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次封禁微信号的体验

在吃烧烤的时候听到，你在网络上留下的所有踪迹，不消警察，就连学校“直达天津”的那位气势嚣张的老师都有权掌握得一清二楚。当时实在很震悚，对“直达天津”不再是看笑话的心态，因为发现他实在有大权力，变得尤其可怖。

我一直知道自己在网上的行为总在雷区上横跳，总有一天会翻车。但总是留存着侥幸，想着“积分”应该还没满。直到6月29号10点多，我终于完成了定性论文的理论讨论部分，把文件发到小组微信群内时，旁边赫然一个感叹号。下面出现了一行小字，我只看到“封禁”，顿时血液凉了5度。

看来是被封禁了，幸好不是永久封禁，居然是“恶性谣言”。这大概是一瞬间涌现出来的想法。怎么会是“恶性谣言”呢？这个理由太丑了，似乎我和我的微信号有道德污点一样。“谣言”一定会伤害某人，于是我又害怕起来，怕自己发了什么伤害他人名誉权的言论。开始苦想，最近几天在赶ddl，并没有发表什么——啊，昨晚！昨晚转发了一篇端传媒的文章在群里，“崇毛抑邓”，是分析习的宣传风向的一篇文章。如果真的是那篇文章惹的祸的话，就太冤枉了——这能叫“谣言”吗？文章分明使用了科学的文本分析方法。

最开始为“恶性谣言”的封禁理由而屈辱，封禁应该更夸张！比如大字报，而非紧跟在“QQ音乐”登录下面轻飘的通知。过了一会儿我想起来我的论文，着急地登录小号，加了几个朋友，把情况汇报了一下。其中一个朋友的微博账号在前几天被炸掉了，我当时也想在朋友圈感叹几句，只能想到周保松的“互联网的幽灵”之说。没想到这次轮到我了，于是我愤愤地对他说：“再也不（在那个号上）说话了！”

当然实在不太可能。我开始频繁地在网络上表达“越轨”的观点，大概从疫情以前；但是声援李星星那一次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毕竟拍了举着标语的露脸照片。但我的文字不太好，怕露拙，很多时候只是转发。转发的时候也很谨慎，因为在大学中，时刻有辅导员和信息员的眼睛盯着，一个不小心就会被上报到学院领导，和一些担任“城邦的婢女”的老男人喝茶。在这方面，学院的确是“中老年男性俱乐部”了。其实封号让我感到的不便也可以克服，但是如果让辅导员或者父母知道了，免不了一顿说教和看管。学政治学的时候可能太“掉以轻心”了，忘记了很多上课的内容被放到微博豆瓣上，可能又会产生声讨的风浪。也许是平时的课堂环境太过自由？也并不是，可能只是老师处理起这些问题得心应手、熟能生巧而已。一边写其他国家政治的课程论文，一边发现自己的微信号被限制了，有种玄妙的张力和荒诞。我品味了一下此刻的心情，问了问自己“政治学在此刻有用吗？”（毕竟始作俑者的那篇文章，我也是抱着探讨学理的心情转发的）这时的回答可能是：有用但会使人痛苦。

什么“自由权利”“公权力的铁拳”，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我只是感到悬在我头上的剑终于落下来了，把我刺了个皮外伤。登上小号，“微信团队”欢迎了我。希望我这朵烟花炸起来，能够给_____的生日增添一分喜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