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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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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村」消失了,但北京留下了温州味道

赵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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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蒲岐飯店」,像是當代歷史留下的痕跡。

1984,1995,2014,這是北京「浙江村」的重要年份。概括來說就是,「溫州人來了,更多的溫州人來了,大多數溫州人走了。」 近幾年,許多溫州餐廳都消失在了北京地圖上。在海戶東路,仍有兩家餐廳在營業,一家生意蕭條,一家受到了本地人的歡迎。但相同的是,除了溫州風味外,它們已經和浙江村沒有關系了。

從北京大紅門地鐵站下車,穿過涼水河,沒一會兒就到了海戶東路。在海戶東路和豐海南路的交界,匯集了地道的溫州餐館。

這裏已經沒有往日的熱鬧,但過去的痕跡仍然一息尚存。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新世紀服裝大廈、天雅女裝大廈、京溫大廈孤單地矗立在四周,臨街開著服飾、輔料、衣架專賣等店鋪,有些已經處於關門狀態,商貿城內也少有客流。而在通往南三環的主路上,一座人行天橋有些特別。為了方便拖貨的電動三輪車通行,天橋的無障礙通道修建得格外寬闊。

吳存蘭見過這裏的繁榮時刻。中午12點,飯店沒有來客人,她和丈夫就坐在桌上,喝茶、玩手機,兩個人都已經六十多歲了。溫州蒲岐飯店是一家快餐店,同時也賣熱炒,在北京開了20年了,店名來自溫州樂清的蒲岐鎮,過去的食客多來自附近商貿城的店主和批發客。

盡管沒什麽人光顧,但吳存蘭和丈夫還是準備了30多道快餐,有冷盤、小炒、燒菜,保溫箱裏盛放著蒸平魚、蒸黃魚、芹菜炒魷魚、鹹蛋黃蒸肉末、蝦籽紅燒肉、百葉塞肉……每盤價格在10元到25元不等。這種快餐模式在浙江沿海城鎮十分普遍,吃得豐富,也免去了自炊的麻煩。如果盡興,食客們還能點一瓶「雁蕩山」,這是一種溫州本地啤酒,在樂清尤為常見。

「以前來的顧客,有一半多都是溫州人,現在人都走了。沒什麽大生意。」吳存蘭稱,以前批發市場的早市人多,交易從清晨5點開始,又在11點多結束。大紅門早市在2005年初建成。它並不是露天市場,批發交易在一棟大廈裏進行。最多時候,這裏共有7000多個從業者。盡管一直以來,有批評聲音指出早市造成了交通堵塞、垃圾亂堆等問題。

早市的人潮褪去,幾乎是戛然而止的,但也有征兆。實際上,服裝商貿城的蕭條,電子購物的沖擊有限,也和北京的轉型有關。2014年開始,北京決定逐步清批發業態,關停與轉型包括北京動物園、大紅門在內的批發市場。嗅覺更靈敏的溫州商人,更早就離開了北京。2017年5月,果園村張貼了「早市關停公告」,要求商戶在兩個多月內完成騰退。飄蕩在外的溫州人都是哪裏有機會就搬去哪,過去做批發、檔口生意的有不少已經轉入了河北涿州、永清等地。

溫州人走後,留下的地方風味餐廳,陸續消失在了北京地圖上。「溫州蒲岐飯店」,像是當代歷史留下的痕跡。五年前,吳存蘭每天能進賬一萬多元,當時店裏還雇了十來個人幫工。而近一年來,飯店營業額好時一天有三千多元,差時只有一千多元。

在「溫州蒲岐飯店」幾米外,留下來的「虹橋海鮮面館」要幸運的多,口味被更多外地人接受。它們看起來有著不同的命運,但相同的是:除了食物本身外,它們已經和浙江村沒有關系了。


溫州的食物記憶

虹橋海鮮面館的店主侯銀燕,和吳存蘭夫婦是老鄉,他們都來自樂清市南嶽鎮的同一個村子。面館是2009年開的店,店名「虹橋」也是樂清市的一個鎮。侯銀燕回憶,以前馬路對面就開著兩家溫州快餐店,附近還有一家溫州大腸面,但現在早已經物是人非:「原本我們這一小塊地方就有那麽多店,但5年前,這些店都倒閉了。」

早上11點開始,面館就湧來了顧客,兩層樓都能坐滿。這時候,侯銀燕和丈夫會在後廚忙活,他們還雇了自家親戚,7個鍋同時爆炒、熱湯。一直到下午3點,食客才變少。面館的菜單很簡單,面食一共只有7種,主食可以換成米粉、年糕。除此之外,還有豬頭肉、豬耳等涼菜。

冬天,面館會供應甜品核桃糖;夏天。客人在店裏則能買到橘子水、葡萄水。這些飲品做法簡單,都是用現成的水果罐頭兌水調配自製,卻有一種「溫州製造」的精髓。歷史上,溫州並不是一個有名的城市,它發跡於近幾十年——一個由代工廠組成的經濟體:比如說生產一批褲子,溫州製造不求做好,只求滿足訂單的客觀需求。

某種意義上說,溫州製造擅長「盜版」和「重新發明」。在溫州街頭,經常出現這樣的門店:在賣文具和雜貨的同時,還兼賣充滿香精味的「臺灣奶茶」、橘子糖水等自創飲品。這些飲品的口感並不如工業化生產的飲料或時下流行的「手搖茶飲」,但溫州人還是願意去模仿和自製。

特色海鮮面是虹橋海鮮面館的招牌,湯頭非常鮮美,碗中有幾條油炸過的彈塗魚(也叫「跳跳魚」)、十來只蝦、墨魚須、文蛤、牡蠣、絲瓜、雞蛋薄餅。侯銀燕稱,大排面的湯底是事先熬製好的高湯,但海鮮面的湯是現點現做的。廚師會在鍋裏先翻炒海鮮食材,再倒入一碗量的開水。等鍋裏燒開、湯也熬出顏色以後,廚師才會放入面條一起煮製。「普通的海鮮面,用料少一些,湯相對也淡一點。」侯銀燕說道。海鮮面的味道、價格因此也和其他湯面有著明顯差異。

除了北京,浙江的紹興,江蘇的江陰、常熟等地方都有「虹橋海鮮面館」,溫州人在外開飲食店,似乎很喜歡以家鄉小鎮命名。溫州人喜歡吃面食。在溫州,敲蝦面、索面湯、豬臟粉都很常見。海鮮面在當地叫做「清江三鮮面」,主要由蝦、魚、牡蠣組成,其余海產搭配按照漁獲和季節而定,充滿變數。


溫州也是個陌生的地方

對侯銀燕來說,家鄉溫州反而才是陌生的地方。1994年,16歲的侯銀燕從村子來到北京,在親戚的五金店裏打工。她在北京的「浙江村」度過了青春時期,也在這裏認識了丈夫,然後結婚、生子。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些點點滴滴也變成了遙遠的回憶。

「浙江村」位於豐臺區的南苑鄉一帶,遍及涼水河兩岸。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最早一批溫州人來到這裏,他們租住當地居民和農民的房屋,開始了服裝買賣等生意。浙江村人數最多的時候,有近十萬溫州人居住在這裏,並因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聚居區。隨著北京城市發展,浙江村早已成為歷史。

「這裏以前基本上都是平房,馬路很窄,住的人又多。京溫服裝城每天關門以後,很多人就會騎著三輪車回家,路上密密麻麻。」侯銀燕回憶,不少溫州人也在浙江村裏做起了老鄉的買賣,村子裏有很多小餐館、五金店、副食店。「我和老公是在這裏認識的,他就在我們家對面開幹洗店。那時的人,開個小門面,裏面鋪個床,就直接做起生意了。」

幹洗店基本上只在冬天有生意,侯銀燕也試過在早市賣服裝,但最後卻想到了做餐飲。夫妻二人有過一番盤算,之所以決定開面館,是因為面館不需要投入太多資金,也不像普通餐廳一樣要備太多菜,整體上風險可控,經營壓力不大。他們回到老家,先是在鎮上學做了海鮮面,然後開了家門面「很小很小」的面館,「先熟悉一下,練練手藝」。

面館從老家搬到北京之後,有些食材還是離不開溫州。盡管店裏的大部分食品都來自北京本地,但有兩種海產品則是從家鄉運來。每天中午,貨運車從溫州出發,一路行駛二十多個小時,趕在清晨時分抵達北京大紅門。侯銀燕介紹道:「彈塗魚和牡蠣是老家那邊的。我嘗試過其他海域的牡蠣,但口感總是沙沙的,不如溫州產的柔軟。彈塗魚是野生的,很鮮嫩,其他地方要硬一點。另外米線和老姜也是老家帶的,總覺得味道要好一些。」

侯銀燕現在很少和老鄉們聚會、打麻將,自從開了店,她成天都窩在面館裏。她有兩個兒子,一個還在讀高中,一個剛大學畢業在杭州做房產中介。兒子們都在溫州長大,偶爾放長假會來北京,短暫地和父母一起生活。「做這個行業帶不了孩子。我們也是外地戶口,想在北京找學校很困難。」侯銀燕覺得,老家更適合兩個兒子,「他們在溫州長大,一路走過來,更順其自然。男孩子也能早些獨立。」

「再賺不到錢,我們就回家養老了」

如果明年還是賺不到什麽錢,吳存蘭打算就此關店,回老家養老算了。一起開了十幾年餐廳的合夥人去年就離開了,只留下了「蒲岐」的招牌。吳存蘭和丈夫的老家南嶽鎮離蒲岐鎮很近,他們在靠海的位置買了間三室一廳的商品房。

吳存蘭和丈夫已經在北京生活了快30年。一開始,她和老鄉住在五道口,在民房裏縫製童裝。那時候市場很景氣,只要衣服能做好,就不愁沒人來收。1989年,他們離開北京前往山東,一直待在那兒做了9年多的服裝生意。「我們沒什麽文化,太老實了。門市管不過來,利潤都讓服務員吃掉了。」

回北京開溫州飯館在當時看來是個不錯的選擇。那時候,浙江村的「服裝攤一條街」正在逐步變成大紅門批發市場集散地。這種變化,人類學家項飆在《跨越生活的社區》清晰地有過記錄:1984年,浙江人來到北京,從擺地攤開始。1988到1992年,以溫州為代表的商人,在大紅門快速擴張,發展了豐富的布料、輔料、勞務市場,「浙江村直接地把老家和北京連成一體」。1995年,溫州人在大紅門生意一度被清理,但很快協調出了市場規範化的共識。

擴張並沒有停止,而是加速了,越來越多的溫州人湧入北京。不止是服裝批發,圍繞著批發市場、溫州人的服務業變得蓬勃起來。對於後來的溫州人來說,或者批發、檔口生意競爭的失利者,去開一家家鄉風味餐廳,這是一個理性、實際的選擇。

吳存蘭告訴我,這麽多年下來,飯店請來的廚師沒有溫州人,他們大多來自四川、河南。「溫州菜並不復雜。廚師們都很聰明,告訴他們調料、口味,多試幾次,就學會做了。」除了快餐之外,溫州蒲岐飯店的熱炒收入也頗為可觀。熱炒沒有菜單。冰櫃裏擺滿了各類蔬菜、豬血、豬腸、排骨、雞肉,以及墨魚、剝皮魚、鮟鱇魚等海產。食客們自行選擇食材,交代一下口味,後廚就會三下五除二地端上菜來,豐儉由人。如果是第一次光顧,或碰到昂貴的、陌生的食材,最好事先問清楚價格。

前幾年,吳存蘭和丈夫一直住在飯館附近不遠的平房。月租兩千多。去年,為了節省房租,他們幹脆搬到餐廳二樓。房間在樓梯入口,幾乎和3個包間挨著。他們睡在高低床上,屋裏沒有電視機,也沒有什麽像樣的家具。墻上掛著三代人的全家福,除了吳存蘭夫婦,其他人都不在北京。

「我生了一個女兒,嫁到澳門去了。兒子在老家,有三個小孩,比我們生得還多。他之前在緬甸做玉石生意,因為疫情,只能回老家了,現在做些水電類小工。」吳存蘭說道。

驟眼一看,餐廳的二樓給人一種農家樂旅館的錯覺:包間內陳設古舊,為防止墻皮脫落而貼上的淡灰色墻紙上畫滿了漂亮的樹葉圖案,空調的下方則掛有一張「招財進寶」的書法牌匾。入夜,一群溫州商人或許會來到這裏,一邊喝酒、吃飯,一邊討論著最新的賺錢方式。服務員忙進忙出,非常熱鬧。吳存蘭搖搖頭,刺破了這個幻想:「現在早沒人來了,浙江人都走了,吃熱炒的就更少了。」

吳存蘭在招待客人喝的茶水中加了紅棗片,味道甘甜。和中國南方很多地方一樣,待客喝茶是一項重要的傳統禮儀。無論生意好壞,飯店每天都會煮一大壺茶,送給食客品嘗,像是做日課一般。



END

本文首發自《新周刊》,編輯周小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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