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這樣提意見，對黨太不體諒」—— ——沈從文大師素描之四
【一】
1957年2月，沈從文進中南海聽毛主席動員「大鳴大放」，幫助黨組織整風。
沈先生對改善博物館工作有一些具體建議，但他覺得黨的領導很英明：「黨是十分偉大的，極明白什麼人做事負責熱心，什麼人是官僚主義。」
4月，沈先生到南京、蘇州等地出差，在上海給太太寫信講作家們幫助黨整風的情況：「這裡報上正在‘鳴’。前天是小說家（巴金等），昨天是戲劇界（曹禺、熊佛西、李健吾、師陀），一片埋怨聲。好像凡是寫不出做不好都由於上頭束縛限制過緊，不然會有許多好花開放！我不大明白問題，可覺得有些人提法不很公平。」沈先生認為，許多作家因為水平不高，所以寫不出像樣的東西，現在埋怨黨的政策，那不符合事實。這樣提意見，對黨太不體諒：「古人說‘識大體’，真不容易。」
沈先生回北京後，有個北大的學生來採訪。介紹信上列了三個採訪對象，除了沈先生，還有通俗文學作家陳慎言和京劇名伶小翠花。
沈先生覺得，他們根本不是一類人，把三個的名字排在一起，挺沒有道理。要麼介紹信是假的，要麼採訪的學生沒有認真準備，不了解自己。這樣的採訪，即使做了，也不會深入，不會準確：「這個介紹信真是不倫不類，可能是偽造的……如果真是新聞系開來的，也證明新聞系辦得有問題。大致學生只看王瑤教授《現代文學史》，習於相信一種混合謊言和誹謗的批評，而並未看過我的作品。訪問我雖出於好意，也近於獵奇，並無基本認識。」於是，沈先生沒有接受採訪。
後來好多人說，就因為那介紹信把他和一個戲子並列，沈先生不高興，沒有開口放炮，不然非當「右派」不可。其實當時採訪沈先生的不止北大那個年輕人，好些記者找過他，《文藝報》的蕭乾也鼓動過他，但沈先生覺得黨很偉大，對黨沒有意見。另外，他也不喜歡「大鳴大放」最積極的民主黨派。沈先生說：「我不大相信這些民主人士，因為好些人多年來（我）即認為是馬路政客，玩政治，而並不相信共產黨。所以好些記者要訪問我放放炮，我無炮可放。」
【二】
8月，沈先生去青島修養。
這時「整風」已經變成「反右」，方向完全倒轉。離開北京前，沈先生寫信給大哥，表示贊成「反右」，說搞這次運動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民主黨派里的人想推翻黨的領導：「反右鬥爭日益加深刻，許許多多人都已捲入其中，惟絕大部分是和民盟、農工民主黨、九三等有關，是想從整風中對共傾覆的人物。」這跟當時報紙的講法完全一樣。
8月中旬，張兆和寫信給沈先生說，一些人批評1949年以後的文學不好，那是「右派」不顧事實的攻擊，高水平的作品不難見到：「你最好能多看幾篇現在作家的新小說，知道一點創作情況和水平。有些文藝界右派分子異口同聲說解放後沒有好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的工作使我有機會看到一些好稿子，有些作品水平實在不低，可以借鑒。」
四十年代末的風波表明，沈太太對黨的政策知道得比較多。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她對沈先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沈先生管她叫「政委」。黃永玉先生說：「嬸嬸像一位高明的司機，對付這麼一部結構很特殊的機器，任何情況都能駕駛在正常的生活軌道上，真是神奇之至……她除了承擔全家運行著的命運之外，還要溫柔耐心引導這長年不馴的山民老藝術家走常人的道路。」
所謂「走常人的道路」就是跟隨主流。
在「反右」開始的時候，沈先生的思想確實相當主流。他明確說：「我擁護人民的反右派，因為六億人民都在辛辛苦苦的努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決不容許說空話的隨意破壞。如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時，倒樂意當個新的‘歌德派’，好來贊美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成就。」
【三】
他幾乎完全以領導的是非為是非，上頭批判誰，他就說誰不好。
政府的報紙指責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反黨。沈先生就說：「丁陳事已見報。個人主義一抬頭，總必然會出現或大或小的錯。從上次文代會中發言態度，我就感覺到不大對頭，好像還缺少對於黨的整體觀念體會。自有一套，又未必真的有什麼了不起。」「其中不可解的是馮雪峰，多少年來，都穩穩當當的為黨工作，現在責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糾在一處，自搞一套，不明白竟發展到如此情形。」
民盟是「反右」打擊的中心目標。它的主要領導章伯鈞和羅隆基挨批了。沈家的朋友蕭乾是民盟的名人，也挨批。《沈從文全集》里有沈先生在青島寫給他大哥的信，其中說道：「北京方面不僅是民盟章羅大頭子傾覆，即小夥計也日日出現在報上。這幾天聞正在清算XX。人不老實，必然這樣。聰明處總用到小地方，自私自利，花樣也不少。」這個XX，就是蕭乾。
沈先生還寫信給太太，說要跟她一起寫揭發蕭乾的文章：「有關XX事，我也不記到他什麼了，只覺得他始終是不大妥當一位。為人不純，相當自私自利……據我估計，XX搞的大把戲，他未必知道，因為資格不深，但小把戲拉拉人，發展組織，如何配合鳴放，必清楚有份。這也恐得待我回來，我們共同寫好了。」
按計劃，沈先生在青島住到8月初。但張兆和叫他早點回北京參加批判會，所以他提前離開。他給太太的信說：「我已托這裡購廿七的車票，廿八早上即可到達北京……早回好些，照你所說，多參加幾次會。」
【四】
沈先生回京不久，就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批判蕭乾的大會。
蕭乾在輔仁大學外語系念書時，跟一個美國青年辦了《中國簡報》，那是一份用英語介紹中國社會和文學的週刊。1931年，蕭乾採訪沈先生，在《簡報》上發表了《當今中國一個傑出的人道主義諷刺作家》。因為資金不足，《中國簡報》不久就停刊了。但蕭乾跟沈先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沈先生給了他很多幫助，蕭乾把沈先生當作自己的文學「師傅」。
後來蕭乾轉到燕京學新聞，畢業就在《大公報》做事；過幾年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當講師，接著進劍橋做英語文學研究生；1944年任《大公報》駐英特派員，到二戰前線和戰犯法庭採訪；1946年開始在上海《大公報》和復旦工作，兩年後調香港《大公報》。1949年，他推掉劍橋的終身教職，投奔新中國。
回大陸後，蕭乾為新聞和文學刊物工作，1956年擔任中國作協《文藝報》的副總編輯。第二年春，他去中南海聽毛主席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蕭乾信任毛主席，在隨後的「大鳴大放」里寫了《「人民」的出版社怎麼會成了衙門》和《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其中講道：「從《共同綱領》到《憲法》，我們國家對於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
「整風」突然變成「反右」，民盟首當其衝。蕭乾是全國作協裡民盟的頭兒，馬上挨批。沈先生在青島的時候，批判大會已經開過兩次。沈先生回來後還在開。所謂批判，其實是罵人。批人的怎麼說都行，講得越狠，功勞越大。挨批的完全不能辯解，越想解釋，罪過越重。蕭乾坐在會場，低下頭，任由別人謾罵。發言的有茅盾、老舍、冰心和黃永玉等。
因為蕭乾的經歷，很多人指責他是帝國主義的奴才，在四十年代就當洋人的幫凶。
這時，沈先生站出來說：「蕭乾不是在四十年代，而是早在三十年代初就跟美帝國主義進行勾結！」
接著，他又講：「大鳴放的時候，蕭乾還到我家去，煽風點火。我沒理他。」
蕭乾非常震驚。經過一次又一次批判，他原來對各種叫罵已經相當麻木。但他一直特別尊重沈先生，萬萬沒想到自己的恩師會站出來揭發。
所謂三十年代初就跟帝國主義勾結，講的是參加辦《中國簡報》。那是幫助世界了解中國，美國人不見得都是帝國主義。
在「整風」的時候，蕭乾確實去過沈家。他對沈先生說：「二哥，你有什麼意見？有，可以寫出來，給《文藝報》。現在上邊號召提意見呢。」但沈先生也進中南海開過會，知道火是毛主席點起來的。蕭乾只是聽毛主席的話，給沈先生煽了煽風。這件事沒有外人知道，沈先生在大會上揭出來，加重了蕭乾的罪過。
【五】
也許沈先生這時還不知道，他的孩子也在挨鬥。
沈龍朱是沈從文先生的長子。他原來喜歡畫畫，跟黃永玉先生學過幾招。高中畢業時，老師說他應該響應黨的號召，去學軍工。沈龍朱修改報考志願，上了北京工業學院。他是預備黨員，團支部書記，成績一流，幾乎科科考試都是五分。
但他在一張大字報上簽了名，不久就受批判。到1958年春，他被正式定為「右派」。團委書記在全校大會上宣佈，開除他的學籍、黨籍和團籍。沈龍朱已經在工業學院學了四年半，很快就要畢業，結果被趕到學校工廠當工人。
沈龍朱倒霉，跟沈從文沒有關係。兒子一直覺得父親落後，要劃清思想界線。他長期住在學校宿舍，挨批鬥也不告訴家裡，甚至到這時還覺得自己的思想比父親要先進。拖了很久，沈龍朱才寫信給父母說：「我被這樣的事纏上了。」
1957年底，激烈的「反右」詞句在沈先生的書信里消失。
領導認為沈先生「反右」很積極。1958年，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西長安街一個飯店設宴，招待文藝界名流，慶祝「反右」勝利。在宴會上，周揚當著三十多個客人宣佈：「老舍工作很忙，準備讓他多做一點全國文聯的工作。北京文聯主席，想請沈從文擔任。」
沈先生不願接受，站起來說：「這不行。我還是做我的文物工作，我是個上不得台面的人。」
在慶祝「反右」勝利的時候，他不肯當文聯主席，不知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六】
兒子被打成「右派」，肯定影響沈先生的心境。但他仍然堅信社會主義。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是這樣。
政府對他挺器重。國慶遊行，沈先生站在天安門觀禮台。1959年元旦，他被請到中南海懷仁堂，跟毛主席一起看湖南花鼓戲。
新年過後不久，沈先生寫信給大哥：「這幾天來，全北京都為蘇聯衛星上天興奮。（我覺得真是只有請求入黨，來紀念這件大事，才足表示對社會主義陣營理想全面的擁護和成功深深信心！）」他覺得，蘇聯發射衛星成功說明社會主義陣營很強大，一定會加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全面崩潰。
沈先生念念不忘寫小說。第二年1月，他在一封信里說，他準備請一年創作假，搞張鼎和的長篇，花幾個月收集材料，用半年寫出二十五萬字。不過他覺得有些困難，最重要的是過去寫作沒有思想限制，這時變了：「目下對寫作要求又不同往年可以放手從個人認識問題寫去，毫無任何抽象拘束，現在主要是用傳記體寫革命，實不大好寫。惟自己心中有數，大約只要能摘記事件到五六萬字，擴大成廿萬字已不甚困難。」
他真動手了。6月下旬，沈先生去宣化，到張鼎和夫人家收集材料，7月上旬回北京。9月上旬，他又去宣化，中旬回京，整理材料，開始寫作，後來搞出了一節。
他有點緊張，在一封信里說：「近來寫作不比過去，批評來自各方面，要求不一致，又常變動，怕錯誤似乎是共通心理，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寫小說原因，因為寫成一個短篇非常費事，否定它卻極容易，費力難見好。」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沈先生不贊成作家批評「上頭束縛限制過緊」。現在他自己把腳插進鞋子，感覺又不同了。
沈先生寫寫停停。一個原因是身體不大好，更重要的是害怕。1961年2月，他回復汪曾祺先生的信說：「萬一有個什麼人，在刊物上尋章摘句，以為這是什麼‘修正主義’，如此或如彼的一說，我還是招架不住，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一切即等於白費。想到這一點，重新動筆的勇氣，不免就消失了一半！」
【七】
5月，沈先生聽說周揚想讓他繼續寫小說，又動了當專業作家的念頭。
他三十年代在青島大學工作時，寫小說最順手，總覺得那裡是創作的寶地。於是，他又想到青島乾半年，把張鼎和的長篇搞出來。
不久，文聯正式通知沈先生，說政府希望他恢復文學創作。6月下旬，中國作家協會安排沈先生去青島。
他住在海邊一個招待所，周圍很安靜。天氣也出奇的好。但他沒有寫小說，大部分時間給景德鎮陶瓷研究所審校《中國瓷器》書稿。他在信里說：「不是寫不出，而是不願寫，被批評家嚇怕了。」結果沈太太把他埋怨了一頓。8月中旬，沈先生打道回府。
11月底，中國作協又安排沈先生和另外八個作家到井岡山風景區。沈先生準備在那裡住三年，完成張鼎和的長篇。但他很快就失去了寫小說的慾望，只是寫點古體詩，跟一起去的作家唱和。
沈先生寫信跟太太解釋為什麼沒法下筆寫張鼎和：「我對一般方式（如《紅旗譜》、《青春之歌》）不擬採用，應還有更合我本來長處相配合的表現法，但是又受材料現實性束縛，反而難於下筆。這點為難也近於一種反抗。我不希望用《紅旗譜》那種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習慣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因之擱下來了。」《紅旗譜》和《青春之歌》是當時轟動全國的革命小說。沈先生不願跟風，要保持自己的寫作風格，但他那一套又不合新的規矩，所以相當為難。
第二年2月下旬，沈先生離開江西，經上海等地回北京。後來一位過去的學生問他，為什麼沒有在井岡山住夠三年。沈先生回答：「現在小說要求的內容不同。我寫不出來。」他還說，在井岡山，他就決定封筆，以後不再寫小說。
1964年7月，按毛主席的指示，中宣部下令開展文藝界整風，一部接一部作品受到政府組織的猛烈批判。沈先生看到報紙上火暴的謾罵，憂心忡忡。他知道，寫出一部作品很難，但依仗著政治勢力，罵倒一個作家非常容易。第二年年10月，他寫信給一個老朋友說：「此後寫作恐不大好辦，而批評則省事易學，因任何著作，若一經點首可以公開批評，總極容易用目下要求評倒也。」
對於文學創作，沈先生已經心灰意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