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史料和研究方法

1.1. 辻村资料的价值

本章介绍的是防卫省战史资料中心的一宗档案《辻村宪吉资料》。辻村宪吉曾是雁宿崖战斗（1939.11.3河北省涞源附近）的最高指挥者，其率领的讨伐队约300余名，在八路军的雁宿崖伏击中受到重创，折损近半。仅战死者即达80名。在有关所谓“黄土岭大捷”的横店剧本中，是衬托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故事的最重要配角，公称在雁宿崖战斗中被八路军击毙。

尽管在两国战史中，辻村宪吉都被看作为一名败将，拙将，但从其它角度看，辻村又是一名严谨，杰出的历史记录者。特别是记录了1937年9月至1938年6之间，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与日军后勤部队作战的几乎全部内容。战后其本人寄赠给防卫研究所（当时名）的《辻村宪吉资料》，在战史资料群中也具有很高价值。其中有关于通州事件（1937.7.29）全过程的最详细记录，有能解密共产党八路军的关平型关大捷，阳明堡夜袭，冯家沟战斗等多数战斗中的，北支那方面军兵站部的统计资料，和有关雁宿崖，黄土岭两战的详细战斗详报。这些都是单方向研究时代难以入手的，“知彼”方面的贵重史料。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后，驻蒙军部内曾出现“希望”其引咎自决，为“皇军”雪辱名誉的内部压力，但辻村大佐坚决不死，才将各种经手资料完好保存至战后，为今日的抗战史研究留下了一个宝贵的资料群。

辻村宪吉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生，最终军衔为步兵大佐。在日本名不见经传，可在中国大陆却小有名声。作为雁宿崖战斗的指挥官，出现在多种抗战史记录和影视剧本中。其所以成为重要人物之处，并不在被八路军“击毙”。辻村之“死”，及其所率领的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的惨败，导致了其上司，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的亲自出马救援。11月7日晚，阿部本人于上庄子司令部被爆身亡。因为阿部成为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中国大陆战死的第一位中将指挥官，所以其死亡被国内外媒体广泛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利用此事件进行了长时间，广泛的政治宣传。最终使在日本默默无闻的“新米”中将，（阿部规秀提升中将后仅一个月另五天即战死）成为国内抗战史上无人不晓的大名人和战术专家。雁宿崖，黄土岭的战斗，也借助阿部的名声，与平型关大捷同样，今日被刻记于共产党八路军抗战史卷章的首榜。

此节，笔者欲介绍的是辻村宪吉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侧面。即其记录，并保存至今的《辻村宪吉资料》群，在研究抗战初期战史，特别是研究八路军战史中的价值。可以说以战斗详报的形式详细记录了雁宿崖，黄土岭作战经过的正是辻村本人。

辻村并没有像电影剧本《太行山上》[1]描写的那样横死在雁宿崖战场，虽蒙受了惨败的屈辱，但在旅团长阿部规秀激励下，三日后请缨率队再次作为主力出现在黄土岭战场，并指挥战斗，立下首先突破八路军包围圈的战功（7日夜间）。之后在舆论的重压，军内的责贬下忍辱负重，度过艰难的战时岁月，并在人生的晚年（1966年），将自己记录，保存多年的各种贵重的战史资料，慷慨地寄赠给防卫厅战史室。

辻村宪吉履历如下

1889年4月5日生  陆军士官学校第24期生

1912年12月24日，任步兵少尉，步兵第3联队本部付（副官）

1914年8月，任步兵第25联队本部付

1929年，升任步兵少佐，步兵第49联队本部付，服务于湘南中学

1934年 4月， 服务于法政大学

1935年8月，升任 步兵中佐 

1937年7月19日， 任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兵站部）付

       9月6日 ，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付   第一兵站监部高级副官

       9月28日，任北支那方面军直辖兵站监部 高级副官

1938年7月19日，任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付

1939年3月， 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长

1939年8月， 升任步兵大佐 ，11月，参加了涞源南部的扫讨作战，经历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

1940年3月， 任留守第7师团司令部付，服务于北海道帝国大学

1941年3月 ，52岁时转入预备役[2] 

1967年1月17日因脑溢血于东京逝去，夫人ふみ、长男吉彦[3]

从以上经历看，辻村虽属于陆士步兵科出身的军人，却不擅长作战。军旅经验30年中的大半，从事的都是事务性工作。其中有7年在各种学校与知识人打交道，从事宣传和管理军训等事项。其余多是在各部队的本部任副官职（付）或在兵站部（后勤部）工作。真正作为第一线战斗指挥官的经历，只有在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担任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长的一年间。没有基层经验，更没有实战经历，也许是导致其部队在雁宿崖惨败的原因。

另一面，从长期从事副官，后勤，学校服务的经历，可看出其擅长文笔，记录，和资料的整理，保管。50岁初战之前，辻村还算比较风顺，若没有雁宿崖的噩梦，也许还能在军队多混两年。按规定，步兵大佐的退役年龄最高可到55岁[4]，可辻村却因为在雁宿崖，黄土岭的那段不光彩的经历牵连，满52岁即被编入预备役，并永远脱离了军伍。在一切以作战实绩为衡量标准的战前的日本陆军中，缺乏战斗指挥素质的辻村，只是一位拙将。但作为战史记录者，他却是一位经历了三大事件的历史证人。

下面是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战史资料室保管的被称为《辻村资料》的档案目录。共11件，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卢沟桥事变后，其在支那驻屯军通州兵站司令部任职（兵站司令，步兵中佐）期间的阵中日志，战斗详报等（资料ID/北支-642-644）。通州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塘沽协定后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在地。1937年7月29日夜，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傀儡军队）反乱，活捉了殷汝耕，并袭击了日本军守备队、日军特务机关等，杀害了傀儡政府官员，特务机关成员，和包括妇女儿童，朝鲜人在内的“日本侨民”共223名 。史称通州事件（国内有称通州起义说）。此举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傀儡保安队（伪军）的倒戈暴动，同时也不能否认其包括对日本民间人进行虐杀的战争犯罪行为的层面。此事件，战后被日本右翼，利用于对南京大屠杀的反驳教材。

不同于南京惨案的是，对于此事件，日政府外务省曾作了彻底调查，留下了完整的档案记录。包括每一位死亡者的具体情报，和善后补偿记录。其主要的情报源，则是当时作为通州兵站司令官辻村宪吉做成的详细日志，和各种调查，统计报告。

此时辻村作为通州兵站的司令官，指挥以通州警备队，山田自动车队为首的日军120名坚守兵营（兵站）（作战中日军各部死亡20名），事件后作为善后调查的最高责任者，详细记录了事件（惨案）的全过程，包括其经手掩埋处理的死亡者189名的全部详细资料。包括所属部下每一个军人的具体死亡地点。7月24日上任以来一个月间，仅辻村记载的日志数即达269页。辻村的认真严谨，使此记录成为了解通州事件全体过程的历史性文件。今日的日本的右翼，为了和南京大屠杀的“申遗”举动对抗，也利用这批资料开始了为通州事件的申遗活动（2017年）。

笔者并不是在此宣传通州事件中中国军人的残酷，想强调的只是能作为历史见证的，辻村调查记录的严谨性和学术价值。文字中没有感情，也不见控诉。只是作为一位客观公正的见证人出现。以淡淡的笔调详细地记录了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若南京事件中我国能出现几位像辻村宪吉一样的记录者，调查者，能留下辻村调查报告一样的资料，世界舆论对中国的申遗活动支持，定会比现在要大得多。

第二部分是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其在北支那方面军任兵站监部（后勤部）副官时代的记录，（资料ID/支那-645-646）。此部分并不都是由辻村本人做成，但被辻村精心保管。史料内容记录了北支那方面军后勤部门的组织，部队构成，配置地域，和各种运输，作战的记录。由于记录范围广阔（包括整个华北地区），其内容并不甚详细，但可以了解许多专门打击敌后运输的共产党八路军的作战情报。比如平型关大捷中的新庄自动车部队的构成，作战概况，及撤退后部队的去向等。能得知在“平型关大捷”战斗中，日军的两个自动车中队并没有被八路军“歼灭”。另外也告诉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阳明堡机场的夜袭中，仅大日军破飞机一架，伤敌一名的事实（航空部队方面战死三名，但不是兵站监部所管）。

辻村记录的内容中，可以掌握开战后一年间（-1938年7月）国共两方在华北地区对日军后勤部队进行的所有重要的袭击和战斗的概况。包括时间，地点，作战部队名，结果等重要情报。可称为是一个从侧面了解敌后武装进行抗日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三部分，是其出任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独立步兵第一大队长（步兵大佐）时代的各次战斗详报。每一份记录得都十分详细，其中“资料ID/北支-650-651”两件中记录了雁宿崖战斗的一部分情报，和黄土岭战斗的全体过程。此资料在日本并没有人关心注目，但对共产党战史研究来说却价值连城。因为它是迄今用当时的文字详细地记录了所谓“黄土岭大捷”的唯一档案资料（如文中所述，杨成武也留下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但从记录方法和内容面分析，价值远远赶不上辻村记录）。

知己知彼，不仅是兵家的作战常识，亦是记录战史的铁则。国内战史记录，研究的不足之处，是资料形式多为回忆，口述。且只知己，不知彼，缺乏准确的敌情记录和作战情报。从此角度讲，辻村资料的存在，作为知彼情报的宝库，也是一个检验八路军战果报告真伪的试金石。可以揭露八路军扩大宣传的实态，并弥补，订正许多共产党抗战史记录面的缺陷。

1.2.  有关雁宿崖，黄土岭的战果记录

有关黄土岭、雁宿崖两战之果，八路军方面称共歼敌1500余名。在国内，此数字早已成为战史中的定论。可是其根据来自何处？内容是否可信？本章从史学研究和记录方法面，对此说的各种根据和其产生的背景，特征等进行分析，考证。

1.2.1从杨成武记录开始

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国内至今多见宣传，少见研究。根据，大多也来自回忆录。当今在国内最流行的版本，是当时任晋察冀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撰写的回忆录。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前身是198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敌后抗战》一书，内容相同。为大众文学的故事体裁。有关雁宿崖之战歼敌战果内容如下：​

“经过激烈的拼杀，六百多日军除被我们生俘十三名外，其余几乎全成了死尸散布在河套，山谷和村庄里，有极少数漏网”[5] 。

此文没有触及武器缴获，但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称“并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 挺，步枪210支，骡马300 匹”[6]。​关于黄土岭战斗，同书又称 ：

​在此“空前的胜利”中，“我们共歼灭九百多名日本侵略者（伪军不在内）缴获二百多满载军用品的骡马车，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和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

​雁宿崖，黄土岭两战斗共歼敌约1,500余名， 并俘虏了十数名日本兵，缴获十一门炮。此为杨成武的回忆录内容。

相比之下，作战对手日军方面又是怎样记录此战斗？对比日军的作战档案，可发现在战损数字面，与杨成武记录的战果之间有很大差距。11月18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对上级提出的战斗报告中，记载（辻村大队全体）在雁宿崖一战中

损失数为“132名，内战死83名”[7]。黄土岭战斗的记录为“此战斗中实际没有过激战。7日旅团司令部遭到背后奇袭，旅团长战死，部下也出现部分伤亡，但从总体看此战斗我方仅战死20名，负伤59名[8]。”

  另外关于两战斗的总体统计，驻蒙军司令部对陆军省提出的秘密报告中称：

关于在雁宿崖黄土岭附近的战果，…综合现在情报，敌死伤数约在千名前后，我方损失情况为战死约百员，伤约百十名，纷失或销毁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重机枪三挺、轻机枪六挺等[9]。

若把八路军所称的“歼灭”（此词原意是击毙，全部消灭），换算为日军记录的“死伤”，双方的战果计数也有七倍之差。到底是哪一个准确？笔者首先怀疑的是《杨成武回忆录》的史料价值。该回忆录是一个事后创作的故事性叙述，经考证，其中有许多毫无证据的肆意发挥。如平型关大捷系列战斗的“腰站阻击”部分，称其指挥的独立团反击战中攻克驿马岭，又进军占领涞源县城后，追击退敌数十里。实际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黄土岭战斗中有关 “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描写，经考证也是一个对朝日新闻内容的曲解，帝都为阿部规秀下半旗，痛悼三日的记录，也根本就不存在。从体裁看本书并不是战史研究，各种战果，内容也均未记录根据出处。所以不能作为史料根据随便利用。

此外还有没有其它较严谨的记录？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杨成武军事文选》中有一篇称《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的文章，作成日为1939年12月14日。可判断这是一个原初的档案文件，较详细地记录了包括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在内的，1939年晋察冀军区反扫荡战斗的内容。价值当然比那本回忆录高得多。其中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战损记录如下：

1. 日军伤亡：雁宿崖战斗歼灭日军500 余名。黄土岭战斗毙伤日军900余名。甘河净、走马驿、寨坨等处作战毙日军150 余名。

2. 缴获：武器： 钢炮14 门、野炮1 门、步枪79 支、无线电台2 部、手枪11 支、轻机枪5 挺、重机枪2 挺、掷弹筒3 具、刺刀67把、重炮1 门。（后略）俘虏日军士兵9 名、伪军4 名。

3. 我军伤亡、消耗：负伤372 名。…阵亡： 136 名。失去联络： 37 名。

可判断，杨成武，聂荣臻等人的回忆录中出现的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根据，出于这份战斗详报[10]。八路军的战果记录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同一战斗，是越往后战果数字越多。即口述历史，扩大宣传的结果。所以若出现疑议，追踪原始出处的作业，十分重要。还有没有更早期的记录？若继续调查，还可发现1939年12月号《八路军军政杂志》中有关雁宿崖战斗的如下记载:

三日，涞源敌约千余，分三路向走马驿银坊进攻，第一路约五百余于拂晓进至三岔口，与我×​×团主力激战终日，将敌完全歼灭，计毙敌步兵大队长过（辻）村大佐及炮兵中尉各一名，生擒日兵九名（内翻译官一名）其余均被击毙。缴获重炮二门，轻炮四门，掷弹筒八个，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挺，步枪二百二十余支，无线电二架，马五百余匹…[11]

对黄土岭战斗记载：

综合以上连日战斗，“计又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余支，战马三百七十余匹，其他军用品甚多。敌酋阿部中将，亦于此役为我击毙”。

更早的原始战果速报，还可见晋察冀军区《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1939年11月7日号报导，此时阿部规秀还未战死，记录内容仅仅是雁宿崖之战的战果：

 “银坊歼灭战”“于上下台，雁宿崖，张家坟激战一日，至黄昏时将敌（五百余）完全消灭。计毙敌步兵大队长过村大佐一名，炮兵中佐一名，俘虏九名，内有翻译官一名。缴获重炮两名，轻炮四门，掷弹筒八支，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八挺，步枪二百一十二支…”

同11月13日号（此时还不知道敌旅团长阿部规秀已战死）：

八路军又打胜仗，黄土岭毙敌九百，…至九日战斗结束时，共毙敌八百余，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三十余支马三百五十余匹，军用品甚多。

至此基本可以断定，杨成武的回忆录虽不严谨，有多处故事性发挥，但关于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基本数据还是有根据的，歼敌约1,500名的数字，出自1939年战斗后不久八路军多种战斗记录中。至今，此资料群也一直是共产党，八路军对此一战斗的公式见解。

问题在到底是日军内部的战损记录，统计数据准确，还是共产党军队的歼敌战果报告准确？此处首先涉及到一个研究方法面的问题，若有敌我双方对同一战斗有两种结果记录，学术研究中可信，可采用的仅仅是“战损”记录部分。笔者称其方法为“战损自报原则”。这也是一个知己和知彼的关系问题。战损属于知己，容易掌握，也多有证据。相反“战果”为知彼，是当时无法统计，事后也无法研究，一般不会有确凿证据的内容。另外从史料学的角度，可信度的判断，首先要分析史料的种类，性质和数字的根据，来源。还要看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佐证等。从此点看，八路军的“歼敌战果”宣传，显然要比日军的内部的“战损统计”结果可信性要低得多。

所以作为研究者，决不能轻信战果记录，也不能将战果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其缺乏证据，没有研究的价值。战果记录之错，到底出在哪里？可以说战争中，统计，公布战果的目的并不在记录事实，而属于一种政治面的博弈。属于对外宣传的范畴，大多出于宣传机关之口，目的也是扩大己方的影响，激励内外人员的战斗意志。所有数据，不仅一般不具备可靠的证据，在宣传过程中还会不断发酵，发生越传越多的膨胀现象。为证明此现象，下面分析几个共产党方面有关雁宿崖，黄土岭战斗的档案记录（历史档案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对外宣传材料，比如对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战斗报告，对外发表的通信，新闻稿等），​看看其产出的经纬和变化过程。

1.2.2. 国家档案局的史料   

雁宿崖，黄土岭之役歼敌数的根据，可在国家档案局2014年9月13日公布的《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二十集：《北岳区冬季反“扫荡”战役》的史料群中发现。这些都是来自党中央指导部的档案文件。下面是其中两个文件的有关内容：

第一件是1939年11月7日晚（虞亥），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何应钦，徐永昌发出的雁宿崖战斗报告，时为战斗后第四天，黄土岭的战斗还在进行中，可以说是最早的史料。此时阿部规秀刚刚战死，消息还未传出。报告电文称

…是役计毙敌过（辻）村大佐，一炮兵中佐以下七百余，生俘日军十余名（内翻译一名），缴获重炮二门，山炮四门，重机枪五挺，轻机枪十一挺，掷弹筒十个，步枪三百五十余支，无线电一架，骡马五十余，其他用品甚多（句读点为引用者加）。

内容比同日（11月7日）《抗敌报》的报导（前出），在歼敌数（增加200名），缴获轻机枪（增加3挺），枪支（增加100）等，都有部分扩大。《抗敌报》（晋察冀军区编）的报导，已属于一种对外的政策性宣传，但这里出现的对国民政府军委会报告，内容更上一筹，具有明显的宣传八路军战功色彩，所以对原始数据随意添枝加叶，虽是档案文件，但内容并不可信。在此要注意的，是文件性质到底是对内，还是对外。

第二件，是有关黄土岭战斗的战果报告《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彚报》，12月8日，由八路军总部向蒋介石委员长提出。

计是役敌伤亡旅团长以下千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机枪五挺，迫击炮一门，战马五百余匹，弹药军用品一部。…我伤亡官兵共八百余人，查此次战斗中杨成武支队长第一团长陈正湘，…等七员均表现极大英勇，指挥有方，迭挫顽寇取得涞南战斗胜利。祈予照章颁奖和抚恤，以资鼓励为盼。

同样，和早出的《抗敌报》战果数字比，可见不仅在歼敌，缴获品数量方面的不同程度扩大，损失数“八百余人”也超出杨成武《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的545名（两次战斗合计）。为何？从报告提出对象，记录内容可知此为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报告。目的不仅在宣传（夸大战果），还有夸大战损，以图获得抚恤，补偿的目的。此为史料内容不真实的理由。

第三件是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所藏晋察冀军区12月10发布的战报号外，也是一个对外公开的宣传品，可以说是继上述12月8日对蒋介石汇报战果的宣传余韵。对象是普通的民众，百姓。

这也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档案史料，称雁宿崖，黄土岭两战共“打死日寇一千八百余名，缴获大炮六门，轻重机枪十余挺，步马枪三百余支”。歼敌数字比对蒋介石的报告又增加了数百人。而且明确是“打死”（毙敌），而不是“伤亡”（毙伤敌）。

可得出一个简单结论，即对外部的宣传，报功材料的性质，决定了其内容的不实。也许有人会问，那12月14日的杨成武《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难道不是内部记录？从内容判断，可以肯定是内部记录。但如前所述，战果记录本身，就存在方法面的问题。史料批判程序中，还必须考虑的要素是杨成武为什么要写《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为什么战斗详报的作成日期是12月14日。

从军队训练素质面看，八路军并不懂什么叫战斗详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记录，怎样记录战斗。每次战斗后，经常出现的是经验总结会。表扬勇敢作战者，分析胜败原因。但很少记录战斗详报中所必须的基本情报。比如日期，地点，天候，敌我方部队区分，武器，战斗过程及损失，消耗（记录项目中有缴获品的数量，种类，但一般也没有对敌死伤数的记录）。

另外，八路军的所谓战斗详报，平时并不存在。但进入宣传项目时，上级会催促当事者补做。杨成武军事文选中出现的几个所谓战斗详报，就是如此产生的。黄土岭战斗，和同年9月的贺龙部队的陈庄大捷一样，都被视为重要的对外宣传内容。所以在上级指示下，战斗后八路军参战各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验总结会。杨成武的战斗详报，即属于总结经验内容的一部分。目的本身就是为了宣传佐证大捷的数字，所以并无价值的“战果”数字方面，记录的十分详细，还必须和宣传部门统一口径。但缺乏战斗详报应有的上述基本情报面的内容。

黄土岭之战，八路军打的并不成功。从战果比较，和日军的记录内容都可以得知，此役没有形成歼灭战，最后在日军的反击下包围圈瓦解，八路军被迫撤退。参加战斗的第一二〇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的报告也评价，7日“黄昏后，各团总攻击，因配合不够，未能凑效”。8日“涞源方面增援之敌已占领北面有利地形，并向我进攻。各部配合不好，不能解决战斗，黄昏后，各团遂退出战斗”[12]。

所谓“歼敌九百”名的战果，虽报数不少，但若看其根据，竟来自“日军民夫”口供（《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一个未介入战斗的民夫，怎能了解日军死伤人数？正因为实际上不存在大捷，又不知道曾击毙敌酋，对黄土岭战斗宣传的调子，当初一直低于雁宿崖战斗。之后，借助日军报导，始得知战斗中，八路军黑暗中发射的迫击炮弹，竟碰巧击毙了敌酋阿部规秀中将。此新信息遽然抬高了黄土岭之战政治宣传面的地位。

为了借八路军首当击毙敌中将的机会宣传黄土岭的战果，共产党中央11月24日做出“查确阿部被击毙，以便斥〝我游而不击〞之诬言”的调查指示，上述12月8日《击毙第二混成旅团（长）战斗经过彚报》，即是对上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的黄土岭战斗调查结果，和请功报告。紧接着第二步，共产党中央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其中对外公开的最重要宣传文件，是1939年12月11日-13日《新华日报/华北版》连载的八路军左权参谋长的长篇文章《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13]。杨成武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详报》即是在此背景下作成的。是为了配合此宣传攻势，应上级要求提出的证据材料。内容一部也被左权采录于前述文章中。

1.2.3.黄土岭和雁宿崖的地位倒转

从此时的总结文件内容和统计数据中的变化过程中，明显可看出一个宣传趋向，即经过对战果数字面的操作，抬出本来并不存在的黄土岭大捷。因为阿部规秀战死于黄土岭，并不是雁宿崖。从政略面看，八路军首次击毙中将敌酋的价值，远远超出雁宿崖的所谓“歼敌六百”。可称是抗战以来的第一大功。关于宣传战之效果，杨成武在1985年的《敌后抗战》一书中有如下描写：

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一个高级将领，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的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拍来贺电， 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全国各地的报纸也纷纷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真是欢声动地，贺电满天，广大人民异常振奋。有趣的是，远在大后方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向诬蔑我们，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只顾扩张实力，这一回却像挨了一棒似的低头噤声了。

宣传中，本来的雁宿崖大捷和黄土岭战斗的地位发生了如何变化？下面比较一下雁宿崖和黄土岭两次战斗的报导。笔者首先感到以下几个疑点。

一，黄土岭战斗歼敌“歼敌900名”的数字是否可信？

黄土岭之役比雁宿崖战果多300名以上，左权更明确地称“阿部规秀中将就和他的部下500余人一同死在上庄子附近”。可为何缴获枪支数仅少？11月7日《抗敌报》初报缴获数为轻机枪两挺，步枪30余支，12月宣传攻势中被增加到“百余支”，但也不足雁宿崖宣传的212支，或350支的三分之一。

怎样能变相增加黄土岭大捷的战果？杨成武的方法，是不按战斗别统计，而是将两此战斗混为一体，且缴获火炮数量显著增多。初报阶段，称雁宿崖战斗缴获6门，黄土岭缴获迫击炮一门。可是12月14日的战斗详报中，却出现包括“重炮一门”在内的16门火炮的新数字，到底在都分别在哪次战斗中缴获不明。在各种战果报告中，黄土岭战斗的缴获品数目也有明显增加。此为1939年当时的情况。至战后，在杨成武的回忆录中，与“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宣传配合，雁宿崖战斗中缴获到的火炮，俘虏等逐渐被复制到黄土岭战斗的战果中。杨成武回忆录云: 黄土岭战斗中，缴获了“五门火炮，几百支长短枪和无数弹药，还生俘了十几个日本兵”。这些其实都是原来记录在雁宿崖战斗下的战果内容。

再在分析一下火炮是到底那次战斗的战利品？

为了巩固黄土岭大捷的形象，出示战果“证据”，国家档案局最近还公布了一张战利品的照片如下。解说称 “黄土岭战斗中八路军缴获的武器”。

此照片中的缴获日军火炮，是否来自黄土岭战斗？若对照日军的损失报告，疑点可一目了然。日军记录在雁宿崖战斗中“损失山炮两门，步兵炮两门”，和此照片映出的正好一致。所以笔者判断，这不是黄土岭，而是雁宿崖战斗的战利品，映出的4门火炮，从形状上判明左边的一门是四一式山炮（日中战争中的联队炮），中间两门是日俄战争中使用的旧式三一式山炮，而右边的小炮从口径判断是大正5年式的狙击炮（37mm）。所以此照片应是八路军在雁宿崖战斗战果记录中的“缴获各种炮6门”（杨成武回忆录），或“缴获重炮二门，轻炮四门”《晋察冀战报》的实体。

至今日，黄土岭大捷（包括雁宿崖）中公认的缴获敌火炮数已升至11门，雁宿崖的战果未变（称缴获六门），新出现的5门，被列入黄土岭之战的缴获品中。

如同笔者后述考证结果，黄土岭之役，日军只死亡了26名。从八路军动员了4个整团，约4,500名主力，进行了4整日的战斗规模看，或被迫撤退的结果，自己伤亡数百名的损失数字看，黄土岭的战斗，并不能算 “大捷”，没有俘虏，也没有缴获，损失也超过敌方。但由于发现之后国民党方面通报的“击毙中将敌酋”信息之光，之后在共产党中央的猛烈宣传攻势中，地位逐渐上升，战后又经过杨成武 “名将之花凋落太行”的新宣传操作，今日终于发生了雁宿崖和黄土岭两战斗的地位倒转，后者取代了前者，成为今日共产党第八路军涞源南大捷的主角。

[1] 200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导演韦廉、沈东、陈健，剧本著者陆柱国。

[2] 「通州兵站司令部陣中日誌　辻村資料　昭和１２年７月２４日～昭和１２年９月１０日」784頁、支那-支那事変北支-64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111441300）。(以下本书将“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部分简化为“JACAR：”)

[3] 『偕行』偕行社、1967年3月号、23頁。

[4] 陸軍武官服役令中ヲ改正ス/（兵役法武官官等表ノ改正等ニ伴フモノ）JACAR： A02030236800.国立公文书馆。

[5]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29页。

[6] 杨成武《“名将之花”命丧太行山——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纪实》福建党史月刊，1995年第2期.

[7] 「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5-226，452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07091447900）

[8] 『岡部直三郎大将の日記』、芙蓉書房，1982年，251頁。

[9]   前出「陸軍中将阿部規秀戦死に関する報告」 JACAR：C07091447900

[10] 《杨成武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 88页。

[11] 1939年12月2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一卷第12期，128页。

[12]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292页。

[13] 左权《从打死阿部中将说到敌寇这一次围攻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