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英]萨拉·艾哈迈德：女性主义与幽默 （选自《过一种女性主义生活》“扫兴鬼宣言”，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 ）

我认为，幽默是一项再生产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关键技术。我认为，关于女性主义者没有幽默感的想象（这是关于“质疑社会及政治安排的人无幽默感”这一更普遍的想象的一部分）的效果十分显著。这种想象是促使扫兴鬼着手去做她的工作的原因。人们假定，她之所以那么说、那么做（指出性别歧视，指出种族主义），是因为她自己被剥夺了一切快乐，是因为她不能容忍别人快乐。通常，一旦有人被指定为女性主义扫兴鬼，其他人就会开某些玩笑，来引起她的反感，以证实她的确缺乏幽默感。在别人的引诱下发笑。如果这个情境本身与幽默无关，我们就不需要在其中加人幽默感。如果这个情境并不好玩，我们就不需要将它变得轻松；我们就不需要将它变得好玩。

　　人们往往假借幽默（比如通过说反话或讽刺）不断发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幽默创造出一种距离的表象；通过对（about）他们所重复的东西发笑，他们重复着令他们发笑的东西。这个“对”成了笑话的焦点。这不是件可笑的事。当这不 是件可笑的事时，笑声就十足关键了。

　　但是，当然，幽默可以通过使事情浮出水面从而对其发起桃候在我的生存工具包那里，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重要的是，笑声所起的作用不同。女性主义的幽默可能意味着，当熟悉的、往往被掩盖的模式得到揭示时，我们终于能笑出来了的那种解脱之感。我们可能会嘲笑白人男子是如何团结在一起的：他们通过将我们这些“非白人男子”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归结为身份政治来贬低这些事情。甚至，当我们成为多元化海报上的儿童时，我们也可能会发笑；笑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经历痛苦和挫折一人们要求我们为机构提供丰富多彩的笑脸；要用我们的脸为他们的颜面增光。但这笑声不是让我们重复冒犯之根源的笑声；而是对冒犯之根源的重新定位。我们绝不重复它；相反，我们坚决从中退出。

　　扫兴鬼与极易被冒犯的过度敏感的主体形象紧密相连。每当这种社会批评大获全胜的时候，这个人物总是会被唤起：因为其他人遭到了冒犯（在这里，遭到冒犯就意味着太容易被冒犯，就等同于脆弱、柔软、易受影响），所以某些东西被掐断、移除或失去（一种值得哀悼的丧失）。“坚强起来”已经成为一种道德要求，这种要求（像大多数道德要求一样）是由那些认为“自己拥有他们声称他人需要具备的品质”的人提出来的。事实上，过于敏感的主体形象可能在这种失去发生之前就出现了，或者可能是为了避免这种失去而出现的。对触发警告的道德恐慌往往会唤起这个形象，特别是过度敏感的、难以适应学习的困难和不适的学生形象，这仿佛在说：如果我们让你的敏感成为规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我想说的是，自由已经沦为了冒犯他人的自由，掌权者正是据此保护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这观点是什么，无论它针对谁——的权利的。

　　如果不希望那些暴力的历史经由这种暴力的坚持而不断被再生产，或者至少，如果去质疑那些让再生产得以可能的术语就会被视为过度敏感，那么我们就是要过度敏感。当你对那些过不去的事情十分敏感时，你就会被视为过度敏感的人。我们对过不去的事情十分敏感。我们敏感是因为它还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