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问题还剩什么出路?
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闪击以来,这一轮巴以冲突进入新阶段:以色列的大规模报复,以及不同大国的立场表态。
以色列的报复自不待言。内塔尼亚胡过去便曾多次空袭加沙,这次更是挟以国激愤民意,祭出了超高强度的打击。据巴勒斯坦卫生部10月13日表示,加沙民事登记处已删除20个姓氏,意思是这一姓氏的所有家庭成员都已死亡。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更是在16日表示,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过多,目前已没有足够的尸袋可用,且因太平间过于拥挤,只能把尸体装入“冰淇淋车”(ice cream trucks)里。
但以色列犹嫌不足。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将哈马斯连根拔起,以色列国防部长约夫·加兰特也已表示,战争将分为几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击败和摧毁哈马斯,方法包括空袭、地面行动;第二阶段,消除加沙地带的零星抵抗和武装力量;第三阶段,在加沙地带建立新的安全制度,免除以色列对加沙日常生活的责任,也为周遭地区的以色列公民创造新的安全环境。以色列外长埃利·科恩也表示“战后加沙的面积将会缩减”,暗示着以色列将吞并部分加沙地带。
而杀红了眼的以色列,引发外界的不同反应。
虚伪的西方与一言难尽的全球南方
首先是“永远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的美国。拜登第一时间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坚若磐石,华盛顿也立即派出航母战斗群。但面对加沙的伤亡数据上升,拜登似乎又不想为屠杀背书,于是在15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强调,“以色列占领加沙将是重大错误,哈马斯不代表每一个巴勒斯坦人”。
其实这一表态,基本上贯穿了欧美国家的普遍立场:支持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在巴勒斯坦哭喊时退后几步,以免被血污喷了满脸,同时又对停火一事扭扭捏捏。例如美国1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一票否决了巴西的停火提案,只因“文中未提以色列自卫权”。
接着是立场不一的全球南方。阿拉伯国家因为普遍厌恶哈马斯,所以出于政治正确,表态称“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后,便没有更为实际的下一步动作,只有零星传出卡塔尔有意协助斡旋人质问题谈判,埃及与约旦表示不愿接收加沙难民,以及缺乏共识的开罗和平峰会等消息。当然,呼吁停火还是各国的普遍立场,民间声援也非常强烈,只是这些声音显然与政府的实际作为存在较大温差。
伊朗则因为是哈马斯的长期靠山,所以高调表示支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称“为行动感到自豪”,哈梅内伊的顾问萨法维则承诺“将支持哈马斯的反以行动”,作为伊朗附庸的黎巴嫩真主党也进行了一系列炮击。但当哈马斯发言人告诉BBC“这次攻击得到伊朗的直接支持”、西方媒体也对伊朗的策划指证后,德黑兰便开始拉开安全距离,例如伊朗外交部直接否认“伊朗参与”的相关描述,并称此次行动是“巴勒斯坦人的自发性抵抗”,接着哈马斯再出面澄清“行动是由哈马斯自己策划的”,显然也不敢违逆德黑兰的切割。
中方则一如既往,与联合国表达了同样立场,强调对“两国方案”的支持,还特地派出中东事务特使翟隽,外长王毅也先后与布林肯、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土耳其外长费丹各自通话,希望促进冲突的政治解决。只不过,由于巴勒斯坦议题所涉层面复杂,北京也不是巴以问题“中东四方”(Quartet on the Middle East,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的成员,因此能否复制此前斡旋沙特、伊朗复交的外交成功,仍有待观察。
再来是各方关注的俄罗斯。在许多媒体看来,巴以冲突是莫斯科难得的战略机遇,只要冲突持续扩大并恶化,美国将被迫提高对以色列的军事挹注,必然无法兼顾乌克兰,俄军将有望趁机打出新攻势。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俄罗斯同样发出了停火呼吁,包括俄总统普京在10月11日所说的,“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冲突扩大,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这一地区”;联合国安理会也在10月16日表决了俄罗斯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是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实行持久、受到全面尊重的人道主义停火,同时谴责针对平民的一切暴力和敌对行动,只是最终没能获得至少9票的赞成票。
从上述发展来看,此次巴以冲突的国际结构已相当清晰:以色列一如既往获得了美国支持,军事层面如此,联合国投票亦然,而且美国还能动员加拿大、德国等盟友共同表态。哈马斯则同样把伊朗抬出来当靠山,但不论这次德黑兰事前参与多少,至少就事后表态来看,温和派与强硬派明显路线不一,前者希望伊朗冷静自保,后者则展现“愿为巴勒斯坦出兵”的姿态。而伊朗之外的全球南方,虽多呼吁停火,并在公开展示立场上同情巴勒斯坦,却没有任何国家会为巴勒斯坦出兵。
因此后续战场发展,大致可由以色列是否进行地面行动、伊朗是否进场,推演出四种可能性。
第一,以色列最后放弃地面行动,伊朗除了动员真主党、伊拉克民兵零星炮击外,也不进一步加码,最后冲突结局回归过往,在空袭打击到一定程度后,以色列降低报复力道,并与哈马斯先后宣布停火,再各自对内表示获得了“战略胜利”,冲突或许几年后会再起,但规模会小于这次的“第三次大起义”。
第二,以色列决定进行地面行动,入侵并占领部分加沙,但伊朗不进一步派兵驰援。如此一来,在哈马斯负隅顽抗下,以色列将有高机率陷入巷战泥淖,重蹈2014年“保护边缘行动”时,派出地面部队作战两周却只推进几公里的覆辙。最后为避免伤亡成本持续上升、全球舆论沸腾,以色列应该会在推进一段时间后,宣告取得“战略胜利”,结束地面行动。而伊朗的旁观确保了冲突不会上升为以伊战争、甚至是美伊战争。
第三,以色列不进行地面行动,但伊朗强硬派取得话语权,决定升高对以军事动作,迫使其停下对加沙的轰炸。这一发展动向,将有极高机率将美国带入战场,使冲突升级为美伊战争,伊朗神权政府可能面临近年来最大的危机,而美国退出中东、转向印太的战略也会受到干扰。
第四,以色列决定进行地面行动,伊朗强硬派也取得话语权,决定派兵进场。这一趋势,也同样会有高机率引来美国入局,并让巴以冲突上升为美伊交火,最终美伊各自面临战略挑战,以色列则陷入在加沙及周遭多线作战的窘境,可能会比不进攻付出更多政治、军事成本。
当然,从眼下各方的表态来看,应该第一与第二种情势发展的可能较大。
一来,美国出于讨好国内犹太集团的政治需求,不能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流露出一丝退却,但又着实不想重返中东的战争泥淖、被迫分散对印太与欧洲的战略挹注,所以从一开始就锁定了最可能参战的伊朗进行恫吓:直接将航母战斗群部署至东地中海,且必须强调自己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点名伊朗不要介入,想避免冲突上升为美伊战争。
二来,伊朗或许出于打断沙特与以色列建交、避免“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进入海湾的地缘考虑,资助甚至指导了哈马斯此次行动,但这不意味它会为哈马斯赔上身家。从伊朗试图与此次攻击划清界线、阿卜杜拉希扬向王毅表示“伊方希望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等线索来看,伊朗动武的意愿应该不高,或至少还没下定决心。
巴以问题如何前行
如果情势真的走向第一、第二种情境,那么受害最重的还是加沙平民,并且证明了即便哈马斯的孤注一掷能干扰沙以建交、让此事推迟几年发生,巴勒斯坦议题也不易再调动过往的政治能量,不仅阿拉伯国家普遍不愿淌混水出兵,就连支持哈马斯的伊朗都知道保持冷静。
如此一来,停火后的巴以问题如何前行,可能就是各方更须关注的务实话题。如前所述,“两国方案”是同情巴勒斯坦方的一致说法,传递了希望巴以冲突彻底解决的美好向往,但从1980年代至今,“两国方案”得以实践的时空背景日渐遥远,这一提议也更多像是作为政治正确的口号而存在,看不到实践的前景。
而这一困局的背后原因有三。
第一,以色列国内情绪与定居点的积重难返。1970年代末,在经历多次战败、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后,巴勒斯坦反抗运动高层不再坚持“推翻以色列”,而是同意与以色列并肩立国,让“两国方案”看到了可能的曙光。其规划主要是以1967年双方边界、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为基础,让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邻国,1993年《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便是双方的一次尝试。
但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的爆发,宣告了“两国方案”的严重挫败,其背后原因复杂,只能说巴以双方都有责任。此后,以色列左翼能量不再,右翼政府与哈马斯的冲突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版面上,以色列一面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一面通过军事打击,引导以色列的舆情走向,形塑了对领土、安全“一寸不退”的社会氛围,因此面对哈马斯攻击,舆论的直觉反应就是更强硬的回击,而不会如过往般反思共存。
与此同时,以色列的“定居者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如今分布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的定居者已有近70万,意味着重返1967年边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近年,以方更是通过《民族国家法》,意图追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性,形同为法理上的吞并开了绿灯。“两国方案”基本上在以色列已没有市场。
第二,“两国方案”在现在的巴勒斯坦也同样缺乏民意基础。这一迹象,早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时便可看出,当时哈马斯痛批阿拉法特出卖民族尊严,奠定了自己“反对两国方案”、“只接受以色列灭国”的强悍形象,获得不少民意支持。尽管这一路线可能对现实发展无益,且实质上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尝试,但哈马斯对以色列民众的持续袭击,确实为其积累了不少声望,并成为2006年其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胜选的基础。
此外哈马斯自1990年代起接受伊朗扶持、资助,也阻碍了它在路线上接受“两国方案”的可能性。伊朗一来是基于革命政治需求,要用巴勒斯坦议题来增加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二来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要培植足以牵制以色列的地缘棋子,干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互动,避免前者势力进入海湾、进一步威胁并孤立伊朗,所以选择了立场激进的哈马斯,自然也不乐见哈马斯与以色列走上谈判进程、接受“两国方案”。
当然,管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立场始终是“两国方案”,但在多数巴勒斯坦人眼中,这一机构与“以色列维稳机器”无异。此外,根据巴勒斯坦政策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PSR)以及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如今只有32%巴勒斯坦民众支持“两国方案”,比以色列民众35%的支持率还低。
第三,国际社会也缺乏对“两国方案”的实质支持。美国嘴上说“支持两国方案”,实际则支持以色列扩张定居点、空袭加沙;伊朗看似支持巴勒斯坦抵抗事业,其实更多是把哈马斯当成牵制以色列的工具,不希望“两国方案”落地;其他国家则无意推动“两国方案”,一来是因为站在美国一侧的是以色列,二来是看不到这件事对己有何实质利益,三来是不想自己破坏与以色列的实质互动。
以俄罗斯为例,这次冲突中有许多舆论都声称普京“巴不得中东失火”,其实是对俄罗斯中东战略的一知半解。“两国方案”当然是莫斯科对巴以问题的官方立场,但普京从未因此停下与以色列的交往,因为以色列有许多俄语犹太人,且特拉维夫一直是莫斯科与华盛顿沟通的重要中介,即便2020年特朗普提出惊世的“和平计划”时,普京也只是提醒访俄的内塔尼亚胡,“和平计划不能没有巴勒斯坦人参与”,但俄罗斯国家机构并未停下与定居点犹太机构的合作。
此外,如果此次冲突扩大,将有极大概率是伊朗与以色列交火,进而将美国牵扯入局。但众所周知,俄罗斯与伊朗在叙利亚是共同扶持阿萨德政权的合作关系,如今俄罗斯仍身陷乌克兰战场,一旦伊朗真的面临美以联军,便很可能影响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多年经营,而这一结果莫斯科未必乐见。这就是为何普京会呼吁“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冲突扩大”,并且积极提出停火草案的原因。
综上所述,巴以血仇一年深过一年,“两国方案”也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日渐渺茫,冲突似乎看不到解方。因此近年来针对巴以问题,已有部分声音呼吁勿再高喊不切实际的口号,而是要在以色列已施行种族隔离、一国统治的情况下,务实聚焦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危机,相关建议包括冻结定居点的扩张、推动两族平权、促进以色列走向联邦制等。
当然,上述建议的实施也都有一定难度,因为以色列正是担心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高过犹太人,导致以色列未来可能成为阿拉伯国家,所以也不肯真正将巴勒斯坦人当作同一国家的公民,而是干脆让情况卡在尴尬的“无国家方案”。
归根结底,关键还是国际社会能汇聚多大的力量,抵销美国的支持,迫使以色列至少同意改善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包括降低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停下对约旦河西岸的并吞。但与此同时,也要有相关力量迫使伊朗降低对哈马斯的支持,否则类似事件只会不断上演,如果让巴以问题逐渐巩固为美伊以之间的代理人冲突,更加难解。只是,考虑到无力与美为敌、没有实质利益、不想破坏与以色列的互动等原因,前述情境的实现恐怕也相当困难。
1970年代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退潮以后,巴勒斯坦问题的声量持续下滑,近年来更是严重不敌“阿拉伯之春”等新议题,“弃子”身分明显。当然,以色列社会的持续右转或许终会触底反弹,美国国力的衰退也可能为巴以问题带来新突破,只是这一时刻或许不是现在。
本文發表於
2023.10.25 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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