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卡夫卡《城堡》
卡夫卡《城堡》是一部非常難談的小說，尤其是它最後以未完成之姿出版，使其缺失了一段可供回望的距離，讀者必將永遠遊蕩在過程的迷霧中，尋找答案的蛛絲馬跡。
《城堡》的情節一言以蔽之，講名為K的土地測量員來到一村莊就職，但他無法得到自己的職責要求，村莊中也對這一安排充滿了疑惑，由此他決定要到城堡中與官老爺談一談。整部小說幾乎都圍繞著他如何尋找通往城堡的路和如何與官老爺克拉姆搭上線，卻永遠做不成的窘境。對於K要到達城堡這個要求，村中人從開頭不久便已表示不可能。作為外鄉人，K始終面臨相似困境，所有他所以為的簡簡單單的事情，在村中人看來都是極其困難，又極其難以解答的，而那些村中人拋出的答案，也是人言人殊，充滿了矛盾，至此即便讀到最後，讀者仍與翻開小說前的狀態差不多，幾乎無法說自己知道任何事情。
在《卡夫卡：朝向少數文學》中，德勒茲與瓜達希以「少數文學」的概念去解讀卡夫卡的小說，也就是具備以下三個特徵：「去疆域化」的語言、高度的政治性以及集體的價值。德勒茲和瓜達希這一觀點著重在語言特質上，卡夫卡的語言使讀者成為語言上的游牧者。然而詹明信卻不這麼認為，他在《班雅明：多重面向》中提出：
我們不宜依據德勒茲的觀點，講這種傳統稱為「少數文學」，而是應該堅決地確信，它是一種反小說的文學傳統，而且不是有別於盧卡奇的小說理論，就是不同於巴赫汀的反形式「現代」理論。
《城堡》中的反小說特質主要展現在其缺乏情節和因果鏈，K明顯無法透過他的行動達成任何目的，且每一新發展的出現都是為了使一切行動回到原點，使讀者推翻所得到的一切線索。由此我們也可以說，《城堡》似乎是無法被終結的，是無限的，如果以寫作的角度來看，書寫成了它的的目的本身。
將城堡的每一發展切分出來，再細作分析，或許才是更好的解讀方式，然而我也無法遵循這一條路徑，因為這樣寫下去實在太長，也太累人了。一般來說，許多人著重分析城堡所代表的意涵，這也是我在本文中使用的角度。
伊底帕斯情結
伊底帕斯情結是解釋卡夫卡作品時最常用的角度之一，畢竟卡夫卡與他的父親關係是眾所週知的。他的作品中總不乏父親，無論是實質上的還是象徵上的，這些父親也都展現出某種相似的特質。在《城堡》中，K雖然沒有一個父親，但村莊與城堡的關係，卻很像是父子關係。城堡總有命令傳下來，如同把K召喚到當地做土地測量員，另一方面，城堡也以暗示影響村莊，如蘇提尼與艾媚莉的故事，蘇提尼作為城堡中的官老爺給艾媚莉送去一封下流的信，後者破天荒地把信撕碎並拋出窗外，這件事引得村中人都躲避著艾媚莉一家，她們家再也接不到訂單，生活難以為繼，從此過得非常艱苦。艾媚莉的父親到城堡中贖罪，但城堡根本沒有將他們家定罪，無罪之人要如何贖罪？
但是在他得到寬恕以前，他一定得先證明他有罪過，可是所有的辦公處都否認他有任何罪過。他忽然妙想天開，想起來了——那就表示，他的神經已經開始不大健全了——他們把他的罪過隱藏起來，不給他知道，是因為他錢繳得不夠多；一直到那時為止，他只繳納已經確立的捐稅，至少對像我們那樣經濟能力的人來說，那種捐稅實在已經是夠高的了。
村中人是以臆測的方式對他們家施以懲罰，儘管無人下令，但人人皆學會了潛規則，破壞潛規則之人不得安寧，或諷刺地說將「過於安寧」，門可羅雀。
以城堡作為父親的形象來講，仍缺少一個母親，母親的形象可從人物中去找。在故事中不乏各式各樣的母親，以K為例，他雖沒有實質上的父，卻始終追尋著官老爺克拉姆的身影，克拉姆是城堡中能決定K的命運的人，也是K無法抓住之人，他就像一陣風，愛來的時候便來，且從不現身。如果我們將克拉姆視為K的父，克拉姆的情婦茀麗達便是母。茀麗達為了K捨棄克拉姆，可說是伊底帕斯情結的具體體現，更明顯的線索在於K並不是因茀麗達這個人而愛上她的，而是由於她是克拉姆的情婦，是因為這一層身分，使茀麗達值得追求。另一方面，我也偏向將K和兩位助手的關係視作父子關係，K可以命令他們，卻難以擺脫，他憎恨這兩個「兒子」，反之茀麗達愛他們。他們的形象也如同小孩一般活蹦亂跳、粘人且沒有一刻安靜得下來。在鄰近結尾時助手成功「弒父娶母」，把K從茀麗達身旁一腳踢開，而這層對茀麗達的渴望，何嘗不能說是因K的上司（上位者）身分所起呢？
在這些關係之外，最耐人尋味地屬實是K與城堡/克拉姆之間的了。K欲到達城堡與途中一次次違反城堡規範的行為，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反抗行動，同時他又是永遠無法成功的。卡夫卡透過不斷消弭情節的方式來告訴我們這一點。城堡就是K之命運，而K則生來是反抗者，和希臘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K是外鄉人。在父與子的關係中，或許永遠無法躲避這樣一種衝突，即兒子「天生的」是外鄉人，且永遠是個外鄉人，他對一切規矩都是既熟悉又陌生，既學習又反抗的。
回頭來講，在伊底帕斯的故事中，撇開命運之戲謔不談，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伊底帕斯弒父並非有意為止，純粹是無意殺害。「我在一個三叉路口遇到一個男人，他帶著四個隨從。他逼我讓路，一直用手杖打我。我氣壞了，就把他們殺了。」（摘錄自漢彌敦的《希臘羅馬神話》）而在弗洛伊德看來，真實人倫關係中，兒子是主動仇恨父親，弒父娶母的。這多少有點矛盾。
不論我個人的奇怪執著，在《城堡》中，父親形象也值得一提，因父親不是如盾牌般無堅不摧的英雄形象，如同希臘神話中常有，而是猥瑣敏感的。克拉姆始終躲避著K，每當K要尋他，他不是在房內，便是在K一個不留神時，溜上馬車跑了。K有一次疲憊不堪，因而留在走廊上時，所有房間中的官老爺們都不敢出門，拼命按門鈴讓店主人把K攆出去。父親在小說中展現出的這種特質，有一股「超敏感」的味道，即對痛覺的過激反應，致使連對痛覺的預期也變成了痛苦。而英雄，總歸是不怕痛，迎向痛，正如迎向命運之毀滅的（想想戰神阿瑞斯在特洛伊被刺了一下就落荒而逃）。在《城堡》裡的父親們，大都維持著猥瑣躲避的姿態，拒絕見客，把K視為病毒，自身毫無抵抗力，只能躲得遠遠的。權力不再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變得更為隱形、更深入也更飄忽。父親們維持著統治，卻不值得被尊敬。在《變形記》中，卡夫卡也塑造了一個類似的父親，無法幫家裡賺錢，跟其他人一樣在兒子身上吸血。一個閹割卻擁有權力的父？《城堡》總在告訴你，這完全可以想像，且真實得毛骨悚然。
班雅明在《卡夫卡——逝世十週年紀念》中，也提到類似的觀點：
卡夫卡作品有許多地方顯示，官吏的世界和父親的世界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由於官吏和父親之間的相似性不外乎骯髒、墮落和麻木不仁，所以，無法受到人們的敬重：那些父親所穿著的制服沾滿了污漬，裡面的內衣也不乾淨，至於那些官吏的生活基本特點就是齷齪骯髒。
宗教
從宗教角度探究非我強項，但我試著講我能領悟的部分。
你甚至都不能夠看到他真正是副什麼樣子，可是這不過是誇大其詞的話，因為我自己也不能夠。克拉姆和你談話！可是克拉姆甚至都不和村子裏的人說話，他從來沒有和村子裏任何一個人，說過一個字。他以前至少還叫叫茀麗達的名字，隨便什麼時候，只要她高興，就可以對他說話，他甚至還准許她，可以有從窺孔裏去偷看他的自由，這一切都是茀麗達的殊榮，我到死都要引此為傲的。可是甚至對她，他都沒有和她談過一句話。他叫她的名字，這是個事實，但這並不定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樣。他不過是提一下茀麗達這個名字而已——誰說得出他那時在想的是什麼？——茀麗達聽到了自然立刻跑到他面前去，是她自己的事。她不用受到阻抗就可以進去，是克拉姆那方面給她的恩典，要是說克拉姆有意召喚她進去，我們沒有一個人敢有這種看法。
在小說中充斥著類似文字，描述城堡及官老爺們的捉摸不定。官老爺們做了什麼，村中人是無法給這件事定性的，官老爺們說了什麼，那話也不定是字面上的意思，且無人能說清楚到底是個什麼意思。有些事情發生了，不定是發生了的，也可能是沒發生的，可能不是所以為的那樣發生的。這些線索都出現在村中人給K的答案裡，所有答案都矛盾重重，村中人對K最常見的態度是，那個某某某跟你說的是錯的，或者說不一定對的，或許應該這樣理解，或提議我們不能去猜測，因為猜不透。這裡有一股非常濃厚的宗教意味，彷彿那是神的話語，亟待詮釋，人言人殊，講出來後，講話的人卻又怕了，退後一步，說或許不是這個意思。那個領域人類（村中人）碰不得，也永遠只能臣服接受。官老爺們做的說的，如果涉及村中人，到底是一種恩典，一種賜福。
這個看法在我看來多少有點問題，正如上文提到，官老爺們的形象不值得尊敬，與神的形象相反，他們的強大建立在整個體系的不可捉摸和調動上，並非自身的絕對力量。村民們遵循城堡與官老爺，很大程度是習俗所限，也就為何故事中唯二的反抗者是K這個外鄉人（我將艾媚莉視為另一反抗者），另一方面，其力量也源自於過度複雜，而每一個人都遊蕩在迷宮的暴力之中，不得不臣服於機構所致。
官僚體制
大學時我讀《城堡》讀得迷迷糊糊的，儘管在後續小說創作中見到許多卡夫卡的影子，但也說不準是真的理解了，所以那時翻找了些評論資料，其中最令我信服的便是以官僚體制角度的解析，然而也是最無感的，畢竟是學生，根本還未受到社會毒打。日後我正式進入社會，才體會到官僚作風的可怕。
在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前半部，就以列文和奧伯朗斯基這兩個角色，直接論述了相似的矛盾。長年在鄉下的列文，對在城市官方機構中工作的奧伯朗斯基的工作感到既困惑又不屑，在他看來，奧伯朗斯基怎麼可能做得下這種工作？這種幾乎沒有在做什麼，只是埋首於文件處理的工作。在《城堡》中，則是以更為誇張變形的方式來呈現，官老爺們下榻貴賓招待所時，門口總有數不完的文件堆積如山，文件的過剩意味著官方運作之複雜，因為文件都是決策層面上的，非實際做事的人，當他們把所有程序都弄得錯節盤根之時，執行之人也只能聽命，因為他們永遠搞不懂，也就無從反抗。小說中數次暗示，即便身在城堡中，不同房間內的官老爺們或許也搞不懂別人在做什麼，一個案件是難以交到另一個人手上，權限劃分極其嚴格。因為過於複雜，所以每個人只能固守自己的領地，不能隨意越界。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最後下層執行單位接收到錯誤命令，因為上層之過度複雜，就會變得無法回溯，在現實中這種情況不陌生，我就因特殊身分報稅時，在紙本資料和電子資料的反覆橫跳中被搞糊塗過，因為連經手的政府人員也不知道要如何處理，只好胡亂什麼做法都試一遍，機構本身似乎成了一個巨大的機械神，冷冰冰的，卻能統領一切。在《城堡》中，K的任命很有可能出自一個機制運作中的錯誤，在村長看來，根本不需要土地測量員到當地工作，但既然命令在途中不知為何出錯了，這個錯就必得當作對的。於是K非常詭異地在小說中一次也沒做過土地測量員的工作，反而做了門閽。
我剛才和你說過收到一道命令，我們回信道謝說，我們並不需要一個土地測量員。但是這個答覆似乎並沒有到達原來的發令的那一處——我叫它A處——不知怎麼一錯，錯跑到另外一處——B處——去了。所以A處始終沒有得到答覆，不幸我們詳細答覆的全文，又沒有到達B處，不知道是我們沒有把那道命令的全文附在一起呢，還是在中途遺失了——我敢發誓，絕不是在我這裡遺失的——結果，B處收到的只是附著寄去的一封信，上面僅僅說道，隨函附上的那個命令，是有關僱請土地測量員的，不幸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命令。同時，A處正在等候我們的答覆，他們對這件事當然做了一個備忘錄，可是寫信給我們的人相信，我們會答覆他的——這樣的事是常常會發生，情有可原，就是在辦事效率最高的地方，也免不了要發生的，——在得到我們答覆以後，他是不是要去召喚測量員來，便是再就這件事，寫信給我們。結果，他從來沒有想起要去參看一下他的備忘錄，整件事也就被忘得一乾二淨。可是我們附的那封信，卻落到B處一位職員的手上。他的名字叫做蘇狄尼，是個義大利人，一向以耿直謹慎著名。我雖然也是一個內行人，可是連我都不懂，為什麼一個像他那麼有才幹的人，會做遺才，擔任次等的職位。這位蘇狄尼自然是把沒有附件的那封信退回來，要我們把全文寄上。這時和A處最初寄第一封信來的時候，相隔雖非幾年，也是有好幾個月了。這是很可以懂得的，因為照規矩說，一個文件如果經過正確的途徑，一天就可以到達那個機關的對外收發部門，那一天就可以辦理妥當的。如果偶然也會送錯，在一個像我們這樣效率極高的組織裏，就一定真的要澈底的去追查這件事才行，否則的話，也許會找不到。要追查，可能真的會追查很長一段時候。因此，我們收到蘇狄尼的信時，我們對這件事情已經記憶模糊了，那時我們還只有兩個人做事。只有密芝和我，他們還沒有把教員指派給我們。我們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才會抄下底稿。所以我們當然只好用最含糊不清的話回答說，我們不知道有僱請土地測量員這回事，據我們所知，也沒有要僱請的需要。
這個角度之所以更具有說服力，是因為官僚體制並未將官老爺們和城堡神化，並未將他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而僅是不得不接受的妥協。也就因此能解釋為何小說中官老爺們的形象是令人厭惡，卻又受人尊敬的了。在官僚機器成形之日，所有人都無法逃脫，所以儘管人上人非完人，也得接受他們的統治，但即便是人上人，也受到整個機器的蹂躪和塑形，變得非人。官老爺們的畸形姿態，並未使他們失去權力，反而使他們的真正樣貌變得撲朔迷離，誰也說不準誰長的是什麼模樣。他們的持續變動，正說明其形象之不穩定，他們必得隨著機器去調整姿態，重整精神樣貌。如班雅明所講，「把社會對人們的調度和組織定義為命運」。
寫作
城堡與官老爺們，或許都關於寫作。我在想，或許正由於這些人的齷齪不堪，其權力才更顯不可撼動。就像在說，即便是這麼醜惡的東西，你也耐不了何，你也得完全接受。這跟寫作很像，寫作是永遠無法到達的旅程，如同無法完稿的《城堡》，也如同無法進入的城堡。我在上文提過，以《城堡》這樣的寫法，是無法完結的，延宕才是小說中唯一的主軸，K只能一次次被推離，又一次次回到路上，如同薛西弗斯被罰推石上山。或許以譚塔洛斯的故事來講更為適切。譚塔洛斯是宙斯之子，他雖得眾神喜愛，卻殺了獨子做成人肉料理宴請眾神，他當然被識破，被懲罰關在冥界的一個池子裡，當他低頭喝水時，池水就消失不見，當他想夠到頭上果實時，果實就會被風吹得夠不著。寫作者對寫作之追求便是如此，我們看到美好在前頭等著，卻是永遠也拿不到。但因為精神的飢餓，迫使必須得寫下去。那飢餓是醜陋邪惡的，文學也總是關乎這醜惡的。
你渴望得到一些模糊而表達不出來的東西，在這個時候，任何可以過得去的男人，只要走入你的視線之內，你便會被他迷住了，被一些幻覺所屈服，而那些幻覺卻只不過是一時的空想，是鬼怪，古老的回憶，過去的事情，久遠的過去的事情，曾經一度有過的生活——這一切就是你今天實際上的生活。這是一個錯誤，茀麗達，是妨礙我們永久和好如初的最後一個，也是最可卑視的一個暗礁。覺悟了吧，振作起精神來；即使你認為助手們是克拉姆派來的——其實不是的，他們是葛萊特派來的，即使他們能夠由於這個幻覺的幫忙去，完全迷惑了你，他們雖是使用下流的詭計和淫蕩的手段，你還認為你在他們身上，找到了克拉姆的痕跡，正像是一個人以為自己看到了一眼他遺失在糞坑裡的寶石，事實上，即使那粒寶石在糞坑裡，但也是沒法找得到的。
茀麗達在小說中也是一個「動作者」，除了K之外，她是最主動的角色。她原先作為酒吧女侍，當上了克拉姆的情婦。後來遇到K，又捨克拉姆而去，與「最賤」（原文）之人K私奔。在K奔忙尋找住處時，她也不遺餘力對助手們展現出曖昧的態度。讀者原本認為茀麗達愛K，卻在學校來抓犯人時，為了保護助手們出賣了K，儘管在後來她總想兜攏說自己是愛著K的。她控訴助手勾引她，卻在K將助手趕走後，偷偷又把人帶回來，最後還跟助手在一起。茀麗達一直逃離定義，她總出乎意料，難以捉摸，她可說是小說中莫名其妙的邏輯的最具體展現。這種對變化之執著，逃逸定義之渴望，正如卡夫卡在《城堡》中所欲做到的，是寫作之永續生產，如果一個故事能永遠被寫下去，何不呢？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一次次以矛盾的姿態，推翻前文的慣性，鑄造新的可能。原本反覆回到原點的徒勞，在此似乎成了一種勇敢姿態，是面向永遠具有新可能性的未來，所能採取的唯一姿態。所謂寫作，在這裏，便是永恆的動作。
演算法
將城堡視作演算法，是我此次重讀一個新體悟。這個觀點承襲自官僚體制，所以不多說，只說重點。因城堡運作極度複雜，人們只能臣服在它的邏輯之下，城堡是無生命之機械神。機械神只頒布，不解釋，人們只接受，不問為什麼。這和演算法的邏輯很像，演算法只使用相關性運作，而非因果，也就因此，人們無法詢問演算法為什麼。演算法的短語是「就是如此」，演算法是直達結果的，A與B總是在一起，是因為他們總是在一起，不需要原因。演算法某種意義上，是反理論的，理論終結者。
相比之下，K的不上道表現在他的疑惑、遲疑，被村中人和城堡視為是危險的。K是系統中的病毒，他想要靠自己的雙腳和眼睛去「通達」，而非單純接受命令，所以他總是問為什麼，或對目前做法提出疑問。實際上，就連村人也總是充滿疑慮的，不過他們也選擇接受這些疑慮和不安活下去。K的疑慮和遲疑阻礙了系統的順暢運行，也就是說，城堡之運作是極度高速（正如小說中反覆強調官員的忙碌），是肯定性的，而K是純然否定性的，他一直試圖阻止系統無差別輾過一切。
家庭的消磨
家庭因素在卡夫卡的小說解析中總被簡化為父子關係，這種做法會忽略掉一些有趣的細節，而這些細節是他的作品裡花費大量篇幅去描寫的。在《城堡》裡，K與茀麗達的生活正充滿了實實在在的工作危機，工作提供場所（家）、榮譽（頭銜）和未來（升遷），這些在《變形記》中也有體現。即便《城堡》中的目標，也就是通往城堡一事，是荒謬的，然而在所有細節裡，卡夫卡都不放過任何機會，去鋪展實際的推演。這點我會在最後一節提到。
家庭是關乎瑣事的，雖然在《城堡》中我們極少讀到他們因吃飯問題不安，沒有人會覺得裡頭的人會餓死，他們就像動漫人物一樣不用吃飯。但住在哪裡、在哪裡工作、他人如何看待自身的工作，都是很實際的問題。在K當上門閽後，教師看不起他，總是貶低他，另一方面，助手們總是對K做出一副隨時待命，隨時受虐的姿態。在這個世界裡，如同我們現實世界，工作與等級無法脫鉤，人上人與人下人充斥在所有關係裡，包括家庭關係。K組建家庭之起始，極有可能就是看上了茀麗達作為克拉姆情婦的身分，是一種精神意義上的向上流動。也就因此，在這段關係裡，茀麗達握有絕對權力，她選擇開啟新關係，也選擇終結舊關係。K作為城堡反抗者的動能，在進入家庭生活後被消磨，儘管我們仍能看到他的戰鬥姿態，但他開始變得戰戰兢兢。他想要去找信差一家人討論事情，因為那事關城堡，卻顧慮到茀麗達不喜歡他們一家，所以得偷偷去，還答應很快就會回來。而K接受工作也好，所做出的許多妥協也罷，也都是為了新家庭。卡夫卡在處理這些部分時總是語焉不詳，我們很難得知K是怎麼想的，因為這實際與到達城堡一事毫無關係，拖慢了他的進度。然而他主動犧牲的姿態是無可置疑的。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家庭的一種自然阻力，男人進入家庭，其戰鬥動能就逐漸被磨損了，他也更能接受他人的侮辱，只為保住工作。
拒絕理解
在朱嘉漢《在最好的情況下》這本書裡，提到維亞拉特這位在法國翻譯卡夫卡著作的先驅，他是一位十足的卡夫卡迷，同時極力消除卡夫卡對自身寫作的影響。為此，他的做法是拒絕認識卡夫卡。
這裡的認識當然是指去解釋他的作品，或故意錯誤詮釋卡夫卡。他提到「假如卡夫卡的作品奇怪，那是深植於根本的。他用屬於他的特殊角度去看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並使之成為我們認不得的樣子。」
在《班雅明：多重面向》裡，詹明信也提到
就連卡夫卡自己也不知道這些手勢的脈絡，畢竟他在「嘗試創作」每一部小說時，都還要透過故事背景的變換來尋求手勢的意義。卡夫卡對敘事者、對無知困惑的觀察者的持續性探索，似乎使作品中的觀察和手勢，終可將故事的事件——雖是令人不解的事件——轉化為比喻。不過，這些不帶有意旨的比喻卻傳達出艱澀深奧的訊息，而它們所暗示的意義已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而且它們應該還帶有卡夫卡周遭那個真實世界、那個受限於科層體制之社會的高度僵化性。
這正是卡夫卡作品裡最令人迷惑之處，其迷惑不在於艱澀，而在於答案的極度飄忽，就像一只有符徵而沒有符旨的世界，卻「煞有介事」，讓人著迷。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城堡》中的角色都是演員，然而談到這齣戲關乎什麼，傳達什麼，是無法解釋的，或者因為解釋路徑過剩，又互相矛盾，而造成解釋之間的無盡戰爭。因為這齣戲的最原始衝動，或許只是讓這齣戲盡量真實地是一齣戲，而不是別的什麼。為此，在《城堡》中最重要的，不是我在上文抽離出來的各種我所以為的可通達路徑，而是一大段一大段的邏輯推演。這裡頭的邏輯推演，只適用於小說的內部世界，他們彎曲的角度與現實世界是無從比較的，但，正如我所說，他們是絕對的「煞有介事」。
神秘本身之不可解，造就了神秘的力量，而卡夫卡將這一點推到了極致。真理需得在遮蔽狀態下，才是真理。沒有赤裸的真理，赤裸的總是色情的，透明的只是訊息。遮蔽造就真理，遮蔽也造就靈光，絕對的神秘便是絕對的真理。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愈是破壞這層神秘，便使得小說之魅力變得扁平。為了對抗這種解釋，一種方法是如同維亞拉特，故意去曲解或拒絕理解卡夫卡，另一種，則是以無限多的方式，去解讀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