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风暴的中国继承人

当代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五十年前那一场席卷法国的风暴有着莫大的关联。“那是一场冲击波，在我的人格和政治主体上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68年，巴迪欧不仅彻底抛弃议会民主制、法共和苏联马克思主义，走向了毛主义，也和自己的恩师路易·阿尔都塞决裂，巴迪欧无法接受“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的前辈，雷蒙·阿隆，对“五月风暴”的评价却颇为刻薄：“大学生和工人们将又一次对这些日子的罢工、节庆、游行、无休止的讨论和暴动留下美好的回忆，仿佛日常生活的烦恼、技术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时不时地突然宣泄一下；似乎法国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剧中才能使孤独感得到解脱。”阿隆曾经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激烈的抨击，他对这场运动的观感毫不让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五十年之后，阿兰·巴迪欧的激进左翼盟友（然而也曾对他提出过批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对那一事件也给出了与阿隆类似的评价：“这场本应是左翼的运动，最终却帮助资本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

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探讨“五月风暴”对中国的影响，相反，探讨中国对1968年欧美左翼运动之影响的著作和文章，倒是汗牛充栋。钱钢先生在最近那篇《“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关于1968“五月风暴”的走读》写到：“1968年，‘法国’一词在人民日报标题上出现100次，其中5、6两月的77次全部与‘五月风暴’有关，年度和月度语温都达到‘沸’级。人民日报将法国‘五月风暴’和中国文革连在一起，强调它‘是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影响分不开的’。”这最多只能证明中国这边利用了“五月风暴”来进行自己的政治宣传，不能证明1968年后的中国政治受到过“五月风暴”的影响。

熊培云在2008年写过一篇《“五月风暴”的真正遗产”》，可以看做中国自由保守主义路径的一种典型诠释。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告别革命”，力求铲除或压抑中西思想遗产中所有美化革命的成分，为渐进改良开路。熊文对“五月风暴”的诠释，某种程度上也呼应着这样的意图：“毫无疑问的是，1968年5月改变了法国。这与其说是一次‘失败的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成功的改良’。度过70年代的广泛自责与失落后，当历史进入80年代，五月革命的成果才依稀显现。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五月革命’以其特有的反抗方式改变了当代法国的历史风尚。用一个法国学者的话来说，‘五月’以后，法国的生活变得性感。从此以后，‘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法定的程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不再那么高高在上。‘五月风暴’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表明这场文化革命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值得一提的是，熊文对法国当局的应对态度，有不少赞许之辞，比如他将当时警察总署署长莫里斯·格里莫称为“英雄”，“一位有教养的人道主义者”。这些说法可能不无事实根据，不过将“五月风暴”仅仅诠释为一场“改良”运动，不仅有立场先行的嫌疑，而且对这场运动的亲身参与者，也未必真的公平。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与“五月风暴”牵连最深的，当属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知识分子，这主要是因为所有当代最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要么直接参与过“五月风暴”，要么曾经对它作出过重要的评价或诠释。我们不妨这么说，如果在中国，有人认为自己是“五月风暴”在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人，那他很大可能会是一个西马研究者。在这些可能的“继承人”中，由吴冠军、蓝江、夏莹和姜宇辉所组成的“激进联萌”，最为突出。

“激进联萌”在网上简称为“激萌”，以引介当代欧陆左翼哲学为己任，他们引介的几个重头哲学家正是齐泽克、巴迪欧和阿甘本。与传统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相比，他们不怕在普通受众面前抛头露面，频繁组织各种线下学术讲座和对谈，积极地传播欧左哲学。与汪晖这样享誉国际的学者相比，激萌的文章没有太多地涉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也暂时说不上有什么创新之处。陆兴华也是研究欧左哲学的，但与他这样自我边缘化的学院左翼相比，激萌又显得跟主流过于合拍。可以说，在过去几年里，激萌有意地不在现实政治上站队，以维护自己发展势头。夏莹经常强调说：“激萌不上街。”虽然巴迪欧自己就对那些空谈激进毫无行动的学院知识分子有过辛辣的嘲讽。

如果激萌只是“牺牲政治换来学术”，那也无可厚非，毕竟当下也没有什么走上街头的机会（所以我也不知道夏莹这话针对的是哪些人），而通过学术播下“激进”的种子，或许比莽撞地四处出击更有长远的效益。不过，从激萌的表现来看，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忍辱负重”的感觉：他们一边批判消费主义，一边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给“蚂蚁短租”做广告，一边批判资本，一边卖着激进哲学的周边产品。

作为齐泽克的中国分身，吴冠军在中国也一样打着学术明星的头衔，他不仅是激萌里面曝光率最高、人气最旺的学者，而且也是批判锋芒最露，却也最受惠于他所批判的事物的一位。2017年底，吴冠军点评年度十大热点事件，将马云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作为重点拿出来批判，认为这些沉浸于购物狂欢的人的欲望是被马云等人创造出来的。到了今年，他一个转身就上了一档叫《脑力男人时代》的综艺节目，与李小璐谈笑风生，并不吝于给一众明星一些不痛不痒的褒奖。当然，这个本身也没什么问题，“娱乐至死”确实不完全等同于“消费主义”。齐泽克也上过很多节目，不过齐泽克上节目至少聊的还是严肃的内容，吴冠军在节目上连一点哲学的插边球都没打，倒像是单纯享受着自己在镜头面前说话的快感。

在2014年给澎湃做的访谈中，吴冠军高度评价了齐泽克，并贬低了汪晖。吴冠军认为汪晖的论著是地方性的、本土性的、特殊主义的，只是一种为了在国际学术占领一席之地的“学术策略”，而齐泽克的论著才是普遍的、世界性的，齐泽克为第三世界的学人指出了另一条走向国际学术的进路。齐泽克的进路有没有那么神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光靠不断拷贝齐泽克的说法，一定没办法走向国际学术。国际学术界有一个齐泽克已经够烦了，不需要第二个。

在访谈中，吴冠军这样说道：“在今天，学界与商界许多地方已经很相似，我碰巧两个界都待过，两者至少还保留有一个区分：投机或其它类似手段能够‘助推’一段路，但真正确立一个人之真实学界地位的，只能是自己真刀真枪拿出来的东西。”从字面上来看，吴冠军至少是不反对利用“投机”来助推的。无怪乎在同一年，吴冠军就在《同济大学学报》发表了《“群众路线”的政治学》，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讲到上任国家领导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再讲到现任领导人的“中国梦”，并一一列举了那一年落马的腐败官员，作为“脱离群众”的官僚代表。期间尽管穿插了拉克劳和巴迪欧，但是除了给“群众路线”作出了一点新颖的哲学解释，并没有提出什么制度上的落实之处，甚至连激进左翼一直强调的“民主参与”也只字不提。要说这样就能让当局接纳吸收激进左翼的元素，那不知是该说吴冠军天真，还是说他狂妄到把读者当成了白痴。

吴冠军在方方面面都模仿着齐泽克，他在澳洲读博时，有一段时间还学齐泽克留起了大胡子，但有一个方面，他是断然不敢模仿的，那就是齐泽克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说到这里，吴冠军可能会抗议说，他明明批了，去年的时候，他还发表了一篇抨击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文章，怎么能说他不敢批判现实政治呢？这种苏联笑话式的诙谐，具体表现在一个激进左翼学者身上，就一点也不好笑了。

去年年底，当吴冠军批判完代议制民主，准备批判马云的电商帝国时，北京开始了驱逐“低端人口”的行动。以崔卫平等学者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向北京市政府表达了抗议。包括吴冠军在内的激进联萌，没有一个人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对“低端人口”的遭遇表示出任何的关注。同一个月，自称“毛左”的北大毕业生张云帆因为举办读书会被番禺警方拘捕，后遭刑事拘留。期间，不仅有社会各界人士联署要求释放张云帆，而且在民间，从毛派、托派，到自由派，都有人撰文声援张云帆及其他几位左翼青年。激萌对此是歌舞升平，高高挂起。今年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蓝江所在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长江教授沈阳被举报在二十年前性侵自己的学生，并导致后者抑郁自杀，网上关注此事的人络绎不绝，但激萌众学者，仍然不在其中。后有北大学生因关注此事被约谈，有声援被约谈者的学生遭学院报复，激萌也依旧保持沉默。

这些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一个以“激进”为旗帜甚至噱头的左翼团体，除了空谈某某激进左翼的哲学家说过什么，并不真心地对激进左翼理论的应用产生“兴趣”。至少，真正的激进左翼，是绝对不会对自己所处国度的“人民”的苦难视而不见的，除非激萌能够让人信服地证明，“低端人口”、毛左青年、受到骚扰的女性和被打压的学生，都不属于“人民”。

倘若上面所说的一切尚属“可以原谅”，那吴冠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则彻底撕下了激萌的“激进”伪装，露出其国家主义者的狐狸尾巴。这篇一千字的党八股，从头到脚没有任何一句话一个词能体现一个哲学学者的素养。发出来之后，吴冠军不无得意地转发到华师政治系的教师群里，大方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因为发一篇《人民日报》相当于发一篇权威期刊。看到网上的风向不对，他赶紧在朋友圈辩解说，这里面有不少句子被编辑删掉，他也没有办法。有朋友建议他将原稿发出来以正视听，他没有回应，不了了之。他又接着发了几个微博澄清，说“人民”概念在阿甘本、巴迪欧和拉克劳的理论都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这篇东西，并没有违背他的初心。

事情发展至此，已经十分尴尬了。为了不让吴冠军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蓝江和夏莹发了朋友圈，力挺吴冠军。蓝江认为这篇文章并不能代表吴冠军的所有学术，夏莹则“重新定义”了“激进”：“所谓激进，绝不意味着无条件地与主流对抗（和）盲目的行动，它仅以彻底性的批判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于是，一个影评，一种研究，之于学者的我们，都将是一种激进的（彻底性的）姿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激萌的“激进”，只针对“不可见”的恶，不针对“可见”的恶，只针对“平庸之恶”，不针对“滔天之恶”。运用到吴冠军的文章上，大概是说吴骂骂脱离群众的官员，本身就是“揭示隐蔽在日常繁华之下的不可见的平庸之恶”，已经非常“激进”了，大家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在吴冠军发表文章之后两天，蓝江做了关于“五月风暴”的演讲，再次声明他对反抗行动的肯定。蓝江没有看到，此国真正的激进左翼，并不在他自己和他的同伴之间，而在被他屡次忽略过青年行动者之中。

这一波的青年行动者，大多来自左翼，至少是自由左翼，他们的破土而出，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正如1968“五月风暴”的原因一样，至少不能轻易归纳为经济方面。从长远来看，中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当然是主要原因之一，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阶级，如今沦为弱势群体，而国家并无相应法律政策来重新保障工农的权益，对于争取这些权益的行动，当局也是以镇压为主。另者，当局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为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缓解矛盾，官方对马克思采取了名扬实抑的态度，引起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并将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皇马（皇家马克思主义）”，与之划清界线。

自2012年以来，国内出现诸多的新的状况，他们也有可能促进了这一波青年行动的产生，这些状况包括：以学者、媒体人、维权律师、NGO公益人士为代表的自由派被打压之后，留下了不少话语和行动的真空，急需填补；以“女权五姐妹”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以更加大胆，更有策略的传播方式，懂得利用新兴媒体和流行符号，为社运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也影响了后续的青年行动者；各种左翼社团，利用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近的便利，在大学悄悄兴起，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网络。在国际方面，BLM运动和Metoo运动当然不容忽视，在欧美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也越来越愿意将国外的理念、学术、事件报道，通过微博、微信和知乎传播到国内，某种程度上为这一波的运动奠定了一定共识。

粗略来说，这一波青年行动者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点：

首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要高于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作为“女权五姐妹”的大兔，不仅自认“左翼女权”，也曾多次关注女工的权益，并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血汗工厂。张云帆曾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会的会员，在北大做过后勤工人的调查报告，在广告工业大会给“大哥大姐们”组织红歌合唱队和广场舞。而北大约谈事件中的岳昕，也一样提到自己受到张云帆的女友顾佳悦的影响，她在几篇自述之中，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因为是北大的学生，仅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获得了这么多注意力资源，与此同时，正在抗争的工友们，获得的注意力资源却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们站在一起，无疑是对本应属于工友们的注意力资源的盗窃。”

其次，这一波青年行动者，对女权主义也有高度认同。发起“米兔在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七七，本身就是做性别研究的。被约谈的邓宇昊，正是因为要求北大校方公开沈阳事件的相关信息，而沈阳事件，正是中国Metoo运动的其中一个案例。在大兔被公众号“酷玩实验室”污蔑为受到“境外势力”操纵，张云帆和顾佳悦立刻在网上发图对大兔进行声援。滴滴顺风车杀人事件关乎女性人身安全，798事件关乎女同性恋者的权益，同样在所有青年行动者之中引起义愤。

一些自由主义的元素，在这一波行动里，依然有所保留。张云帆被释放之后发了一篇自白书，里面写道：“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社会问题，都会有人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难道也是一种罪过？这是权利！宪法赫然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若言论有‘过激’，那‘自由’毫无意义！”在过去二十年间，不知有多少自由派说过类似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张云帆自称“毛左”，但他和传统意义上的“毛左”并不完全一样，他对文革的语言也并不热衷。另一位著名的“毛派”李北方曾经将Metoo运动斥为一场“白左”运动，而支持Metoo运动的张云帆，和李北方肯定算不上是同一类人，即使他们都认同着某个一样的符号。

这波运动，还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共同点，就是反官僚主义。张云帆事件中，番禺警方罗织罪名的做法在左翼青年之中引发了相当多的不满。2017年12月8日，孙婷婷被警察找上门，她要求他们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后者不为所动。他们把她带到小谷围派出所，询问她关于广工读书会的事，她说自己并不了解。派出所的所长对孙婷婷说：“你不说是吧？你死吧！那先随便安排个罪名，关进去再说！”这些官老爷作派，加上孙婷婷后来在看守所里所受到的非人虐待，更是激起了青年们愤怒的声讨。北大约谈事件的发酵，和北大校方的官僚主义也分不开。邓宇昊被约谈之后，岳昕等人连夜去搜寻他的下落，在交涉过程中，青年们向校方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信息透明、程序正当的要求，遭到校方推诿。后岳昕的辅导员叫来岳昕的妈妈，以遭到“境外势力”操纵等莫须有的理由，将岳昕软禁在家。北大校方的蛮横无理，召唤来了一张“两个北大”的“大字报”。

这波行动尚未结束，我们不知道它会将我们带往何处，但仅就目前青年们展现出来的胸怀、担当和勇气，就足以让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羞愧至死。然而，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阶段，我们必须分析，出现这种左翼内部的两极分化的现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老师与学生分道扬镳的情况并不罕见，上一辈的学院知识分子，即使认同左翼，跟不上学生激进的步伐，也实属平常。我们前面说到的阿尔都塞和巴迪欧两师徒，也只是因为哲学理念不同而江湖再见。

除了部分归因于双方的政治德性，以及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的既得利益身份，我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78年以后，中国将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逐渐修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适应中国社会的新情况，但“中特社”的一个基本预设在近十几年来遭遇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共同富裕”。现任领导上任以来，一方面进行“政治改革”（非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以弥合这种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断裂。十九大之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但就其实质而言，与马克思最核心的理念已经大相径庭。可以说，这是一项未竟的意识形态工程，当局只是指了一个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成了当局招揽的对象，当局既不肯放弃马克思主义，但又无法完全地回归“初心”，如果西马里面有人能帮当局杀出一条血路，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一方面名正言顺，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完好无缺，另一方面凭着这些西马学者在年轻学生中的影响力，还可以收编新生代的激进力量。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局这种毫无诚意的“不忘初心”坚决不买账，并不惜与这种国家主义决裂，郑姿妍去年在土逗公社发的《中国左派的国家主义：从何而来，向何处去》，以及激流网最近发的《鼓吹国家主义的“左派”是马克思主义者吗？》，都是这种立场的体现。

从意识形态学来说，吴冠军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以及他的《“群众路线”的政治学》，再加上《“人民”的悖论：阿甘本问题与“群众路线”》，都是不合格的产品，显然写惯娱乐化学术语言的吴冠军，难以驾驭死板又暗藏机关的党八股。从后续引发的反映来看，吴冠军无法暮登天子堂，倒很可能成为这个失败的意识形态尝试的众多炮灰之一。不难预见，未来的意识形态战争（也就是我以前说的“精神内战”），很可能就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战场展开的：一边是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工程和它的御用文人，一边是受到马克思启发的青年行动者，一边是高墙，一边是砖头，高墙是砖头做的，砖头也可以砸烂高墙。

这一场战争，看似和自由派没有关系，但除非选择移民，否则一个自由派将难以避免在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选边站的问题。有的自由派会认为，目前的抉择好比国共内战时期一样，选了共产党一边的，大多都后悔了；现在的政权并不比当年的国民党要更糟，在国际地位方面，如今的中国要比49年前国民党统治的中国要高得多。自由派为什么不能站在皇马那一边呢？说不定它还有改革的可能。这种想法的错误不仅在于，将当下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49年前的共产党类比是不恰当的，最重要的是，它还忽略了一个政治现实。

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之后，有传言说防火墙将被迫打开。这种说法尚未被证实，但其可能性的存在，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强大，首先是中国政府的强大，并不是人民的强大。中国的强大，也不一定会让人民受惠，比如说，如果中国足够强大，那就不存在迫于美国的压力打开防火墙的问题。一百多年来，许多仁人志士都认为只要祖国强大了，中国人就再也不会受到欺负。其实祖国强大了，很可能祖国欺负自己人民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别的国家敢说什么了。

有理性、有血性的自由派，应该认清自己的敌人是国家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坚定不移地站在反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边，一同去争夺每一个战场上的胜利。

“五月风暴”，也只是其中一个战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