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爱凌对比徐州八孩母亲小花梅，女权舆论的左右手互搏 | 兼论精英女权的画地为牢
本篇文章在2月10日的Clubhouse线上活动“女权向谈谷爱凌现象而不是谷爱凌”后写成，拓展了我在讨论中的观点和内容。活动的文字总结《女权角度谈谷爱凌现象：民族主义扩张新阶段的“女性赋权”》已经由@女权之声 发表在了Matters上，是本文的重要参照，建议同时阅读。
另外一篇需要参照的文章是微信公众号文章《从“如何看待谷爱凌”观察中国正在形成的民族、阶级、性别观 | 兼论两种精英文化》，作者署名为“李小笼”。
自从冬奥会夺金爆红之后，谷爱凌就成为了现象级的话题人物。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围绕她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角度：
第一是性别角度的：女权主义者将她视作一个强大的现代女性榜样，并且她的成就来自母亲和外婆的两代积累，根本没有“爹”什么事；而另一些始终关注丰县事件的人将她的成功和小花梅的悲剧放在一起讨论。
第二是国族角度的：“爱国者”用她的归化来满足自己的民族自豪感；也有人始终质疑她的国籍问题，并认为她和她母亲是流动在中美之间的投机者。
第三是阶级角度的：媒体对她成长背景的呈现，迎合了中产对于精英教育的推崇；也有知识分子提出谷爱玲的成功基于她的阶级和特权，标榜这样的“强者”会遮蔽普通人的困境，加剧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
另外，舆论场上还存在一种个体主义的声音，强调外部条件并不能决定谷爱凌的全部，她自身的能力、人格和魅力更重要；或者呼吁去掉所有标签，看到她作为“人”的存在价值，尤其是从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的角度看，她是一个超越了国籍、性别和阶级的极限挑战者，能够“团结全人类”。
当然，对谷爱凌现象的诠释可以结合多个角度，比如说，从女权角度将谷爱凌和小花梅（徐州八孩母亲）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人们也能通过阶级的视角去指出这两个命运差异巨大的“中国”女性背后的社会问题，从而戳破国族主义借谷爱玲所营造的“正能量”、“盛世”之类的幻象。
以此为基础，我想从舆论观察的角度讨论一下女权主义者在谷爱玲话题中的表现——我发现女权主义者在“谷爱凌对比小花梅”的相关舆论中出现了左右手互搏的现象，进而暴露了“精英女权”式的思想和话语的诸多问题。
一、谷爱凌对比小花梅，女权舆论的表现
首先谷爱凌独立、自强、美丽、富有的完美女性形象，非常符合舆论场上一直存在精英主义倾向的女权话语所推崇的女性榜样。她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因此很多女权主义者对她的欢迎，一开始往往基于“庆祝一个优秀女孩的成就。”
但是很快，舆论场上出现了将谷爱凌和小花梅放在一起对比的讨论，这无疑给女权主义者们形成了一种道德挑战：社会上明明还有这么苦难深重的女性值得关注，为什么我们要去追捧一个金字塔顶上的成功者？
当被设置在这个假两难困境里的时候，一些女权主义者迅速做出回应，提出不应该把这两名女性放在一起作对比，或是强调赞美谷爱凌和支持小花梅二者并不矛盾，关注一个女性的苦难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另一个女性的成就喝彩。与此同时，ta们很熟练地引入了个人主义的视角和观念，提出我们应该剥除包括国族、阶级在内的所有标签，去看到谷爱凌作为“人”，特别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女性，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的“纯粹”个体身份。
以个人主义作为思想资源，女权主义者也在反击其他视角对谷爱凌的公开形象和其“成就”的拆解上更为得心应手，比如说ta们既会反击将谷爱凌“归化”进大国崛起叙事中的民族主义者，也会反击质疑谷爱凌的国籍和家庭背景的人，并称这些为厌女行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舆论之所以会把谷爱凌和小花梅这两个在社会身份上完全无关的人放在一起来讨论，本身就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这是一种女权主义的视角。人们看到了同为“女性”的两个公共人物命运的巨大差异并关切背后那些和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而且很多提出并参与这个讨论的人正是女权主义者。
第二这是一种公共的视角，她们两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作为热点公共话题的核心人物，其信息在社交媒体空间中被并置、交织在一起，从而被所有人目睹。她们在公共空间里如何被对待（尤其是如何被公权力对待）所形成的对比和分裂感，揭示出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的凄厉，令公众无限唏嘘。（后来，同是归化运动员的前美国籍花滑选手朱易在失利后遭遇网暴的事件，更证明了这种不安。）
以此为语境，一些女权主义使用带着精英色彩的个人主义话语来为谷爱凌辩护，未免显得消极无力，虽然它可以依靠摈除一切标签来终结话题，阻止“女本位”之外的角度对谷爱凌形象的拆解，但同时也在为自己画地为牢，并退出了公共讨论。
当我们面对“徐州八孩母亲”，或者是更宽泛的“残障人士“、“少数民族”、“弱势女性”这样的标签的时候，女权主义者提醒公众去看到标签背后的人、还原当事人的主体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很多受困于结构性压迫的人在面对舆论时也很被动，他们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容易被外界忽略掉能动性。
但谷爱凌不同的是，她所获得的关注同时伴随着巨大的利益，且她背后的团队积极参与了运作。如今她手握二十多个品牌代言，收入超过两亿，这种商业价值和她身上的标签——即媒体、公关团队乃至整个国家为她打造的形象密不可分。因此，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倡公众忽视她的标签，而去“看到她本身”，是既不可能也不公平的，且把女权舆论带进了一个极为狭隘的格局里。
和其他进行商业运作的海内外运动员不同的是，针对谷爱凌的这种“造神”运动的影响力何其之大，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成功女性\运动员”的范畴。在微博上，包括央视、人民日报、环球网，乃至各个地方政府的所有官方媒体号都在曝光她，为她造势。而另一方面，审查机器竟也为她开动，很多发文质疑，甚至只是分析谷爱凌现象的自媒体被删文、炸号。“旧闻评论”的文章《奥运气泡里的谷爱凌》讨论谷爱凌的双重国籍身份被删除，“奴隶社会”发表文章《谷爱凌的成功，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分析谷爱凌的特权并质疑社达思想，之后遭到炸号。
我们也要注意到国家力捧她背后的整个冬奥会大背景——北京冬奥会因为中国人权问题而遭到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西方国家的外交抵制，一些国际人权组织也在号召抵制，并鼓励运动员进行抗议。在这种环境下，中国举办一场成功的冬奥会是无比重要的政治任务；我想没有谁比谷爱凌更适合成为这样一个偶像，来唤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承诺所重现出的“万国来朝”之旧梦。
在这个问题上，女权社群在Clubhouse的线上讨论活动后整理的文字记录《女权角度谈谷爱凌现象：民族主义扩张新阶段的“女性赋权”》有更深入的见地。
谷爱凌现象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扩张新阶段的一个提示，背后是国家巨大的能力和自信的升级。今天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全球化把利益输送到威权统治边界之内，同时也是威权扩散到世界范围内收割全球化的利益。这是威权政府和全球化互动的新现象。
而在面对如此庞大纷杂的舆论和议题时，女权主义者应该意识到，没有“纯粹”的女权主义——这种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被简化为性别战争的权力游戏。女性生活于时代和社会中，也无时无刻和时代、社会发生着关系，而拒绝交叉性的探索和公共性的参与，仅仅困守于性别与个体维度的女权主义将难以回应她们的际遇。
二、精英女权如何画地为牢，以及如何破局
1. 本文如何定义“精英女权”？
首先需要先定义一下下文所说的“精英女权”是指什么。这并非一个明确的群体，也可能是女权意识和话语中偏向精英主义、带有精英色彩的那部分，表现为对“高知女性”、“成功女性”、“现代女性”等精英女性的叙事、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认同，因为其推崇女性个人的觉醒、突破和自我实现，从而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这种“精英女权”意识的背后，一方面是国家在“妇女事业”的议程中的宣传影响了女性的个体意识，例如吕频提到，“80年代开始全国妇联所推崇的’四自’，就是指妇女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吕频指出，这种女权意识的发展“本身就是搭了资本主义的便车，是资本主义情愿或不情愿的副产品。”它是改革开放后女性（特别是城市女性）的崛起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解放；又受到消费主义在大众媒体上塑造的令人渴望的“现代女性”形象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以社交媒体为载体的舆论场上，女权话语的制造和输出也非常依赖于“精英人群”——ta们并不一定是物质富有的，但也是一些有知识、有逻辑和语言能力的（泛）女权者，身上往往带着“城市”、“中产”、“高等教育”等标签。再加上微博用户的年龄层，以及审查机器的取向，都促使了基于个体的女权话语会比那些聚焦于社会和结构问题的讨论更容易生产、留存和传播，从而形成舆论场上精英女权话语的主流局面。
（因此，希望读者把下文的“精英女权”理解成“部分女权意识和话语”，而非对给某个群体贴上的标签）
不但在谷爱凌的话题上，即使在小花梅的事件中，这种城市中产本位的意识也在起作用。微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你离谷爱凌差了10次投胎，离小花梅只差一记闷棍”，其背后的语境是“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刚开始发酵时，民间便广传当事人真名叫李莹，是一名南充的女学生，双亲都曾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城市出身的女性一夜之间被拐卖到“穷乡僻壤”，这种触动阶层焦虑的叙事激发了巨大的传播力，却也遮蔽了小花梅这样一个边缘地带女性的苦难，和她背后的议题。
2. 女权主义信仰如何面临分裂？
因此，从如何回应女性的处境和际遇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舆论已经狭隘和贫瘠到什么地步。而狂热的情绪不过是贫瘠的另一面，精英女权或多或少被这种舆论裹挟、牵着鼻子走，或者被它逼入了墙角。当舆论将谷爱凌和小花梅放在一起讨论的时候，精英女权式的回应显然是失败的，拒绝话题的公共性而退守到个人的维度上去，或许可以跳脱出道德危机，却没能推动讨论的边界并扩展它的内容，贡献出更丰富的女权视角的思辨，更别说去主导讨论并设置议程了。
这不但是女权舆论的困境，也是这部分参与舆论的女权主义者自身的困境。
困境的背后，是女权主义者们对于“突破世俗的成功女性个体”与“结构性困境下的弱势女性群体”两种关注之间的张力，以及处于不同侧重点上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张力。（无论你把它们命名为“新自由主义女权VS马克思主义女权”或是“精英\资本主义女权VS社会主义女权”还是别的什么）尤其是当女权和阶级、国族等其他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现实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女权主义者难以再维持性别角度的单一叙事，也难以再维持“女本位”的无限自洽。小花梅和谷爱玲只是两个极端的代表，真实世界里的女性命运千差万别，女权主义者无法躲避这些分裂带来的不适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被破坏的对“女性共同体”的想象，甚至对“女权主义共同体”的想象。
女权主义者固然不能在舆论中丢失性别的维度，但难道“个人主义”式的女权就是出路吗？
在这个极度缺乏公共性，有的只是一次次“舆论战”的社媒平台上，女权主义的狭隘也是极化的结果。表达对丰县事件的愤怒和对谷爱凌的喜爱成了全民参与的“女权活动”，而女权话语的输出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澎湃和自信，形成了女权舆论的最大公约数。但是女权的议题被拓展了吗？剥除了社会和历史的维度，一边是强大完美的现代女性icon，一边是毫无能动性的完美受害者；女性的成功是个体才能和努力的突破，女性的受害是坏人和全社会的恶意，系统的运作被隐身，人们对边缘地区边缘人群的预设和偏见加深，更多既不是人生赢家也不是完美受害者的女性的困境被遮蔽。
按理说，当占据舆论上风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稍微解除性别战争的焦虑和敌意，尝试看到女权议题更多的复杂性和交叉性，但不知是惯性还是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很多女权主义者更倾向于维护议题的绝对性别属性，不愿涉足容易消解话语权和立场正当性的讨论，不愿走入对方主场甚至不走入公共。于是，“Girls help Girls”式的女性支持似乎就成为了我们的安全空间和能够把握的基本共识，如果尚未变成唯一共识的话。
3. 基于未经审视的特权而产生的共情，如何局限了我们的公共参与？
不得不说，我们必须需要指出我们对女性个体——例如小花梅和谷爱凌的共情都是基于什么条件，这些“条件”往往和我们自身的“特权”息息相关；而未经审视的“特权”所造成的盲点，决定了精英女权无法在公共参与上走出更远。
- 对谁共情的问题
在上文的分析里，有关小花梅的舆论通过“李莹”的故事和“所有女性都可能变成她”这种情感动员话语，成功和城市女性乃至大众建立了共情。但是，难道大众共情小花梅就一定比共情李莹更难吗？我认为不一定。关键是“谁”“怎样”在最开始占据了话语权和叙事的制造，并成功引导了大众。
直到最近，通过自媒体“先生制造”的《“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讨走？被拐卖？还是自主婚姻迁移？》和“偶尔治愈”的《我们去了丰县八孩母亲的老家，了解到了这些事》等多篇文章，我们才进一步了解到小花梅的身世，也渐渐还原出“小花梅们”——这些边缘地区被拐妇女的苦难境况。如果这才是这起公共事件背后的真实议题，那么一部分人对此拒绝相信，一部分人深陷迷茫，还有一部分人已然情绪疲劳，公众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失焦。（截止本文完稿，舆论的议程仍然被设置在“徐州八孩母亲是不是李莹”这一主题上）
公众的失焦意味着，舆论将很难发展成针对议题的建设性力量，而会更多地变成“冲塔”的洪荒之力。至于“冲塔”放在中国的语境下是否应该提倡，本文暂不讨论。
另一方面，在谷爱玲的话题中，一些精英人群对她有着真诚的理解和喜爱，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希望对她的评判仅仅止于个人。当然，大众对她出于民族主义或社达价值观的喜爱也可能是很真诚的。
那些希望批判性讨论谷爱凌现象的人，也往往需要在开头先声明对谷爱玲个人的肯定和支持，以免破坏了人们真诚的共情，被当做“羡慕嫉妒恨”的罪证。
所以这首先是一个对谁共情的问题；共情非常重要，这是人们连接他人，并参与公共的一个普遍的动机和起点，并不值得诟病。但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分析，为了维护这种共情，精英女权式的话语会作何表现，以及这为什么变成了ta们公共参与的终点。
在朋友圈的一篇刷屏文章《从“如何看待谷爱凌”观察中国正在形成的民族、阶级、性别观 | 兼论两种精英文化》里，对此有着较典型的体现，因此建议读者阅读这篇文章，作为本文的参照。
这篇文章先是从女权的角度对民族主义、阶级范畴的舆论现象做了批判，之后便触及了谷爱玲对比小花梅的话题，称“不认可有人强行去以底层女性的处境去抹杀谷爱凌自身的优秀”，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交叉性”，认为人们不应该把女权话语的交互性理解为彼此取代、势不两立。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也和我在上文强调过的“公共性”有关。但可惜整篇文章论述到最后，以“为谷爱凌喝彩不需要掺杂太多其他的理由，只是因为她的优秀就足够”为结论，几乎是一路丢盔弃甲，正好体现了什么是摈除一切交叉性议题的精英女权式心路历程。
文章最后写到：
大家可以不断给谷爱凌的成功寻找理由，祖国的强大、母亲的教导、刻苦的训练、精英的文化，这些都可以被拿来理解和研究，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来忽视一个优秀女运动员内心的强大、身体的强健和她自身人格的力量。对我来说，女运动员能感召我的地方就在于此，不仅仅是外在条件的叙事，而在于她是一个优秀的人。我也因此曾经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运动员身上看到这一种体育精神。
在这里，精英女权将一个人的“外在条件”（祖国的强大、母亲的教导、刻苦的训练、精英的文化）和“内在条件”（内心的强大、身体的强健和她自身人格的力量）分离开来，并以此提出要去看到谷爱凌的内在条件，也就是“一个优秀的人”。
我想说的是，如果精英女权对于“特权”的反思后的结论，在于更好地将一个人的“外在条件”给识别并剥离开，从而更加肯定“她自身”的优点，那么我们对“特权”的反思根本不存在。
- 到底什么是“特权”？我们怎样反思特权？
到底什么是“特权”（privilege）？我曾经和作者一样，认为“特权”就是那些没有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外部有利条件，比如出生地、家庭、生活环境、父母的素质和财富、运气等等……但是后来我明白，环境和个人这二者无法被割裂来看，一个成长于社会底层中的人，不但外在条件比不上特权者，ta甚至难以具备和特权者类似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健康水平、道德、知识、认知能力、语言乃至一切能够帮ta扭转困局的素质。Ta们在面对外界的厄运和压力时更脆弱，更少选择，甚至会把这些压力内化为自己对自己、对周围人施加的暴力。
而你总有一天会明白，一个人作为纯粹的个体、其存在本质和自我价值的独立和超脱（也就是被所有人看作“她自己”）恰恰是最大的特权，也是最被人羡慕的地方。很多普通人没有这种超脱的经验，就像一个普通女性常常被看作女儿、母亲、妻子、员工，而非她自己；她甚至都“没有自己”——没有自己的空间、梦想和价值追求。
诚然，拥有良好外部条件的孩子，也可能长成浑浑噩噩、自暴自弃的人，中国人叫做“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文章作者也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似家庭条件、教育环境和个人素质的同学具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选择。”
且不说我们如何去建构成功和失败，但是这就能说明一个人相对于环境来说拥有绝对的主体能动性了吗？从统计角度来说，一个从贫困、暴力横行的少数族裔社群出身的孩子，又有多大几率能够和纽约上东区的精英白人家庭的孩子过上同等的生活呢？我们必然看到了一些成功的“底层人”，但莫非以为他们的机会和代价和我们是一样的？
这听上去确实是左派的陈词滥调，但是“正确”的话在“正确”的语境里说出来过一万遍，就会变成“错误”的吗？
同样的，无法理解边缘女性的处境——“把小花梅的遭遇视为‘女性都可能遭遇的偶然’，这是对她的苦难的抹杀。如果我们意识到偶然能够对人的命运造成巨大的区别，那我们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我们没有在那‘偶然’里面，另外我们的阶层也决定了我们不会遭到那么多的‘偶然’。”
而在谷爱凌身上，她的“完美”特权表现为吕频说的“赢者通吃”：
我们进入一个赢者通吃的时代，聪明的赢者不但占有天生的优势，家境优渥、长相出众，还可以占有成功和荣誉，甚至可以占有所有的美好的品德——这多可怕。人们必然且有权利以一种焦虑、不安、质疑的方式来回应，只不过这些情绪被投射在了谷爱凌个人身上。
谷爱凌身上所体现的代际财富的积累、文化资源和资本的继承，以及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这些对一个少女来说都不是原罪。人们的焦虑在于，像谷爱凌这样的人对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如此坦然的时候，他们积累资本所依赖的、在起点上基于偶然性的不公正没有被反思，竞争过程当中加速扩大的差异也没有得到反思。成功者回看过往，容易把一切成就归于理所当然外加自己的努力，但往往人们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搭上了车”，“没能上车”的人和他们的轨迹就此不同。这是关于谷爱凌的成功叙事受到质疑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人们因为对阶级分化的批判感到无力，很多时候也就放弃了社会批判，不但承认阶级分化是理所当然的，还以无限的羡慕和崇拜来强化分化的合理性。对谷爱凌的崇拜带有明显的成王败寇的社会达尔文思想：从结果看过程并且合理化整个过程，而且掩盖整个过程当中的不平等，甚至是对法律的制度性的滥用。
（——《女权角度谈谷爱凌现象：民族主义扩张新阶段的“女性赋权”》）
后来我们说，这就叫“强者可以优雅地耍流氓。”
有了对“特权”的深入理解，我们才能再接着谈，对于精英人群来说到底什么是“反思特权”？我认为：去反思和谷爱凌的共情是基于什么“条件”，而那里才是特权所在之处。并不是打着反思的旗号，将外部条件给摈除，再通过肯定她的“自身”来正当化这种共情。这会让人怀疑，女权主义是否被裹挟去了为精英们过度扩张的自我意识背书。
另外，比起很多拆解、质疑谷爱凌现象的文章发出后没多久就遭到审查，这篇《从“如何看待谷爱凌”观察中国正在形成的民族、阶级、性别观 | 兼论两种精英文化》传播至今，已经超过4.2万阅读仍然留存。从审查机器的取向就可以窥见，什么样的“谷爱凌叙事”是官方乐于见到的。
再次引用吕频的话：
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从来不反对女性取得成功，这和女性面临种种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不矛盾。反之如果一个女性真的能够超越歧视和暴力的阻碍，成为一个优秀而成功的幸存者，那她从来都会得到一定的奖赏，即使对比男人所获得的打了折扣。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女性——由政府公开提出“低素质人口”的概念可见。所以在性别不平等的制度下，女性的赋权仍然是被国家所欢迎的。
这样一种以谷爱凌为代表的女性赋权话语，既可以和全球资本主义结合，也完全可以同威权国家的需求相结合。
而在被当局拼命压缩着公共讨论空间的舆论场上，精英女权落脚于个人的“女性赋能”叙事能够脱颖而出，是幸存者偏差，但也几乎是某种“特权”，而非百家争鸣、平等竞争的结果，其理论和伦理均未得到充分讨论。女权主义者如果对此等特权毫不检视，任由自己的盲点扩大，难免会越来越脱离现实。
这就是为什么在个人主义女权之外，我们更应该强调女权主义的公共性，后者在这个舆论场上越是受到限制和摈弃，我们就越应该坚持，而这也是精英人群真正的职责所在。
4. 精英人群的思想困境
最后，我想检讨一下精英人群暴露出来的思想困境，这或许也能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精英女权在谷爱凌对比小花梅的舆论上不仅应对失败，还干脆卸下了公共参与的责任。
在文章《从“如何看待谷爱凌”观察中国正在形成的民族、阶级、性别观 | 兼论两种精英文化》的后半部分，作者分析了所谓的“两种精英文化”：“一种身为精英而自知并自喜的文化，和一种身为精英而自知并自反的文化。”
简单来说，前者是属于对自身特权无反思，且安于特权、与普罗大众划清界限的精英，而后者是对自身特权有反思，且反对特权、与普罗大众共情的精英。
但作者随即提出对后一种精英的质疑：
我理解这种精英文化是基于一种对平等的渴望、和对自己特权的愧疚之上的，但是产生的自我反思并不足以让精英真的和“他者”进行融合。毕竟，“他者”这个概念产生之后就几乎无法融合。所以这种无法融合的“融合”造成了什么结果呢？就是精英阶级进一步垄断了对不平等的叙事，精英阶级对自己特权的自反性也进一步被招安，一种“多吃多占的愧怍”慢慢转化成了精英阶级的道德优越性。
翻译出来的意思大概是：因为精英和大众不可能融合（或许也有阶级无法突破的意思），所以精英们对特权反思、和大众共情的就变成一种凸显道德优越性的表演，实则更加巩固了自己的话语权。
这段内容让我一个朋友很生气，他评论：“作者写了这么多对精英的反思，却对谷同学讲的‘梯子都是免费的谁都可以下载’和‘骂我的人没受过教育也不可能得奥运冠军’之类的话视而不见，这可不是作者最反感的人吗？这样的谷，在阶级意识上有重大缺陷，都不说她家给她安排的投机爱国的事了，单就这种精英意识，她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我相信作者曾经真实地面对“精英们的道德优越感”之类的疑问，这是一个强大的道德挑战，能够让每个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扪心自问，但是从文章来看，作者很快逃避了这个挑战，正如精英女权逃避掉了舆论将谷爱凌对比小花梅时所设下的道德挑战。
在描述“两种精英文化”之后，作者便紧接着说：
我不可能否认我身处的物质水平是一个基础，并且在同样的物质水平上，更有温度的人文教育给了我对社会更深层的理解和关心，你可以论证这种关心是物质丰富的一个产物，但是你不能说关心社会、自反性强是物质丰富的必然结果。毕竟，我可以举出无数个条件类似但是不具有这种反思力的朋辈。这也是我努力超脱于后一种精英文化的理由，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教育背景给自己慢慢设下局限，也不希望因为认知到我的思考是如何产生的而对思考本身产生不安。
然后，作者便呈上了那个准备已久的，要去看到谷爱凌“是一个优秀的人”的结论，并结束了文章。
这样一条逻辑线让我意识到，当作者提出“两种精英”的概念的时候，并没有真诚地在讨论一个精英在公共参与时的困惑和困境，而是为了通过指出第二种“自反性”精英在寻求“道德优越感”的观点，来消解舆论场上那些质疑谷爱凌特权的人的正当性。如此，无论作者有没有意识，都在给最后将要粉墨登场的“个人主义”结论扫清了障碍。
然而，参照上文我对“特权”的分析，难道作者提出的个人主义思想就是“超脱”自反性精英文化局限的出路吗？那请问这种超脱基于什么条件？超脱后的落脚点又在哪里？
通过作者安排的类比，对自身特权没有反思的精英，和对自身特权有反思的精英，二者竟然被放在了同一道德水平上，甚至可能被看作“半斤八两”、“一丘之貉”，因为后者对于大众和公共的关心是虚伪的，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这是多么地犬儒。倘若如此，今后谁还有资格站出来“多管闲事”？
类似的诛心之论，我们只要稍加理智地思考，就知道作者陷于空想，过于求全责备，于是只好去执行自动缴械般的自我去权。这不仅是在给自己画地为牢，给女权主义画地为牢，也是在给所有有志参与公共的人们画地为牢。
5. 给“精英们”摆脱思想包袱的建议
所以最后，我想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给出几点建议，帮助“精英们”尽快摆脱这种无谓的思想包袱。
第一，出于道德正当性的动机而发声、行动没有任何问题，塑造良好的公德心和公共参与能力也是精英教育的一大目标。道德正当性是人们如何做“正确”的事的重要驱动力和判断标准；除开反社会反人类者，所有人做事都会考量道德正当性。而且每个群体都存在投机者，不能因为部分精英人群的“虚伪”，就将道德虚无化。
第二，公共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成长过程，不排除很多人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为自己发声”是绝大部分人参与公共的第一步，如果获得良好的反馈和引导，人们就可能越来越专业，并扩大参与。在实践的层面上，我们无法对参与者做动机揣测，也没有必要，否则只有完美无瑕的人才能参与公共（顺带一提，这是种极权思维）。
第三，精英人士的思想世界容易内卷，ego（自我）容易膨胀，在公共参与的时候就要设置好公私边界。女权主义的目标是实现性别平等，不是关注精英们是否够格；参与者的任务是努力推动社会接近这个目标，便需要为此不断调整自己。精英人群的自我纠结应适可而止，也要谨慎把自己的感受混淆进公共议程。建议我们怀着存在主义精神，放下对完美的焦虑，承认自己的局限，然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做什么就是什么。
第四，正如我们讨论活动的文字记录《女权角度谈谷爱凌现象：民族主义扩张新阶段的“女性赋权”》最后所说：“我们可以尝试再从谷爱凌和小花梅的话题延伸出去，重构女权主义曾推崇的女性共同体事业的想象。不需要是‘我也可能成为她’，而是‘我不是她，我如何与她建立联系’。”
社会问题往往都是系统性问题，并非止于个体，而仅仅基于个体的共情会局限我们的视野、参与范围和可持续性。如果始终以“ta和我有什么关系”来作为自己参与的前提，那或许只是自我的投射，而非真正的公共关怀，还会将每个人都引导进个人主义的桎梏里去。
我想，问题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建立共情，以帮助我们去连接真实的人和议题；其次是意识到建立共情只是一部分，如果我们想再走远一点，靠的还有公共参与的信仰、习惯、责任感、方法、技能、理智……
最后的最后，永远别放弃反思特权， 尝试接受反思所带来的限制和不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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