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老師成了落湯雞

（一）

我們大概是十月下旬入學的。

那時「文化革命」剛鬧完，大學上課的時間還沒個准。入學之前，我在機關「以工代乾」。「代」的意思是「代替」，就是拿著工人的工資在機關裡當職員，屬於臨時代用品。

當時天氣沒有現在那麼熱，十月的廣州已經開始轉涼。我拿了一個小帆布包，剩下的衣服塞到洗澡用的鐵皮水桶里，一手提一件，先回機關開歡送會。

處里五六個同事在辦公室里一塊喝茶，啃水果糖。然後那些熱心人為我要了輛麵包車，臨走把剩在桌上的蘋果和糖塊硬塞進我的行李包，怎麼推都推不掉。那種熱情至今讓我感動。同事們一起把我送到學校，他們都沒念過多少書，想看看據說很了不起的大學是怎麼回事。

因為在同一個城市，我來得比較早。接待的是林老師，系里專門管學生的工作人員。她估計接近四十歲，留著類似公社社員的短髮，穿件挺舊的灰色卡其布上衣，下面露出一大截洗薄了的的確良襯衫。林老師挺熱情，做事利索，講普通話是地道的廣州腔。

我登記完，送同事出去。其中一位遲遲疑疑地問：「這是你的大學老師？」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想解釋，就說：「是的。」

（二）

不久，林老師正式當上我們系管理學生的黨總支副書記。那應該是個與真理同在的角色。不過她從來不冒充懂得什麼主義，不給我們講大道理，不給學生上課，一次也沒有把自己的意見強加給我們。

這很實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集子光是譯成中文的就有好幾十卷，每本都跟磚頭一般厚，沒有像樣的經濟、法律和西方歷史知識還讀不懂。要是當了官，就說自己懂得馬克思主義，那是對革命導師大不敬。

林老師每天一早就到學校，學生缺錢就幫著辦困難補助，有人生病就去搞病號飯，女孩哭鼻子就坐在人家身邊陪著，整一個好心腸的大姑媽。那時廣州還不像現在開發得那麼瘋，學校北門外是鋪著黃沙的馬路。汽車一過，塵土滿天。林老師住在城市的另一頭，天天很晚才到路邊等公共汽車，不知幾點能到家。

可是，我記得最深的，不是她幹了什麼，而是她不幹什麼。當時人們把文化科技看得很神聖，痛恨「文化革命」將中國搞得亂糟糟。流行的口號是「把林彪、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其實時間過去了就過去了，根本沒法「奪回來」。統治者造成的破壞不可彌補。不過好些同學讀書的確很拼命。

上頭的講法是讓知識分子有六分之五的時間搞業務。那就是一個星期六個工作日，五天做學問，一天政治學習。上頭還說六分之六也行。但是，經驗告訴人們，左過頭沒事，右一點就懸乎，所以學校規定每個星期四下午開會學政治。

學生都討厭這樣的會，跟林老師說：「個個星期開會幹嘛呀！‘文化大革命’開會最多，結果怎麼樣？」

沒想到她居然聽了學生的意見。以後每個星期四下午，看到其他系的學生苦著臉坐在一起聽文件，而我們卻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書複習，班裡的同學不知有多痛快。

我在機關混過，可能比年輕的同學多個心眼。我知道，林老師在用自己的力量保護學生，可能會受到壓力，也許有人會說她「不重視政治」。她每天做的，都是一些婆婆媽媽的小事，但都是實實在在的好事。她不願為了自己對不起別人，不會來事兒，後來直到退休，也沒當上大官。以後總結她的一生，肯定不能跟成功的領導同志相比。

在一些環境裡，不虧心就升不上去。我就不相信歡送會和追悼會的講法，不相信大官一定比小職員多幹了好事。

良心比什麼主義都重要。幾十年來，滿口主義卻毫無良心的人不知製造了多少災難。要是每個人，不管能力大小，都只做實實在在的好事，那麼，這個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三）

林老師在我們宿舍的頂樓有個房間，中午在那歇一會，有時也叫學生去談談。

學期末，一門大家都厭煩的課程考完試，學生如同刑滿釋放。幾個大膽的男孩把那門課的教材丟到宿舍院子中央，點火焚燒。其他同學紛紛加入，火堆越來越高，男男女女圍成一個圈，又唱又跳，比過節還高興。

林老師從外面進來，看到那群興奮的猴子，只是輕輕地搖搖頭，啥也沒說，就獨自上樓去了。

又一次，不是誰說那天是什麼民族的「潑水節」。午飯以後，整座宿舍樓的青年男女都胡鬧起來。二樓和三樓的傢伙端著臉盆、水桶從走廊往樓下倒，院子裡的學生照頭照臉使勁潑。有人從院子盡頭的洗澡房拉出一條橡皮管，捏扁了管口胡亂掃射。年輕人又叫又跳，混亂不堪。

剛好林老師回來，看到我們太浪費水，忍不住大叫：「別鬧了！我們是漢族嘛！」

那分明是年輕人找樂子，跟屬於什麼民族根本沒關係。樓上樓下的瘋子繼續混戰。

生物系一個陰險的男孩不聲不響走到二樓和三樓階梯的拐角，把紅色的大塑料桶端上窗台，對準下面的林老師，「嘩」地倒下去！

三十多年過去了，那慘烈的場面直到現在我還沒法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