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一座城市的社會學生長與觀察

【一】

別說張藝謀團隊的「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廣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開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錦江春色來天地」、李義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對成都誇飾增華的文藝狀描。成都當然不獨是文藝青年的園圃，若我們拿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來觀察這座曾經有味道的城市的話，那麼他們得出的看法，肯定不盡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豐富是必然的。

當我讀到張籍的《成都曲》：「錦水近西煙水綠，新雨枝頭荔枝熟。萬里橋邊酒家多，遊人都向誰家宿。」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千多年過去了，萬里橋邊的商業業態，都沒有變過，現在那裡依然有錦江賓館、岷山飯店、耍都在其附近。不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學家陳正祥的《唐詩地理》一書，更想起了科學家竺柯楨先生通過古代詩文寫就之傑出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或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瀘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蹤影了，這說明唐代的氣候更有高出今天之處。

早年讀到正史《隋書·地理志》上說「（蜀地）小人薄於情義，父子率多異居」，還是讓我感到新奇，我把其間的一些想法寫進了《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一書中。《史記》載商鞅秦國變法除實行什伍與連坐制外，折分家族與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為的是提高稅賦徵取能力與戰鬥力，瓦解豪強包括地方勢力對於國家的離心力。這一套在秦統一六國時起了很大作用，但後世特別是漢朝獨尊儒術後，從隋唐開始，政府的維穩需要與維持大家庭不輟的家庭利益（家庭聯合容易提高抗老病死等方面的生存能力等）合流，於是唐、宋、明對於分家析產有法律上的明令禁止、道德上的猛烈譴責。只是有元、清兩代相對說來比較不那麼嚴。這一點在2012年巴蜀書社出版的《成都龍泉驛百年契約文書（1754—1949）》一書里有31件分關（分家析產帶有一定公證性）契約，完全可以得到證明。

從人類學與經濟學的角度看《隋書》地理志上這則關於蜀地特別主要是指成都的史料，當然有不同的面向。父子兩代的核心家庭、祖父子三代的主幹家庭在隋唐以前應該是常態，《孟子·梁惠王》里說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就是主幹家庭的構架。除了商鞅外，孟子對主幹家庭特別核心家庭的分家析產或許也是反對的。因為古代單個個體或者完全的核心家庭抗風險的能力相對低——古人納了稅，政府並不幫助養老與醫病，從現實生存考量上，也不主張輕易分家析產，因為分家所帶來的系列生存成本比較昂貴。隋以後的大部分朝代都有法律反對分家析產，而養老方式就是大力主張孝道的家庭乃至家族傳遞。

到後來孝道不僅成為一種養老方式，被農業社會下抗風險能力低下的中國人作為一種家庭關係所接受，也合於進化論意義上的傳宗接代，更被官方作為意識形態進行全面的灌輸與宣傳——以孝治天下。為什麼官方要強調以孝治天下呢？那不僅是一種人性壓制、道德約束（五四時期所有思想文化先賢都只及這兩點），更重要的是納了稅的人，不能得到政府對個人在養老與看病上的幫助。孝道幫助政府完成了對民眾的雙重剝奪，即政府白白領受稅收的好處，又不幫助納稅人養老與治病。換言之，以孝治天下這種意識形態極大地降低了政府管控社會的成本，對民眾雙重剝奪後而又能安然無恙地金蟬脫殼。《孝經》這樣的書與張公百忍成精這樣的故事，何以千多年被官方乃至民間宣傳不輟，其因在此。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篤定要用中國歷代經濟史料——正史、野史、契約文書等——並酌參米塞斯《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與貝克爾的《家庭的經濟學分析》等書，來撰寫《孝的經濟學分析》的原因。

對一座城市進行歷史研究及考古發掘，這樣比較傳統方式當然是必要的，但我認為對已經認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解讀，是非常必要的。關於成都之名的來歷，歷來歧說並存，學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說，宋人用「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樂史《太平寰宇記》）來解釋成都之名的來歷，是站得住腳的，我亦認可此說。「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發秩序生長原理，一步一個腳印，有歷史與現實的累積感。所謂自發秩序生長，當然不是說沒有人為因素，而是說人為因素最大限度地順應自然因素並且符合人的現實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種人定勝天的所謂「跨越式發展」。

【二】

今年暑假立人大學的年輕人們請我帶他們行走成都，講歷史背詩詞談美食，這些都難不倒我。但這樣按部就班地道來，未免自己都嫌單調而厭倦。我給他們說，我曾用一條離我住家很近的街道與一首唐詩，來給女兒講街道與城市的社會學觀察的故事。唐詩是白居易的一首《問劉十九》，街道則是爵版街。我認為非常小資的白居易讓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給劉十九，邀其向晚時分來圍著火爐喝上等新醅佳釀——在沒有蒸餾白酒出現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為儲存實在是個大難題。對比老杜這樣的窮人「樽酒家貧只舊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綠蟻新醅酒」有多麼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約酒可能要送名刺給對方，那麼古人怎麼生產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總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庫街，無疑是權力核心所在地。圍繞著權力核心所在街道，為了提高行政運轉效率，就會衍生出次一層級的街道如總府街、提督街、經歷司街、布後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與錢糧的單位，俗稱藩台衙門，故名之曰藩庫街。而藩台衙門之下有一個掌管核對文卷檔案的「照磨廳」，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銜級別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處謂「爵版庫」，因是名街。而圍繞或者連接著官方這些街道的還有書院街、惜字宮（有焚燒字紙的字庫）等。在布後街西側有著名的成都大戲院，許多川劇名角在此演戲，至於北側的榮樂園，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檔餐廳。這使得街道雖是人為卻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發生長，呈現出一種產業鏈互相供需與咬合的狀況，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鏈一樣，互相不可或缺。

藩庫街今天變短得只有幾十米了，這是為什麼呢？其起因在童年曾生活於經歷司街（今華興街一帶）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說《大波》里說過。保路運動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嘩變，到藩庫街搶錢糧，於是「打啓發，搶藩庫」幾乎成了彼時成都人的口頭禪。而「打啓發」與「拉肥豬」等語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搶劫、打土豪、佔便宜的同義語。民國時這街道生態有變，變成了當時成都五老七賢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學的校址，後來又變為志誠商業高級中學。而在爵版街上則住著另一位耆老宿學林思進，他幫助有名的鹽商兼藏書家渭南嚴氏刻了不少書，齋名為霜柑閣。陳寅恪、吳宓二先生抗戰時移住成都時，與林有不少往還。

我想說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業或者機構而自發形成的，這樣的成長鏈條，可以讓人猜到街道是一種互生關係。比如黌門街附近有國學巷，草市街附近有騾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紗帽街、糠市街旁邊就是磨坊街、陝西街上有陝西會館等，都不是什麼讓人感到稀奇的判斷力。我不是說以前街道就沒有受到官方的影響，但近現代以降，特別是四九年後，政府對街道命名的影響，大到一種亂來的主導地位。民國時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識形態的影響，但遠未達到後來單獨成立一個地名辦後，政府對街道命名強力介入的地步——至於說四九年後的街道辦、居委會、居民小組、派出所對街區生活在組織上的無孔不入，探照觸角的無遠弗屆，那是研究組織社會學很細的課題——至於人民路、紅星路、解放路、英雄口（鹽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沒有城市個性，看不出它的具體方位，甚至猜不出他們所屬的城市，更猜不著它們之間有沒有商業業態和機構互需上的鏈條性。現在不少取名雖然沒有一望即知的意識形態風格，卻看不出地名辦或者某領導，命名某街為某名時的合理性在哪裡？

我一直主張研究者要接地氣，事實上以前許多學術上的大家，除了專心於自己的研究領域外，都有不少因流寓哪裡便有對那個地方接地氣的研究。如顧頡剛、徐中舒二位史學家未到四川前，作為外省人，根本與四川沒有多少關係。但抗戰時踏足斯地，後來都寫出了一些與巴蜀有關的學術文章。顧文後來結集成《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而徐中舒後半生終老巴蜀，自然寫得更多，有《巴蜀考古論文集》、《論巴蜀文化》等。一個外鄉人生活在某地，要使自己與所在地接地氣，必須關心該地的歷史與現實，才使得自己與所在地不是水和油的關係。有許多華人在國外生活，很多方面都沒有問題，但由於缺少對社區事務、公眾權利的關注，對所在地的過去與現實漠不關心，始終讓人感到他們是一群生活在該地的游離分子，幸福度與契入感都比較弱。關心所在地的歷史與現實，既是學術研究的近便，也是情感所系與寄託，增加與當地的黏合度，對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數也不無關聯。

為了踵武前賢，也是自己心性與興趣之所在，於是我學著寫了四本與我自己長期生活之所在地——成都有關的書，按時間先後分別是《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古蜀之肺：大慈寺傳》，以及今年即將出版的《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不特如此，我還用腳丈量了成都市二環路以內的所有街道，也發現一些有意思的街道關係。以前街道與各個省建在成都的會館有關，現在則變成了各地駐成都辦事處或者相關賓館。有一天我行走到將軍街，街的前半截，全是醫藥器材公司，是附生於此地的省醫藥管理局的，這個一看就明白。走到半路，忽見三家賣通江銀耳的商家，甚覺詫異，不數武即見達州駐成都辦事處及達州賓館赫然在焉。三家通江銀耳的顧客，乃達州上成都辦事的送禮之人。更加好玩的是，穿過東城根街，走到將軍街斜對面的金家壩街口，還有一小面館名之曰達州格格面，看來達州駐成都辦事處及達州賓館還是相當的商業業態輻射能力的。

事實上像將軍街這樣依徬某地駐成都辦事處及其賓館的商業業態及人群聚集，並不少見。如武侯祠附近多藏餐及相關產品，自然與甘孜州駐成都辦事處及其賓館、西南民族大學有關。這與四九年前以會館來影響街道商業業態及人群聚集的方式，還是頗有些區別的。前者是官方權力的附生物，而地緣血緣關係退居次席，後者則是地緣、血緣、某地商會共同組成的民間自治附生品。有些人會以為這無非是雞毛蒜皮，小焉者也，其實這還涉及道建築物的型式。如以前外省在成都的會館，多與當地的建築型制及相關文化有關，而今的駐成都辦事處及相關賓館，多不講究自己的地域特色，千篇一律。與此同時，乃至行道樹也在某種程度上非常雷同，在在表明權力籠罩，大一統在我們生活細節里無處不在。而這種細節變化，要運用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阿蘭·B．雅各布斯《偉大的街道》、邁克爾·索斯沃斯等《街道與城鎮的形成》、列堡的《泰利的街角》、亨利·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羅伯特·戴維·薩克《社會思想的空間觀：一種地理學的視角》等思想，用法國學者居伊·波德「景觀社會」理論來觀察、研究城市及其街道，才能見出在一個媽生出來的眾多水泥森林盒子包圍下的城市之後果。

【三】

1949年後，成都人民南路、紅星路、東風路這種道路的形成，和中國許多其他城市一樣，不僅是意識形態取名之產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礎上橫衝直撞，高舉高打，彰顯著政府的強權。對於街道自發生成和歷史累積，沒有多少尊重，使得你即便有物痕鑒定專家李昌鈺的卓越技術，也無從探查的地步。面對中國當下這樣破壞歷史遺跡、原有街道、城市記憶的密集高樓、寬馬路——許多城市的主政者，對不少主幹道像對待性工作者的拉鍊，開關（挖）得十分隨意，大量的浪費與無度的尋租比翼齊飛——以及「攤大餅」的做法，城市規劃與建築設計者，無論是撰寫《城記》的王軍、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時代》的朱濤，還是來中國實踐其新城市主義規劃理論的彼得·卡爾索普，以及走得更遠的、主張將城市規劃完全模仿蒙特利爾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區的「新新城市主義」規劃者，都是反對的。儘管他們反對的角度可能不一樣，但對目下這樣的城市外觀、街道佈局、交通擁堵、塵霾滿天等，都有深刻的不滿。

本來空間的歷時性與同存性，如何得到有效的保護，使得歷史與現實能夠和諧共處，這實在是城市規劃者，不能不注意的事。正如研究空間社會學的學者葉涯劍所說：「即歷史痕跡的累積，在同一個空間形態裡，不同時期的空間變化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沈積下來，這種沉積不一定是以物理形態體現出來，而可能以文字記載、習俗、儀式的形式得以呈現。通過這些歷史痕跡在同一空間中的共存，我們可以體會人類生活的延續性，而尋找今天生活形態的歷史根源有助於我們構建一條更嚴密，更有說服力的社會現象的因果鏈。」（《空間社會學的方法論和基本概念解析》）城市空間的社會記憶有多種方式，但非常要命的是，舊城胡亂改造，使得歷史及諸多記憶近乎片甲不留，撥拔的水泥盒子完全是行政權力與商業資本勾結的附庸。

在我們這些不識時務的人看來，每條街道，都應該得到關注，諸如文化歷史、記憶痕跡，特別是那些街道上曾經或正在住著的民眾。我主張做街道的口述史，這樣的做法，可以從小學課外活動開始。小學生這種課外活動，學校應該委託給比較專業的關於街區歷史建設的民間組織來做。每個人從了解自己的街道與社區開始，使他們從小就能與自己所在的城市接地氣，而不是始終處於水與油的狀態中。這就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已經編纂了達幾萬字的《歷代名人成都行跡年譜》，來關注這些人在成都的活動及文化遺存的原因。如果能把這些名人曾經居住的街道用地圖標識出來，輔以成都的美食、旅遊地點、街道簡潔說明，一定會成為別具一格的創新性地圖。這樣的創意與傳播，是此前那些城市傳播所不具備的。有人或許會說，這樣做只關心了有名的人，那是因為我們歷史的缺陷所造成的。普通人不被記錄，這樣的歷史遺憾，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得到一定的修正，這就是我倡導採訪活著的正在街道上住著的民眾之原因。

我早年曾在拙著《尖銳的秋天：里爾克》一書里說，現代城市裡的人幾乎是沒有故鄉的，一座大得連街道名字都難以知曉的城市，一座能容納無數人群但大多沒有干系、能吞吐成千上萬噸垃圾卻無處傾訴與寄託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誰的故鄉，只有天知道。的確，哪家的雞在叫，都聽得出來的山村，街頭打個屁，就可以臭到街尾的小鎮，是挺適合裝下許多溫情故事的。因為東家長西家短的話把子，就可以把人們平靜的生活攪動起來，若是誰家有紅白喜事，那就可以把當地的人煮沸。一件小事就可以煮沸的鄉村生活，其好處是大家都在血緣地緣受到一些天然的道德制約，但你真要欣賞它，其前提條件是，你是個對個人隱私的保護，不那麼挑剔的人。但容積量很大、極具吞吐力的大城市，卻不吃這一套，因此你有出生地，卻不一定會有故鄉。但是這一切，在每座城市都真正有自己的鄉土教材，並重視社區記憶、街道歷史、建築景觀、社群自治的黏合度後，也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如果有精力來重新寫一本關於成都歷史的書，那麼我一定會從歷史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的角度來加以探討，而非僅像本書一樣，純然是比較傳統的歷史角度來進行闡釋。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這本書下意識地接受了諸種社會科學的影響，這可能與我的閱讀與關注的學科之多樣性、多元化有關。據我所知，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來看，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成都人事的，社會學者魏偉的《公開——當代成都「同志」空間的形成和變遷》，大約應屬第一部專著。雖然我一直說，就像病人不可能按醫生的要求來生病，城市亦不可能按社會學家的理論來生長一樣，但我要說成都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實，值得我們運用包括社會學在內的諸多學科之方法來細緻觀察和研究。

（作者注：2014年11月6日至9日寫於成都，10日改定；編注：冉雲飛著新版《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將由中國發展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