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文化人學打擦邊球：政治審查如何滲入香港文化界日常？ （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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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828-culture-censorship-cultural-scene-by-government-2021-hk/
國安法實施一年有餘，香港文化界風雨交加。
先是去年9月，反修例紀錄片《理大圍城》被電檢處評為III級電影，禁止18歲以下觀眾入場；再有今年3月，建制媒體砲轟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資助“黃色電影圈”，一併點名不少“黃絲”藝術家、劇團及多位民選委員；而後，《理大圍城》在高先電影院的兩場放映宣布取消；也是3月，建制派議員指西九文化區M+博物館有藝術藏品“侮辱國家尊嚴”，博物館表示相關作品不會在開幕中展出；到今夏6月，再有以反修例運動為背景的短片《執屋》未能得到電檢處的“核准證明書”無法公開放映；至數日前，三名分別代表戲劇、音樂和視覺藝術的民選委員集體向藝發局請辭⋯⋯
民眾皆知紅線降臨，但紅線劃在何處，卻尚無公開而標準的解說。除了新聞中呈現的這些“事件”和響聲轟轟的建制“砲轟”，審查（censorship）正以何種民眾未必看見的方式“滲入”香港文化界日常運作？藉什麼工具、哪些環節將政治審查日常化、常規化、手續化？
當紅線的明確位置不被說明，文藝作品和活動的每一次送檢與發布，便都充滿不確定性。除了完整的封殺，局部的遮蔽和缺失同樣可以決定作品的信息和力度。陰影還是“陽”影？我們訪問了幾位任職非牟利藝術機構、或依靠官方資助的文化工作者，對他們來說，保持作品完整性和避免觸動審查機制都成為日常的掙扎，也見證了政治審查制度對香港文化界的無聲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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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3日香港大學，學生在觀看紀錄片《地厚天高》。攝：陳焯煇/端傳媒
鬼打牆：藝術活動申請牌照不同以往？
Alice（化名）任職香港一間大型非牟利藝術機構三年，籌辦過大大小小多場文藝活動。近來她最苦惱的，是如何向警察解釋什麼是“聲音演出”。對於這種本來就難以定義的藝術表現手法，“他（警察）會問你聲音藝術是什麼，會用到什麼樂器演出，（節目時間）會有多長。”Alice 說。
與公眾認知的歌舞或器樂類音樂表演不同，聲音演出不一定用到傳統意義上的樂器，而是通過聲音的製造與編織，與所在空間發生共時性效果。例如葉子和沙石在表演者手上也可以成為發聲的工具。聲音表演通常又有即興成分，演出時間也難說準。 Alice就此與警方來往數星期，形容對方對藝術“零認知”，她盡力解釋，何奈每隔數日卻又收到同樣的提問，情況就好似“鬼打牆”，毫無進展。
Alice和同事們在籌備的，是一場跨媒體年度公演，她是活動主理人之一。這項活動因要對外界開放，又涉及臨時搭建舞台，活動主辦方需向香港食物環境衛生署申請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照（TPPE）；而為了申請TPPE，主辦方需向香港警務處、屋宇署和消防處提交資料和申請相關證明書。然而，Alice發現在警方對什麼是“聲音演出”取得滿意答案之前，活動需要的TPPE無從獲批。
和許多國際都會一樣，香港每星期也都有大大小小數十或上百場文化活動發生。僅只文化活動據點之一的灣仔富德樓，一棟大廈一日之內就可有不同單位舉辦講座、畫展、音樂表演等活動。但並非所有人知道的是，絕大部分這些文化活動都受香港政府頒布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規管 。
該項首訂於1919年的香港法例，列出約20項需被規管的“娛樂節目”，包括音樂會、電影放映、演講、各種展覽和運動比賽。簡單來說，小型如書店舉辦的微型座談會也被包括在內，儘管一般並不覺得這類活動俱有“娛樂”成分。
法例又指，無牌經營或使用娛樂場所均屬犯法，最高可判處監禁6個月和25,000元港幣的罰款。發牌機構香港食環署則說明，無論舉辦免費活動還是收費活動，場所都需領牌，而娛樂場所則指“任何臨時或永久性的場所、建築物、架設物或構築物中可容納公眾的地方”。
Alice和另一位曾多次申領TPPE的業內人士都指，以往各政府部門比較著重硬件上有否達到要求，例如建築安全、消防和人流管制方面。若活動不涉及臨時建築，需要提交的文件其實不多。但隨著香港政治氣候劇變，在最近的申領過程中，Alice首次遇到隱身於“娛樂牌”中的內容審查。
上交藝術家真名名單
四月提交申請後，Alice主理活動的TPPE遲遲未能發下。 “當初我以為有阻滯是因太遲交表，後來有一天，他們忽然問我，可否提供藝術家名單和真名，”Alice 說，“我就知道，有點不一樣。”她指過往政府部門不會要求知道表演者真名，甚至不了解有什麼藝術家參與，只會問是什麼類型的演出，TPPE的申請書上也並沒有要求申請人提交參演人員的個人資料；而今次不僅要求所有參與者名單，也不接受藝名，只能是真名，有別於以往接受樂團名稱，今次其中每位成員也都要寫清。
Alice聽到需提交參與活動的藝術家全名，“當下的反應不是覺得他們要查那些藝術家，而是（此舉）要令到策展人恐慌，自我審查”。自去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她就預想過早晚會發生這種更具入侵性的審查，自己也只能保持內心平靜去面對。
後來，Alice確實按要求交出名字，但她決定不告知藝術家本人曾發生過這樣的事。 “因我不想讓他們覺得自己正在被審查，造成恐慌。”她不認為演出者中有身份特別敏感的人，也不認為他們的作品有直接觸及敏感議題，“我也對他們有信心，是不會有問題的。”
Alice同意參與活動的人有知情權，但指由於得到信息有限，就算要通知藝術家本人，也無法向他們說清這審查的對像到底是機構、策展人、還是藝術家。她也擔心藝術家知情后，反而可能改變他們的參展作品，變相造成自我審查。
面對來自審查制度的壓力和上司的憂慮，Alice說她感到很疲倦，本應該用於籌備活動的時間和體力，卻透支在一個和活動內容並不相關的環節上。她認為，將來各機構的職員或會因為這“麻煩”的審查制度，轉而選擇舉辦一些相對簡單的活動，令文化出產有可能變得單一。比如主題上，“講講愛情就安全吧。”Alice說。
她解釋說，自己任職的機構對各式計劃已有內部審查，尤其當題材涉及政治和身份認同等議題，會更難得到上司的許可去執行。她猜想，作為一名受薪員工——而不是背上個人名聲的獨立工作者，很多人可能就會放棄一些較有挑戰性的題材。 “如果我遇到那麼多阻滯，老闆又給我壓力的話，那就算了，”她說，“找個人來唱幾首歌就完了，為什麼要有概念，要有主題包裝這件事？”
最終， Alice 負責的活動在上交藝術家名單後，成功取得牌照並順利舉行，但她認為“已毫無疑問地被影響”。身為一名藝術機構職員，雖未必願意自我審查，但“如果預見到想做的事，會很大機會過不到（政府審查），我也未必會去做。”而下次活動又是否可以如今次一樣，順利取得相關牌照？ Alice說自己也很難預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