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下党刊物的思想交流之八 《从战斗中解放自己——三八节感言》《我的不正确的群众观点》

《从战斗中解放自己——三八节感言》

录入者按：本文很短，我不太想重复那些词句，而只是叹息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革命浪潮了。

李星按：本文是比较模板化的短篇宣传文章，内容比较服务于当时地下党的具体政策，比如呼吁大家积极回到农村参与游击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关于妇女不要“一味依赖丈夫或在剥削者面前卖弄手段”，恰好是21世纪的阶级现实。

一九四八年的妇女节又到了，站在我们妇女的立场，这该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了。乘此检讨过去，展望将来，把自己刷新一番，迎接新的战斗，是有意义的。

中国的姐妹们，几千年来遭受封建制度的压迫，把我们看成牛马工具，同时，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重男轻女，我们大多数人又受到夫权的压制。近数十年来，又辗转于独裁统治和帝国主义统治剥削之下，三征的迫害，以及法西斯恐怖，都使人民无法生活，妻离子散，妇女们更遭受更多的苦楚！

但是，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将是要结束了，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共产党领导我们走向翻身的道路，全国人民将要澈底的翻身，我们妇女也将要澈底翻身了！

是的，胜利的到来是不会太远了，然而并不可因此松懈了最后的战斗。妇女的解放是和整个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每一位妇女，都应毫不犹疑地和男人们一齐，为实现毛泽东先生所号召的人民战斗的新任务而战斗！

我们姐妹们要求翻身，想打破几千年来套在我们身上的枷锁，只有澈底的抛弃个人利益，搞清思想，参加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最主要就是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和农村斗争。惟有革命的胜利，才能得到个人的解放。实现了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过安乐平等的日子。独自的投机取巧，一意依赖丈夫或在剥削者面前卖弄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的。

其次，还应该提高本身的能力。对社会的改造和建设，应有和男人同样的贡献。提高本身的文化水准，向邓颖超女士等所有女革命模范看齐，向科学家居里夫人看齐。从今以后，不断改造自己，经常『扫地洗面』，毫不姑息地抛开以往的坏念头和坏习惯，大胆地同恶劣环境斗争，加速胜利日子的到来。姐妹们，勿空过时光，踏紧脚步向前迈进吧！

我的不正确的群众观点

录入者按：这是一篇由白区地下党员所写的，总结刨析自己过去一些错误观点的一篇文章。从文章里可以看见作者作为一名投身群众斗争浪潮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一些观点是如何在斗争中得到改造，他作为一名行动者是怎样走向成熟的。作者应该是地主或者富农家庭出身，有条件接受教育，接受了左翼思想，又看见了农村里农民的苦难，产生了同情，自命“革命播种者”去向农民去作一厢情愿的的革命宣传，结果碰壁了。后来作者知道一厢情愿的革命宣传不行，知道要参与到群众中和群众一起斗争，但作者又陷入了爱逞英雄、出风头、包办替代的作风里去，结果在一场运动中因为出风头被当局打击。作者对这种包办替代的作风的坏处有一句很精辟的总结：“包打天下的作法的结果，往往是“包失天下”的。即使有时侥幸获得部分成功，也因为不是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没有启发群众的自觉和创造力，对于革命也就没有多大益处。”

我细细反省起自己过去的各种不正确的群众观点，想起了因这些不正确的观点而产生的在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和遭受的失败。显然的，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就不会有正确的群众工作作风，就不可能走正确的群众路线，工作就要遭到失败。

李星按：20世纪90年代末，资本主义全胜地区再次出现了左翼活动。从那时至今，左翼分子常说的几句话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造思想”、“做人民的小学生”。本文写于20世纪40年代，也说了一些“不要脱离群众”“要当群众的小学生”等等的话。那么，四十年代的地下党青年，与21世纪的左派青年，对“不要脱离群众”的看法，是否有继承性？我个人的看法是，貌似一致，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继承性。四十年代的地下党青年，无论他们到底怎么理解“当群众的小学生”之类的号召，他们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参与者，受到后者的影响，他们直观地明白，“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不是一个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东西。而21世纪的左派青年，成长于主流改共产主义崩溃的时代，对所谓“群众”，并不能看到什么力量，而只能看到“我自己”，于是所谓“改造自己”，往往等于单向的“提升自我”。

那么，21世纪的左派青年，不参与阶级斗争吗？显然不是。有的人甚至经验很多…… 他们与四十年代地下党的区别，在于后者看到了并理解劳动大众的斗争本身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而前者只能看到“我自己”，即便把革命领袖的语录背的很熟，在内心与当年的革命还是格格不入。当然，这样的状态，是资本主义全胜时代造成的。

“播种人”？

我从前住在农村，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是很苦痛的。

我“同情”他们，“哀怜”他们。我当时想：他们竟能这样永远苦下去，子子孙孙永远苦下去，不想站立起来么？他们竟能安于自己这种苦痛的命运不想把套在自己的镣铐打碎么？他们是多么“善良”而值得“怜悯”啊！

我这样想着：我应该是这些农村的革命的“播种人”呀，我应是一个先知先觉了的“播种人”。于是，我就自以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播种人”的身份，低下头来“散播革命的种子”了。我并且写了一首很长的“播种人之歌”的诗，我是要像这诗里所说的一切去“唤醒”人民群众的。那就是我当时的诗人似的美丽的空想，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不消说：我这个空想是要失败的。我播下去的“种子”没有发芽，自然也不会开花，结果。我为什么不去和农民群众谈谈，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呼声，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倒先凭了我自己的直觉，凭了我自己的主观，去向农民群众说一顿教，于是“散播起革命种子”来了。

我是站在农民和群众之上，以“解放者”自居，不是结合于农民群众之中，当作他们的一员，因此，不去向农民群众请教，不去给他们当小学生，不从群众中间来，就看不见革命种子就存在人民群众的自身，就要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播种人”去向人民群众说教，错误就要发生。

不去给人民群众当小学生，就看不见群众自觉的与自动的革命性，就不懂得人民群众的革命创造力，也就不会去启发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就不会去启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窃火者”？

恩赐革命和代替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是不对的，然而这个思想竟在一个相当时期对于我起了支配作用。

我从一本古典文学作品里读过了“窃火者”的故事之后，我就被这个故事深深的打动了。我就想，我要立志做一个普罗米修斯，要从黑暗专制的宙斯那儿给人民群众偷来宝贵的火种，不管遭受到任何残暴的刑罚。

像我这样不怕牺牲，这种“坚定”的革命意志，难道不是很好么？于是，自己就立志要做一个“窃火”的英雄。

于是，我就努力地去做我的“伟大”的英雄事业，我要建立革命“功勋”。我有两条腿，我就不停的奔跑，我有一张嘴，谈起来就是一番大道理。我匹马单身，去冲锋陷阵，我要为中国人民群众争取光明。

我参加了一次群众斗争。群众为了争取红息的发放，起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怠工运动。这是群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动起来抗议的斗争。你看，我这位“英雄”怎么样了？我不从政治上去指导群众，不从斗争中去团结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不去和群众密切的结合，而是在群众大会上显身手，演说了一大通，对当局指摘了一通，虽然我这些演说鼓励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博得了不少的掌声，虽然斗争终于获得胜利。但当群众的情绪冷下去了的时候，当局对于我的压力来了，我站不住脚了。看啊，我这“英雄好汉”也不得不溜之大吉了。包打天下的下场就是这样。

“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曾经无情的讽刺了自命是“伟大骑士”的堂吉诃德。我们喜欢弄文学的朋友也不止一次嘲笑过这位可怜的“骑士”。堂吉诃德乘了跛足的罗吉南时，率领了他的忠实的仆从山差去进攻那一群山羊，要去“解放”那苦痛的牧童，因而被牧场主人率领的人马打得头破脸肿的时候，我们禁不住放下书来发笑：世界上难道真有这种半疯癫的人么？

然而今天想起来，堂吉诃德不仅还活在人间，而且还钻进了我们的脑子里，作起怪来了。

正如像堂吉诃德一样，显然地，我是把个人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以为自己真是勇不可当的“骑士”，是了不得的“英雄”，而敌人不过只是一群软弱的山羊，只要凭自己一鼓作气，山羊一定会被打败，牧童一定会得到解放的。

包打天下的作法的结果，往往是“包失天下”的。即使有时侥幸获得部分成功，也因为不是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没有启发群众的自觉和创造力，对于革命也就没有多大益处。

为什么会有这种包打天下的作风呢！那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作怪。

个人英雄主义，就看不起群众，就忽视群众的力量，个人英雄主义，就夸大自己，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在斗争中的实际生活中，就不肯去和群众结合，不屑去和群众结合，这是第一。其次，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又是分不开的，它处处要表扬自己，要在群众面前夸耀自己的了不得，因此，就不肯和群众结合起来干，更不会虚心向群众学习，结果必完全脱离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