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極權的抗爭，即是集體對抗遺忘的過程。

在WHO宣布“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後，焦慮的情緒在中國蔓延。其中不乏有“閉關鎖國”，“經濟倒退二十年”，“給中國沈重一擊”等恐慌情緒。爾後世界各國更是紛紛出台禁令，取消航班，甚至從中國撤僑。禁令影響層面相當廣泛，政府商業公共機構均受到影響。而就筆者身邊來看，大多留學生也都愈發焦慮。尤其當澳洲政府宣布旅行禁令，禁止過去十四天從中國大陸地區來的非本國居民入境時，澳洲留學生更是不知所措。有人認為小題大作，有人調侃澳洲首相莫里森救火不力，頒布禁令倒是很及時。

由於澳洲普遍開學時間為三月，而眼看二月份的禁令與三月份就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許多人為了及時開學，不得不尋求第三國中轉十四天入境的方案。如途徑泰國，馬來西亞以及日本韓國等第三地。雖然中國情況不容樂觀，但前往第三國中轉也萬全之策。不但澳洲入境政策不明朗，還要冒著旅途感染的風險。有消息稱澳洲禁令頒布當天，許多留學生被拒絕入境，更有70人簽證被取消，最後遣送回國；而泰國在二月初發生槍擊案。在世界大亂之際，沒有一個地方真的安全。

到了二月中下旬，第一批第三國中轉留學生成功入澳；而往後在三月初時，情況有所轉變。一方面是中國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增長逐漸下降；而中國境外的病例直線飆升：有“鑽石公主號”，韓國教會的集體感染，爾後伊朗、義大利等國也炸開了鍋。再加上澳洲當地相當寬鬆的防疫政策以及當地人對疫情的輕視，讓許多歸澳留學生及感到慶幸又感到擔憂。

三月初至中旬，局勢不容樂觀。境外感染程指數級增長，許多政要、名人、球星紛紛確診。經濟上更是一塌糊塗，全球股市一片慘跌，美股更是史無前例的熔斷三次。各國就疫情發展不斷加強防疫政策，宣布緊急狀態，取消大型賽事，隔離外國/歸國人員等。此時中國確診人數不斷下降，新增人數也將至十位數甚至個位數。

至此，中國留學生態度開始發生轉變。從本來最不安全的中國跑來眼看即將爆發的澳洲。許多人覺得國內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此時有不少第三國中轉學生掉頭回國，而成功入澳的留學生也在糾結是否再直線回國以避風頭。

在疫情之中，留學生對西方國家的防疫政策感到擔憂。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採取類似中國更強硬的防疫手段，而不是繼續歌舞昇平，馬照跑，舞照跳。

隨著中國疫情的好轉，許多人認為中國此次表現可圈可點，批評西方國家防疫怠慢，醫療資源匱乏，防疫政策達爾文化等。再對比中國硬核防疫，不計成本的提供醫療資源（方艙、火神山醫院），甚至“一省救一國”，向外輸出中國醫療團隊。

相較之下，中國展現出體制優勢和大國風範讓許多人神魂顛倒，高聲搖旗吶喊“制度自信”，“厲害了我的國”。似乎忘記疫情爆發時的種種社會問題：欺上瞞下，救治不利，抓捕吹哨人，懶政一刀切導致的悲劇，紅會的貪腐，政府的追責等等。與疫情爆發之初那股追責政府和社會的進步力量相比，現在又回到厲害了我的國的小粉紅模式。好了傷疤忘了疼。

倘若無法將悲劇化為力量，持續的探討推動社會變革。那當初死去的人們即化為數字，失去意義。我們還要失去多少個李文亮，才能換來一個追責紅會的說法？

果然人類與極權的抗爭，即是集體對抗遺忘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