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褶皱的白纸上继续书写——答王笑哲

【本文全长4586字，阅读时长约为10分钟。】

本文受王笑哲《中国大陆性别平等与行动策略——近年来的一些思考》（以下简称《平等与策略》）一文启发而作，感谢原文作者及其同道在文章内外付出的努力。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女权主义和社会公义话题的普通写作者，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看到仍在大陆的全职行动者分享自己的经验。我与《平等与策略》作者有同感，眼见中国的女权话语成为一张褶皱的白纸，不能不感到西西弗斯式的痛苦，更不能不延续西西弗斯式的努力。无论如何，我都相信继续书写的尝试本身，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目前在中国公共空间仅存的女权主义话语，几乎只剩下了两个极端：一端是少数高度学术化、阅读门槛极高、天然不利于科普传播的学院派文章和研究，另一端是大量挪用学界术语、动辄党同伐异、充满浓郁民粹与歧视色彩的草根派言论和舆情。

在学院派这一端，我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例子是这篇来自清华大学，发表于今年3月的医学论文。很难想象在一个连一面小小的彩虹旗都是禁忌的国家，居然存在对性少数群体母乳喂养情况的定量研究。根据论文摘要的说法，国际学术界甚至没有发表过类似研究的先例。

这个案例能够说明什么呢？正如联合国第九次消除妇女歧视公约履行审议会议上的中国代表现场发言所说，“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对LGBT群体没有歧视”吗？恐怕对中国LGBT人群生存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

它的存在真正说明的是，目前此类纯学术活动暂时处在中国极权政府的打击范围之外。的确，因为此类活动仅仅服务于学术研究需要，几乎不可能形成任何社会影响力，因此甚至有机会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而不至于像具体的LBGT社会组织那样被关停。当然了，万一它们真的在机缘巧合之下产生了某种社会影响，那么中国极权政府也必然会立刻扩大打击面，确保堵上这个“漏洞”。

不得不遗憾地说，全职行动者的行动同样遵循以上规则。“产生社会影响”和“招来打击”是难以回避的连锁反应。《平等与策略》中的“只要存活就是正义”是乐观的，却也暗示着一种符合逻辑的晦暗未来：也许有一天，连存活本身都会被定义为正义，即“产生社会影响”。这一切宛如那个古老的笑话：士兵在长官面前排成一列，长官要求志愿执行高难度任务者出列一步；最后产生的那个“志愿者”不过是没有在其他人后退一步时及时跟上，就从原地不动变成了“主动”出列。

不过我也同意，只要卯起劲儿来寻找系统漏洞，总有活下来的办法。在可见的将来，漏洞不仅不太可能全被堵上，甚至还可能增加或扩大。因为我们有理由在承认极权政府强大的同时，看清它必然由盛转衰的趋势，它终究不是永动机，而动力源已经不太跟得上了——无论从历史角度看林彪死后文革运动的低落，还是从经济角度看百业萧条的前景，这一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我相信存活有意义，寻求策略更好地存活更有意义。尽管我没有具体策略可以贡献，还是想分享两个近期发现：

第一，多地医保不再报销因家庭暴力所致伤害。

中国医保范围正在急剧缩小，多地政府明确将以下伤害列为不进入医保报销的条款：因肇事、斗殴、家庭暴力、自残、自杀、违法活动等造成的伤害。（政府网站原文一，原文二，原文三）

有网友分享说，目前女性如果受伤就医，医生会主动询问受伤原因是否是家暴。这样做的动机不是为了验伤留存证据，而是确保家暴伤害不进医保。据说实施这项举措的理由是防止骗保，受害人可以通过向施害者发起民事诉讼索赔。

这种变化对家暴受害者不是什么好消息。我没有资格指导任何怀有行动意愿的女权主义者做些什么，只希望有更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

第二，中国女性的孕产育常识依旧匮乏，孕产育条件依旧恶劣，结合女权主义的医学科普仍然稀缺。

我写过一篇文章从女权主义和医学结合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只想强调一组数字，中国母乳喂养率为29.2%，远低于远低于43%的世界平均水平和37%的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我知道“不婚不育，不碰男的”是当下的网络女权流行语，我也看到了中国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现状。然而中国仍然有人在生孩子，仍然有新生儿在出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处境非常艰难，面对他们，我说不出活该、自找。

——上面这一段类似于“防杠声明”、本来毫无必要的话，正好适合把话题转入当下女权主义话语的另一个极端，也就是草根派这一端。

《平等与策略》一文描述的豆瓣、微博、小红书女权主义新生代的情况，已经是有目共睹。诚然，在所有泛左翼思潮中，还能在中国舆论场中勉强占据一席之地的恐怕只剩下女权主义了。然而，这些言论中有多少“男凝”“厌女”“父权”之类的大词，就有多少“婚驴”“蝈蝻”“恋爱脑”之类的歧视用词。与其说这是女权主义言论，不如说这是民粹主义言论；与其说论者在争取自身应得的自由与平等，不如说论者在论证为什么其他人比自己更配得上苦难，为什么唯有自己值得不那么苦的生活。

这种在中国颇为普遍的生存危机心态，是“女权主义ABC”、“身份政治101”难以普及的隐性原因——至于显性原因，自然是“中国极权政府会封杀任何可能涉及中国境内民主、正义、平等、自由诉求的公开言论”。

我见过几位我尊敬的女权主义话语传递者——基本都是女性知识精英——近乎苦口婆心地劝说关注自己的女性不要借用女权主义话语去辱骂、judge其他女性，然而收效甚微。我一度对此深感失望。女权主义科普在缺乏基本文明，甚至缺乏基本礼貌的舆论环境中，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意识到前述生存危机心态的普遍程度之后，我重新思考了这个问题。

女权主义流行语从前几年的“生孩子警告”转为如今的“不婚不育保平安”，不见得是因为新生代女性变得更进步或者更极端了，而是因为她们的生存图景变得更加逼仄了。

过去流行“生孩子警告”，是因为还有足够多的女性在考虑结婚生育这种与男性合作的可能性，符合“嫌货才是买货人”的道理；而现在，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都很糟糕，结婚生育作为生活方式的性价比越来越低，“保住一份工作”成了即使全心全意长期投入也岌岌可危的任务。

当新生代女性认为自己必须为阻止现在的生活状态继续恶化拼尽全力的时候，没有余力考虑同类以外的人的境遇，尤其没有余力去同情似乎并不比自己更“惨”的人。而她们的同类，仅仅是满足“我也可能是她”代入感的一小部分女性：

所以铁链女值得同情，因为“我也可能被绑架监禁强奸”；唐山烧烤店被打女生值得同情，因为“我也可能被陌生男人殴打”；me too中的女性值得同情，因为“我也可能被性骚扰性侵害”……乃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指控农民工是猥琐偷拍惯犯的女生也值得同情，因为“她只是没有掌握证据，不代表她被偷拍的感觉不存在”。

而因为怀孕或生育遭受职场歧视乃至失去工作的女人不值得同情，因为“我才不会生孩子”；被家暴后不离婚的女人不值得同情，因为“我才不会（跟烂人）结婚”……乃至谈了看似性价比不高的恋爱——没得到优质生存资源，没得到优质情绪价值——的女人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我才不会恋爱脑”；为了“媚男”精心打扮的女人也不值得同情，因为“我才不会服美役”。

所有这些想法的背后，是萦绕不去的生存危机感：只要一步踏错，我就会万劫不复。我不指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只求它不要变得更糟。

劝说怀着这种生存危机感的女性“不要骂女人”是无效的，因为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不要恃强凌弱的规劝——你有可以骂她们的道理，只是她们不如你，你该让着她们。而听者的感受则是怒其不争的义愤——我比她们强的地方不就是我比她们更懂女权吗？要论生存处境我还不如她们呢，她们还能选择依附男人，我可没有这条退路（即所谓“向下的自由”）。

面对她们，什么说法才有效呢？不是”不要骂女人”，而是“不能骂人”“不要限制他人自由”。骂人本来就是错的，“管”别人本来就是错的，全世界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是这样教的，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女权主义是只会出现、存在于文明社会的意识，当然也建立在文明社会的基本规则之上。

或许会有人反击：女人一定要当文明人吗？这个社会越来越不文明了，我在这里当文明人有什么好处？

当文明人当然对女人有好处。要是比谁更不文明，也就是比烂，弱势一方没有胜算；只有比谁更文明，弱势一方才有机会赢得生机。为了自保，所有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而不是降低社会文明程度，弱势一方尤其如此。

怎么理解呢？想象一个极端场景吧。假设在一个与当代中国类似的男权社会，男人并不敢肆无忌惮地对女性使用暴力，不是因为他们相信文明人不能对他人使用暴力，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女人是别的男人的附属物（女儿、妻子或母亲）。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女性不断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男人（与父亲决裂、没有丈夫、更不会做母亲），但她们表示这不是什么文明社会应有之义，只是自己这类人的生存信条、单纯的不合作行动。那么，假如有朝一日男人们终于决定承认这部分女人是认真的，她们的确不属于任何男人，这些不文明的男人，会怎样对待她们呢？是跟她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还是寻找一切机会下手呢？

这个可以叫做“无主女人”的思维试验当然很夸张，也很冒犯，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如此。然而，正因为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所有人，才无比珍惜人类文明千万年来不断朝着完善社会契约、远离弱肉强食的方向所做的努力。正因为我没有永远被归类为强势一方的自知之明，才无比向往“让弱者能以弱者的姿态受到尊重的社会”。这就是我要做一个文明人，想方设法生活在文明社会、想方设法保卫文明社会的最大动力。

上面几段话对于本来就是文明人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无疑过于肤浅，大概会产生一种回到幼儿园强调“饭前便后要洗手”的荒诞感，不敢相信女权主义还需要从讲文明懂礼貌开始学起。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许多当代国家，当一个人说出“我是女权主义者”的时候，Ta的潜台词是“我是履行公民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现代社会文明人，同时，我是一个追求性别平等的人”；而在当代中国，当一个人说出“我是女权主义者”的时候，Ta的潜台词却有可能是“公民权利我没有享受，公民义务我被迫接受，文明人在这儿越来越不好混了，同时，我要用女拳打击我的敌人”。

女权主义本应是超越已有文明共识的一种进步思潮，理解女权主义的人本应直接切入具体的议题展开思辨，而不是去纠缠民主的意义、辩论的规则之类早已成为文明基石的基础问题。然而在当代中国，许多人从未接触过这类基础知识的学习材料、学习方法和指导老师，甚至不知道还存在这一类基础知识。Ta们接触到女权主义后，哪怕认同感再高、自学能力再强，也不会因为掌握了自己喜欢的那部分女权主义话语就自动补齐了整套文明基础知识。这就是“只知有女权，不知有人权”的木桶效应：女权主义这块长板再长，决定水位高低的依然是最短的那块木板——自己的价值观。

上述情况决定了，把“女权主义ABC”“身份政治101”作为女权主义启蒙第一课，依然缺课太多。然而，启蒙是当下中国政治红线中的高压线，是万万碰不得的。我不希望任何人为了启蒙自己或他人以身犯险。相信任何一个读到这里的人，哪怕不同意我此前说的每一句话，对“不能在当下中国搞政治启蒙”这件事大概也不会持有异议。

那么，中国的女权主义话语，是否只能是一张褶皱的白纸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仍将尝试留下一些痕迹。受《平等与策略》一文启发，我开始考虑认真回答“女权主义如何看待‘婚驴’”，以及类似的问题。如果说我在离开中国后有什么culture shock的话，那就是这里的教授从不认为学生提出的问题太傻，他们十分乐意回答无论多傻的问题。

所以当然，我也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