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的回憶】爸媽告訴我，我不是親生的

文革期間，我在寧德結識了和六舅玩在一起的一夥人。他們有的是知青，有的是市民，有的是農民，但有一個共同點，便是「成分不好」。這幫人比我大十歲左右，正值青春年華，淳樸、熱情、仗義。我正是從他們身上學到了為人處事的準則，形成了基本的世界觀。一輩子真心感念那段在寧德的日子，否則我本性中的吝嗇、刻薄、自私會伴我一生。我根本無法在社會上交到朋友，也根本無法立足。這青春洋溢的一幫人，雖然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社會地位極度卑微的狀態下，仍然是互相支撐幫忙。有時還談一些文學，唱一些好聽的歌曲，浪漫而美好。其中一個叫毛文倍的，還成了我的小姨夫。因為同樣成分不好，他和小姨的婚姻受到了外婆的極力阻撓，但小姨心意已定，以死相逼，終成眷屬。

我在寧德期間，偶爾回福州，看到爸爸身上貼滿了風濕膏，剃光了頭，自製的「現行反革命」的符號牌掛在胸前。文革對人的尊嚴摧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在所謂關「牛」的學校教室裏，他們讓「牛」們自己糊個黑紙洞，上書「狗洞」，要他們進出從「狗洞」爬行。教師們斯文掃地，屈辱地活著。但據我所知，父親工作的九中（也是我中學就讀的學校），並無一名牛鬼蛇神自殺。盡管我曾經非常擔心父親會因不堪其辱而輕生。但最終是父親精神出了毛病，整天疑神疑鬼，行為異常，給身邊人徒增麻煩。我很懷疑他是出於保護自己而裝的，這可以從他晚年時在福州的宗教界活躍頻繁，影響力不小得到佐證。

文革帶給我的一個重要信息便是明白了我的身世。在此之前盡管有些蛛絲馬跡讓我隱約疑惑自己的身世，比如兒時其他人都比較寵我，唯獨三舅對我兇，甚至會揍我。在寧德時，六舅的朋友裏也有多事的，在我面前神神叨叨地提及三舅。但這個秘密終因文革時父母親在受沖擊的情形下向我公開了。記得他們倆哭著拿出幾樣能說明我的身世的東西向我展示。包括法院將我判給他們作為養子的文書，以及我的繈褓布。他們尤其強調了我包在這小包裹裏，在火車上兩三天，身上糊滿了屎尿，奄奄一息。這一天，我知道了三舅是我的生父。我的生母名叫李永素（外婆在我小時候經常在我面前提的一句話便是，「永素是個壞蛋。」我當時聽了卻一無所知。）我是他們的私生子。據說外婆家的人曾經極力撮合他們結婚，但永素不答應。起初時，她把我寄養在安徽鄉下的一個農民大嬸家。（據稱，那大嬸還蠻喜歡我。）後因我父母恰好無子女，就將我收養了。我的命運就此起了變化。從一個安徽農民成了福州的知識分子夫婦的獨子。我曾經想過去看看生母。有一次，我母親曾經對我太太說，三舅和永素還有聯系。她現在過得不好，兒子也很潦倒，想見見我，讓我給他們一些資助。（剛剛改革開放時，福建人在國內其他省份人眼中還蠻大款的。）我很怕她把我當成大款，期待我能讓她有致富的靠山，也怕惹父母不悅，於是作罷。後來三舅去世了，線索斷了。現在我也老了，永素，我的生母也有80多歲了吧！她還在人世嗎？我只好當個沒見過親娘的兒子了。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麽讓她棄我不顧，後來她有沒有後悔，有沒有想過我，這些都被時間掩埋了。好在我本來就是個極平凡的普羅大眾，沒必要把自己的來龍去脈搞得那麽清楚。還是再回到父母親向我宣示身世秘密那一天吧。得知自己身世的第二天，我立刻感覺到了異樣，一切都和以往不同了，尤其是對父母的感覺，有了一層說不出的隔膜。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我覺得領養別人的孩子並不是一個明智的做法，到頭來養子養女對養父母的感情大都未必真誠。

說明了身世後，父母親決定讓我回安徽去，回到我的生父，也就是三舅的身邊去生活。當時甚至已經將買給安徽方面的禮物都給準備好了。不知最後為何沒有成行。是安徽那邊不接收還是父母後悔了？不得而知。

這期間，學校有時停課，有時復課。印象中曾上過七年級。和現在的非常6+1類似，文革中的荒唐事是見怪不怪。我無所事事，一直在寧德和福州之間晃蕩。其間，寧德的兩派武鬥異常兇險，農民派和學生派各自占據寧德唯一一條大街的兩頭，用搶來的槍互相射擊。外婆的家恰好就在學生派所在的學校附近，槍聲時常砰砰響起。有一回，我才往大門外的街上走出兩步，就感覺耳邊嗖嗖的兩聲，嚇得我跌進門裏。這時我才真切體會到電影裏子彈的音效。子彈從耳邊飛過的聲音並不像鞭炮那樣砰砰的。外婆租的是一個單身農民的房子。據說當時外公的房子橫貫前後兩條街，多少間已經數不過來。可時過境遷，解放後蝸居的偏房，是寧德一個蔡姓大戶人家的大院一角。解放後，那裏被改造，分給了一些農民。蔡姓大戶的落魄子孫也散居其中。

可能因為蔡家先人是有錢人的緣故，找的妻妾都是美女。後代雖然窮困落魄，卻是男的帥氣，女的漂亮。在我那性朦朧的童年，竟能看出這些，可見他們的一表人才。這些靚女俊男若是生在現在，電影明星未必比得上他們。但當時，男的放牛、抓田雞、抓泥鰍，女的在家做家務帶弟妹。大雜院的正廳中擺著一張大方桌，圍著賭錢的，打牌的。大廳往內廳的門角上，放了個尿桶。大家內急了便公開站在桶邊撒尿。牌桌上最常說的話題是某人的尿最臭。經討論一致確認是個叫河伯的。據說他在臨解放時傾盡所有，從明智的地主們手中買下大量便宜的土地。於是，他就被評為四類分子中的富農，戴著高帽子和外婆那些地主身份的人一起開會，接受批判改造。尿最臭，也許是他內心怨憤散發的結果。

有一陣子，福州的保皇派和造反派門忙著互相鬥來鬥去，放松了對父親這種具體的反革命的管製。父母也回到寧德躲清靜。一次，父親逛蕩到農民的地盤去看大字報，被農民造反派扣了起來。家裏人左等右等到了天黑也不見他回來，焦急萬分。通過農民造反派中的親戚，得知他是被當作學生派的外地奸細抓起來。於是，發動了各方面的關系，在農民兄弟的武裝護送下，半夜回了家。經歷了這場風波，一家人決定馬上離開是非之地，回福州。但因為武鬥，寧德到福州的班車停開了。經外婆和舅舅們商討決定，沿山路走到丹陽，再從丹陽坐火車回福州。

我們一家三口由六舅護送，起大早向著福州方向的大山進發。大約走到了傍晚時分，被一個農民武裝設的卡攔住了，說是要檢查。他們在外面行李中查處我收藏的毛主席紀念章的背面有福州某著名造反派組織的名字。他們認為我們也屬於該組織。而恰好該組織又歸屬學生派。就因為這個緣故，將我們攔在山路中不予放行。經歷了幾個小時的交涉說明，六舅在當地的村子找到了一個女人，據說當年是在我外公家當丫鬟，後嫁到該村。他們一家人聽說是當年主家的人被困，立刻認親，要求放人。天色已晚，他們一家還熱情地將我們迎進村子，招待我們吃了我永生難忘的香噴噴的大肥白煮豬肉。到現在，我再沒嘗過那麽好吃的豬肉了。第二天，繼續趕路，後面的行程就順當許多。在山路上不斷碰上去砍柴火，去田裏勞作的農民。他們對我們指指點點，說這是城裏逃難的人，但沒有為難我們。經過一天的跋涉，終於到了丹陽，兩條腿重得提不起來。在鎮上的旅店裏死一般地睡了一夜，終於有驚無險地回到了福州。

從1966年我讀小學四年級開始，到1969年，我進初中這三年間，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時候。我經歷了從眾人贊譽到被人唾棄、捉弄、羞辱的生活巨變。若不是因為文革，我的人生之路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但命運是天註定，自己的努力也非常欠缺。不能全怪文革。在文革後有大把的機會讓我能取得比現在好得多的社會地位，比方說高考，幾個命運轉折機會的調動工作，出國，但自己卻沒有抓住。缺乏勇氣，能力，努力，去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