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樓價：「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東亞畸變 | 陸港小震

香港年輕人的憤怒，來自他們對未來的無望。而無望之最，當屬樓價。

2019年，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調查顯示，香港已連續第9年成為「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更被形容為已經達到「嚴重負擔不起」程度。香港樓價收入比率由2017年的19.4倍，升至去年的20.9倍，即意味一個家庭須不吃不喝20.9年，才可以買得起一個住宅，再創有調查以來新高。

香港的高樓價負擔，其實不必看數據，只要來過香港的人，便知香港居住空間之逼仄、艱難。一般家庭，四、五個人擠在只有30至50平米的房子裡生活，算是「正常」的。而那些10平米左右的「劏房」（隔間），甚至僅有約2平米左右的「籠屋」（鐵籠）——令人難以置信的居住空間，在香港人眼中竟都司空見慣。更難以置信的是，即便如此的非人「住房」，月租也以成千上萬港元計。例如在「衛星城」荃灣一個8平米的劏房，月租金為4500港元。

有讀者或許會問，既然香港的樓價這麼高，那麼香港人可不可以拒絕買樓，不做「房奴」呢？不，香港人沒有不做「房奴」的選擇權，因為租金亦不菲。根據美國商業不動產服務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2019年公布的報告顯示，香港平均月租為2,777美元（約2.18萬港元）。而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為28,000港元。也就是說，香港家庭一旦選擇租房，月收入的77.9%將用於房租。如果說買樓的是「房奴」，說句難聽的，租房的香港人可真應了《水滸傳》第六十二回裡的那句：「你這個給奴才做奴才的！」

造成香港樓價高企的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國際格局的影響，必須綜合來看。

• 東亞版「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香港是英國在中國的第一塊殖民地，同時也是英國在全球的最後一塊殖民地，被稱為「大英帝國的終章」。所以，我們在審視香港的時候，不能忽視英國經濟思潮對香港的影響。

大英帝國的崛起，背後推手是信奉「看不見的手」的「曼徹斯特模式」。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說：「一隻無需人為控制和有意為之的『看不見的手』能自動地促進社會效益的增長。」在此思潮下，人們相信政府的職權僅限於：一、保護國家免於外來侵犯——強大的軍事實力；二、保護公民免受不公正的壓迫——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三、建立和維持公共秩序——司法獨立、健全的法治等。在整個19世紀，自由放任的曼徹斯特模式以無可阻擋的趨勢席捲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利潤率空前高漲。

然而，這場曼徹斯特模式的狂歡卻終結於1929-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說：「傳統自由主義口口聲聲主張一個運作得當的自由市場社會，絕不可能發生大蕭條，可是1933年的經濟上的現實，實在很難令人繼續相信這種理論。資本主義從此進入了『羅斯福秩序時代』。」

大蕭條後，全球經濟迎來左翼思潮，其中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這段時期政府的職能被放大。戰後，美、英、德等國家，先後宣布進入「福利時代」。

然而，左翼思潮並沒有主導世界太久，不到半個世紀，1980年代初，新一輪自由主義經濟學捲土重來，這次它的名字叫「盎格魯-撒克遜模式」。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信仰，正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泰斗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的：「私有制永遠是最合適的，它將保證最暢捷和最有效的競爭機制。」他更認為，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經濟乃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因為「在情況如此復雜的現代社會，對於中央政府去處理一個涉及如此規模的資本價值信息，並且達到競爭性的資本應有的效果是不可能的事情」。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因為由美國總統里根（1980年當選）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1979人上任）領軍，所以又被稱為「里根-撒切爾模式」或者「新美國模式」，其主要目標是建立「大市場，小政府」的經濟生態。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的主要手法有：一、縮減公共企業和公共服務規模；二、削減公共開支；三、鼓勵私有企業，出售公共企業的國有股份；四、在公共企業引入市場機制。

撒切爾夫人之所以被稱為「鐵娘子」，與其鐵腕執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有很大關係。比如，她為了鐵腕打擊工會運動，不惜動用軍隊鎮壓。而撒切爾夫人任內的另一個重要事項，就是與中國就香港主權問題展開談判。1984年9月，《中英聯合聲明》的草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標誌香港回歸塵埃落定。

而與此同時，在英美兩個大國的「吸睛效應」下，很少有論者留意到，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於上世紀80年代也悄然改變了香港的經濟生態。正是1980年，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提出了著名的口號：積極不干預。

• 「積極不干預」到「八萬五計畫」

香港自開埠以來就是自由港，而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更加劇了其「自由性」。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承認資本的逐利性，目標是確保資本獲利的最大化。為此，撒切爾夫人對富人大量減稅，類似的做法在香港也依樣畫葫蘆。即便到今天，香港都是全球公認的低稅地區。但與此同時，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財政儲備竟然高達11,616億港元，位列全球第六（香港政府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低稅收，高儲備，人們不禁想問：香港政府的錢是從哪裡來的呢？

從《中英聯合聲明》公布到1997年6月30日，稱為「過渡時期」。根據《基本法》附件規定，過渡時期港英政府每年只能售賣50公頃土地。此項規定可以有效防止港英政府在撤離前「甩賣」香港土地，但同時，僧多粥少的土地供應量，亦急速推高了樓價。在「積極不干預」的思維下，政府沒有限制民間的物業買賣，低稅更為之煽風點火。十多年內，香港樓價上升了20倍。有錢人靠買賣樓宇發大財，沒錢的則越來越感受到來自置業的巨大壓力——羅大佑1991年的《皇后大道東》裡那句「照買照賣樓花處處有單位」唱出了時代之音。

香港政府一直不提供香港市民個人收入中房屋性支出的占比統計數字，所以我們無法確切得知香港政府財政收入有多少與房屋有關。但根據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馮國堅博士於2012年在《社聯政策報》第12期發表的《香港私人租住房屋問題與論述》一文中提供的數據顯示，香港私人租住樓宇租金收入比（1990-2011）分別為：1990-1997，69.85%；1998-2003，47.50%；2004-2011，56.33%。換言之，多數時候香港市民的收入中近半成都用於房屋性開支。

回歸前，「買樓」像植入港人腦中的「程序」一樣，普羅市民都有「上車夢」，把置業當成人生最大的事，並且以「有恆產」與「無恆產」作為劃分階層的標誌。香港人這種偏激的心理，本來可以借助「九七金融風暴」香港樓價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業在5年內貶值70%）而趁機平復。但回歸後，第一屆特區政府推出的「八萬五建屋計畫」又再為港人「置業病」推波助瀾。

所謂「八萬五建屋計畫」，是1997年第一屆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提出每年供應不少於8.5萬個住宅單位，以期在10年內讓全港七成家庭可以自置居所的計畫。2000年，首批「八萬五」單位推出，次年再有10萬個單位建成。

不少港人在這段時間購入物業。但是，不幸緊隨而來。金融風暴的影響未過，2003年香港遭遇非典疫情，樓價再次跌入谷底。大量人在高位入市，手上握有的卻是嚴重貶值的物業，有媒體諷刺這屆特區政府創造了「負資產階級」。

• 香港樓價為何再創新高？

動盪的樓價造成社會不穩定因素，數十萬香港市民表達了他們的不滿，特首引咎辭職。接替上任的第二屆政府，以及第三屆政府，合力拉升香港的樓價。

第二屆特區政府為拉升樓價，首先從2004年開始，停止政府定時的「常規賣地」，改為由地產商主動申請的「勾地政策」。此政策，再令土地向地產財閥傾斜，導致後來出現的「地產霸權」。其後，又推出了九項房屋政策，例如暫停勾地1年，停止建造居屋（經濟適用房），終止出售公屋（廉租房）等等。因為政策由時任特區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所以俗稱「孫九招」。

第二屆特區政府時期，每年新增私人住房供應量約為10,000套左右，最低時則只有7,200套。但是，香港有250萬個家庭，供求比還不到1%。當有一成家庭需要購房的時候，需求是供應的10倍。按照市場規律，只有樓價上升到讓90%的人買不起房子，供需才「平衡」。至於第三屆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則延續了上屆的政策。

嚴格限制土地供應的同時，還減少福利性住房的供應。第二屆政府甫上任時，公屋輪候期平均1.8年，第三屆政府離任時攀升至4.7年，而現在第四屆政府任內則已經超過5年。「辣招」效果很明顯——目前，香港樓價已較1997年樓市狂潮時高出80%，更是非典時樓價的5倍多——再創歷史新高。

香港總面積1,106平方公里，用作城市發展的土地只有25%，而用作住宅的土地僅佔7%，亦即77平方公里。香港目前約有750萬人口，也就是說，每平方公里上大約住了10萬人——香港的住房怎能不狹小呢？

香港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發展得比英國和美國有過之而無不及，其「自由性」比英美更甚。例如，英國的移民制度比香港謹慎得多，美國則有比香港嚴格得多的全球徵稅制度。而香港，則在人口與資金流動方面都更寬鬆。截止2019年，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已經連續25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的樓價，就是在所謂「自由」的市場和「刻意」的政策引導下，淪為畸形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悲哀的是，香港的地產財閥，在攫取完香港的財富之後，又隨時撤資走人。

香港雖是一個名義上的「低稅」地區，但香港市民花在房屋上的收入卻過半，而賣地、差餉等土地性收入又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政府間接通過地產界，來賺取香港市民創造的價值。因此，也難怪左翼經濟學者盧麒元認為，地產界可謂香港的「第二稅局」，這個「第二稅局」催生了香港一批世界級富豪。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所以，香港政府因為土地性收入成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之一。

在香港如此富裕的社會裡生活，市民卻連最基本的住房問題都難以解決。並且這種現象是自九七回歸後，纏綿病榻20多年的頑疾，愈演愈烈。香港的「九七後」年輕人，正是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毫無幸福感可言，20.9年不吃不喝去買樓也不切實際，所以他們的無力感是可以體會的。

時至今日，特區政府如果不擺脫對土地性收入的依賴，香港的樓價問題無法得以解決。但特區政府如果想擺脫對土地性收入的依賴，方法是簡單的，那就是增加土地供應，但這勢必會帶來樓價大跌，令還在供樓的市民又會變成「負資產」。香港的未來，勢必要付出「代價」，分別只是付出哪一種「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