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蒙东《动物与人二讲》

原发布于微信号“拜德雅Paideia”

本文译自Thomas Lamarre, “Other Selves Are Possible”, Humanimalia: a journal of human/animal interface studies, 4: 2 (Spring 2013) , pp.159-162。

作者：托马斯·拉马尔（Thomas Lamarre, 1959— ），加拿大学者，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专研媒介、思想和物质文化的历史。

译者：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译有《导读萨义德（原书第2版）》等书。

感谢作者授权翻译。

别的自我是可能的

托马斯·拉马尔 / 文

王立秋 / 译

吉尔伯特·西蒙东是法国哲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个体化哲学影响了一系列法国思想家，其中就包括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加塔利、乔治·康吉莱姆、伊莎贝尔·斯唐热和布鲁诺·拉图尔。我们可以把他和威廉·詹姆斯、亨利·伯格森、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等哲学家归为一类。在与现代科学的深入交流中，这些学者更加强调过程和传导。这种对过程和传导的关注，促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实证主义、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之思想谱系的对实在和经验的叙述。

考虑到吉尔伯特·西蒙东作品英译的稀缺，新的译本是非常值得欢迎的。就此而言，德鲁·S. 伯克对西蒙东的《动物与人二讲》的精心翻译做出了重要贡献，使英语读者能够读到这位大哲学家的著作。但西蒙东作品第一个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译本，竟然是他在一门心理学通选课上给文科院系一年级新生做的两次导论性讲座的文本，这件事情又多少有些令人失望。有哪位哲学家会希望自己的著作被自己给新生上的课（甚至不是整堂课，而只是头两讲）的讲义代表呢？

之所以会这样，也是有原因的。在译介西蒙东的时候，学界流行的做法是摘译或编译，而不是完整地翻译他的作品。这样的做法是有害的，它扰乱了西蒙东思想的系统性，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误解。但反过来，他的情况也决定了我们只能翻译他成书的作品。显然，大学出版社正在筹备出版他主要哲学著作的译本，但同时，因为他在法国又火了起来，所以法国出版社也在出版他的课程讲义。大体上看，西蒙东课程讲义的篇幅和他的哲学著作一样庞大。《动物与人二讲》是一个例外，它是一本很小的书。作为篇幅最短的书，《动物与人二讲》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翻译机会。

这不是说，《动物与人二讲》不值得读。相反，西蒙东的讲座清晰、刺激而精简，他用短短五十页的篇幅，回顾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各种概念区分，以及这些区分对心理学领域来说的各种含义的历史。如此，这本书虽然简练，却也可能为新兴的动物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洞见——类似地，动物研究也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感兴趣，它在打破学科藩篱，重新关联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诸领域的同时，致力于寻找新的商定人与动物的差异的方式。的确，西蒙东个体化哲学的特征就在于，它联系一系列学科，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原子、分子、细胞、有机物、机器、心灵、群体和集体——系统地讨论了“个体”。但它是从个体发生（ontogenesis），也即个体化的过程的角度来讨论个体的。

不过，事实证明，在阅读这两篇本科课程讲义的时候，对读者来说，难点在于，怎样把它们和西蒙东的个体化哲学关联起来。毕竟，他不是在讲自己的哲学，而是在回顾西方哲学中动物与人之间的各种区分。如此，我们最好试着在他对自己讲到的人—动物关系的解释中寻找其哲学的踪迹。实际上，为定位这两讲，我们必须细致地阅读，往深处挖掘，并且，在读之前，我们还必须对西蒙东的哲学有所了解。

在导论中，让-伊夫·夏多很好地把这两讲和西蒙东整体的哲学关联起来。通过引用西蒙东的《个体及其物理—生物起源》(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夏多精确、审慎、合理地说明了西蒙东对个体化机制的强调。虽然有不必要地重复夏多的讨论的风险，但怀着向本书读者说明西蒙东带来的挑战的希望，下面，我还是想谈几点可能的关联。

夏多说到了重点：西蒙东对区分动物与人不感兴趣；西蒙东的兴趣在于，心理的东西和有生命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或者说，在心理学中通过个体来研究的个体化和在生物学中通过个体来研究的个体化之间的区别。西蒙东的进路对动物研究、后人类理论和精神分析思想提出的挑战就在于此。在西蒙东看来，单是解构、混杂或模糊动物与人的区分还不够。从个体化哲学的立场来看，这个区分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解释力。它没有为个体的发生提供任何洞见。事实证明，从西蒙东对动物—人之分的拒绝这个角度来看，《动物与人二讲》更有趣，因为他指出，这个区分已经被辩证地扬弃了。“科学理论的发展真正是辩证法类型的发展。”通过反转亚里士多德谱系（正题）中设定的动物与人的连续性的反题，也即，笛卡尔式的二元论（动物是广延物，人是思考主体），科学理论重新确立了这个连续性。结果，作为综合，“我们在动物的现实的本能生命、成熟过程、行为发展中发现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思考人的现实，甚至社会生活”。

为更好地理解西蒙东的重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综合归结为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the biopolitical），即在用来测量动物种群与物种之自然分布的那同一套技术的基础上治理人口。换言之，这种形式的权力不像主权的权力那样直接作用于人的心灵。它也不会为了通过规训的权力来生产人的有效自治的主体性而制造隔离。简言之，在生命政治的权力那里，生物学的或者说有生命的东西，无需心理学的或者说心灵的东西。用斯蒂芬·J. 古尔德（Stephen J. Gould）的革命性的术语来说，心灵的或者说思想的东西，变成了某种“拱肩”（spandrel）或“搭便车者”（free rider）。它依然是（或者说变成了）这样一个被剩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辩证的综合没有完成，从性质上说也不可能完成。

因此，西蒙东对这个辩证的综合的回应，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借用夏多的表述来说，与生物学的东西向社会的东西的简单扩张相反，西蒙东的个体化哲学表明，何以“我们在来自对物理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的思考的广义个体生成视角中所掌握的一般理论手段（目的是在通常的意义上想象什么是心理与思想），不能把心理与想象的可能性从一个存在那里剔除，只要这个存在是生命体”。因为思考主体或心灵的东西不可能被排除在有生命的东西之外，所以，“我们不能事先了解一个存在”具备怎样的情感、智识或社会“能力”。而且，我们也不可能从中立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能力；它们暗含各种难题性和斗争。如果我们无法认可生命政治的处境——其中，生物学的东西向社会的东西扩张——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无视生物学的东西，而向心灵的东西回归（就像精神分析理论所做的那样）。同样，单是解构或模糊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也还不够。的确，在一个人力资本能够被剥削作为“搭便车者”（也即作为非雇佣劳动）的情感与思想的时代，西蒙东发出的邀请——他邀请我们为此而斗争：让活的身体（living bodies）来决定自己的社会互动方式——是及时的。因此，我想，西蒙东不曾写下的关于人与动物的第三讲的题目应该是：别的自我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