创造了“道德伤害”一词，用以描述这种存在上千年的现象。20世纪的世界大战，令人们越发察觉从战场归来的士兵精神上伤痕累累，最终引起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道德伤害具有跟抑郁症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不同的生理机制。简单来说，当人们面临严重违反他们良心的境况，或威胁到他们核心价值观的情况时，这种创伤就会发生。更直白的理解是，道德伤害意味着，你作为一个“人”的身份已经受到质疑。

很自然，这种创伤会引起其他疾病，甚至自杀。在上述文章中，作者介绍了研究人员的干预探索。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认为，寻找个人意义可以促进创伤恢复。早年，他曾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这段经历让他开创了“意义疗法”。

弗兰克在著作中如是写道：“任何东西都可以从一个人身上拿走，但有一样除外，那就是人类的最后一项自由——在任何特定环境下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

这并不容易。但在COVID-19笼罩下的世界，在选择受限的时刻，还是祝愿你能从内疚、绝望、困顿、不安、抑郁中脱身。[20]

02丨我们都在同一辆大巴上

关于共同体，存在着诸多譬喻，而“一辆大巴”的描述，在9月18日凌晨贵州发生的客车侧翻事故后频频被人提及。根据贵州三都县警方的通报，截至18日12时，事故造成27人死亡。[21]

舆论的部分质疑在于，大巴为何能在凌晨时段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按照相关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而事故就发生在凌晨2点40分左右。

更多细节指向这辆大巴的任务，即该客车因疫情防控被征用来转运人员。这一点随后引起公众对当下的防疫政策的反思和诘问。但《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却试图为此正名。

我实在不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述这位“意见领袖”的发言，然而为了带出事件的核心，我还是找到了胡锡进在微博发布的内容：

这样严重的交通事故本就绝不应该发生，不论侧翻客车上是游客、上下班人员还是涉疫隔离转运人员，它都是悲剧。但它首先是交通本身的悲剧，是生产安全事故，与客车所执行的任务不应该有直接关系。这是事情的本应有的逻辑。[22]

什么叫“事情的本该有的逻辑”？我就回到自己的专业上来举例：如果你一拳被人打成重伤，法律并不会直接认定打人者承担侵权责任，而是连贯地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你持刀抢劫，打人者的施暴属于合理范围内的正当防卫，所以无需担责。

以上都是冗长的铺垫。近几年，涉疫话题不知不觉变得敏感起来，人们似乎都习惯了三缄其口。媒体人梁文道针对此次客车侧翻事故做了一期相关播客，重申某些需要我们记住的常识。

首先，我们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翁，政府官员是给人民服务的，他们为我们安排种种政策和措施，我们有权对此发表意见和看法。就算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民主的做法是指出错误之处。

其次，“动态清零”并非终点，而是手段。没人愿意过上一种随时都得担心出行受限，把白色防护服穿成民族传统服饰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支持“动态清零”，就是要等到有朝一日恢复正常生活。

这个等待的终点是什么？目前并未看到国家层面的说法。不过，我们可以回归科学层面来设想，这个终点包含的三个要素：病毒朝着高传染性、低致死率的方向突变；我们拥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药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足够健全，使得偏远基层也具备相应的应急能力。

我们都有概率被拉上一辆车牌号是“贵A75868”的大巴上。在此之前，我们亟需找回常识。推荐在喜马拉雅平台或者看理想App完整收听这期播客。[23]

03丨重读王小波：个人尊严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的25周年（确切地说，是今年的4月11日）。虽然跟9月无关，但我还是想到了王小波。

我第一次接触王小波的作品，是在中学作为课外阅读的语文报上。平心而论，这次初见并未给我留下太多印象，只知道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位有点名气的早逝作家。转折是到了大学期间。

以主题的形式选择阅读书目，这是在开设“于立青”订阅号之初就逐渐成型的想法。而在第一年的尝试中，想到“一个人的毕生作品”这一主题，脑子里出现的是王小波。于是，我从朋友那借来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文集，黑底白字的封面，缀以些许线条，一共八卷。整整一个暑假，我从小说杂文、书信一直读到未竟稿。

必须坦诚，二十出头的年纪，在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跟着这位不时冒出一两句粗话的已逝作家，穿梭于或光怪陆离的故事，或直抵现实的嘲弄，然后写下属于我这个时代的回应，这是我尤为怀念的大学记忆之一。[24]

但感慨且先打住。9月的新闻，更直白地讲，是我汇集在此篇结绳中关于“人”的事件，令我想要推荐王小波作品中的一篇杂文，《个人尊严》。（在此选择楚尘文化订阅号发布的链接，可以直接跳转阅读）

王小波告诉我们：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做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

……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的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25]

参考备注：

• 题图：Photo by Fabrice Villar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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