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评论】《无主之作》：人类能够把握住的，只有“自我”

《无主之作》是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讲述了主人公德国人柯尔特由1937年的小男孩成长为1961年的青年先锋艺术家的故事。片中另一位重要的男配角卡尔，是一名专业的医学教授，曾在德国纳粹党统治时期，担任生命决断医务室的负责人之一，美其名曰治疗精神病患者，清洗社会之中正常人的血统，实际上是残暴地践踏人的生命。令大部分观众咬牙切齿的是，结局这位杀人魔仍逃之夭夭，未能得到法律的制裁。

本文将聚焦于艺术家柯尔特从一位东德社会现实主义画家变成西德现代先锋艺术家的心理溯源，并尝试运用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三重人格理论，分析青年柯尔特寻找“自我”的过程，柯尔特的艺术理念“无主之作”背后蕴含的与观影主体的身份对话过程，以及作为纳粹遗迹象征的医生为何没有被制裁的原因，进而将这一结论深谙于心：人类能够把握住的，只有“自我”。

（一）寻找“自我”

“自我”（ich）第一次出现在影片中时，是被批判和拒绝的对象。1951年，东德绘画学院的教授在课堂上推崇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理念，艺术应当亲近人民大众，用画笔描摹在纸上的只能是激昂向上和艰苦奋斗的劳动人民形象。并大肆批判艺术的形式主义，比如巴勃罗·毕加索的晚期画作。而超现实主义流派中的变形裸体和非现实幻象亦被认为是颓废和淫秽的代表。

当时，东德是由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前苏联所统领的区域，一切体力劳动和精神创作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终极目标，整齐划一的群体面貌取代了洋溢个性的个体。艺术不再是艺术家表达个人情感和思想的途径，已沦落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

艺术领域内大行其道的社会现实主义流派，可以被视为“超我”的象征，而被它监视和囚禁的对象包括“自我”和“本我”。从影片中艺术家的视角出发，它曾遭遇过两次“超我”的囚禁，一次是纳粹统治下的血统清洗计划，柯尔特的姨妈正是受到生命激情的召唤而成为了“本我”的狂热牺牲者，被判定为精神臆想症患者而身亡。另一次便是信奉共产主义的东德，只不过，柯尔特并不会选择重蹈姨妈的覆辙，因为此时的他，“本我”意识已经在童年时代被压抑，而“自我”意识尚未完全苏醒。

1961年，柯尔特与妻子从东德迁往西德，在杜塞尔多夫第一次接触了现代艺术，并遇到了一位曾是空军的艺术家。这位老兵只用黄油作为他艺术品的材料，并且笃信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信念。由于经历过二战的灾难，认定着周遭世界岌岌可危，顷刻之间遁入幻象和虚无，唯有“自我”是能够指认和感知到的存在。而黄油作为敌国人民的善良和博爱的象征，深切地烙印在老兵的个体经验和艺术理念之中。

柯尔特流连忘返于偶然获得的创作自由空间，却在多样的艺术样式中再一次迷失了“自我”，幸而得到老兵艺术家的指引。柯尔特终于踏上寻找“自我”的路途，但茫茫路途中充满着荆棘和陷阱，脱离了“超我”的束缚，又必须警惕跌落“本我”的迷狂，从而在大雾弥漫中辨认“自我”的形象。

柯尔特循着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回到生命的启蒙之源的童年时期，那是由于年幼而未能嗅到“超我”的枷锁的野蛮，是“本我”的蠢蠢欲动，而“自我”恰临诞生的时刻。是眼前真实的年轻姨妈的naked body，是纸上的一幅naked body画像。

艺术家所谓的自由，其实是追寻“自我”的权利和机会。而艺术家终其一生的创作序列，不过是为“自我”的完善划下完美的脚注。

（二）观众即“自我”

影片的名字被翻译成《无主之作》，特指柯尔特临摹的照片中的人物，但人物与艺术家的关系却被柯尔特本人剥离，在大部分的艺术评论家眼中，这些图像显得随意且业余，同时柯尔特将意义空间完全封闭。对于柯尔特这种选择的一种浅层解释，是与其阐释每张照片对艺术家本人的意义，不如选择更先锋的拒绝意义的艺术理念。

柯尔特的彩票号码观点在影片中出现两次：“如果我现在随意地念出六组数字，那么他们是无聊且无意义的，但如果这六组数字是彩票中奖号码，那就有一种和谐性的美在里面。”循着这种从无意义里捕捉秩序的方法去理解柯尔特的作品，就会发现柯尔特并非只是通过拒绝意义而走向了意义的反面。在艺术画廊里的观众眼中，这些只是业余的摄影照片，经过临摹绘画后二次加工的图像而已，他们无法从随意挑选的照片中找到和谐的秩序，或许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观众。真正能够体察到和谐美感的只有银幕前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观众。

作为银幕前的观影主体，时而以上帝的视角知晓一切，时而跟随柯尔特的视角，但影片中唯一一次出现的主观镜头，是童年时小柯尔特伸出手掌挡住眼前的视线，这也是他的“自我”恰临诞生的时刻。对于深刻了解柯尔特的个体经验的银幕观众们，每一张照片都蕴含着意义，蕴含着秩序的美。

（三）把握“自我”

影片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真实”。在被“本我”所裹挟的姨妈眼中，“看见的皆是真实的，美的，永远也不要移开视线。”显然，这是一种极端的真实观，对于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不加选择地接受的方式。然而，现实中的一切并非都是理想化的美的存在，尤其在纳粹统治的时期，是人性冷漠和邪恶的极致体现，如此巨大的落差必定导向姨妈的死亡，也即“本我”的消亡。

柯尔特从童年时期起便注定着与姨妈的差别。当目睹姨妈被精神病院抓走的场面，柯尔特的母亲先伸出手捂住了他的眼睛，但被他移开，意味着他的确实践着姨妈的“永远也不要移开视线”，但在随后，柯尔特伸出手遮挡视线的主观镜头便昭示着他不同于姨妈的个人选择。

在纳粹统治时期犯下过错的医生，是纳粹遗迹的象征，同样也是类似“超我”的存在。由于观众以无所不知的视角目睹着他的行为，期待着在影片的结尾能够将他绳之以法，然而并没有。对于这一选择的阐释，或许是因为柯尔特此时已经属于“自我”的领域之中，相对于“超我”的权势和力量，“自我”的确没有能力去超越它的存在。

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类，能够把握住的只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