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 tiempos difíciles｜赫伯托帕迪拉的困难时期

2020 年 11 月 2 日

对于一个革命作家来说，别无选择：

要么是革命，要么什么都没有。

最近讲到了拉美文学爆炸，讲略萨马尔克斯割席（过去五十年了，人们还在割席），而割席的起因是著名的帕迪拉案。没有人写过，这种写进教科书里几十年的东西怎么中文世界没人展开讲讲啊！稍微讲讲帕迪拉以及他的诗，文学的比音乐难太多。

赫贝托·帕迪拉（Heberto Padilla）

他于1932年1月20日出生在古巴的Pinar del Río，是古巴著名的诗人兼新闻学教授。从1959年开始，他在古巴的《Revolución》报纸工作，并于1962年至1964年担任苏联《Prensa Latina》的记者。

和其他诗人一样，帕迪拉把革命的早期阶段看作是新的文学自由的开始。尽管帕迪拉是一位当代诗人，他的写作特别受到当时古巴发生的政治事件的影响，但他的成熟过程与其他著名诗人所经历和表现的过程是相似的。1962年，帕迪拉出版了《人类的正义时间》（El justo tiempo humano），在他的诗《像动物一样》（Como un animal）中，他把动物的特征归结为他在人民之中中看到的痛苦和折磨。然而，在诗的结尾，他声称取得了胜利——他自己以及古巴的胜利。

不难看出，帕迪拉（Padilla）最初是古巴革命的狂热者，但是在1966年回到苏联后，在苏联集团工作后，他带着严重的怀疑和批判的眼光来到古巴，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府合作。

帕迪拉和其他知识分子感受到艺术自由时期相对来说太过短暂，转瞬即逝。不久之后，政府思想家之间的战斗开始了：第一组提出自由和民主多元化的概念，而第二组则试图强迫文学为革命服务。在1961年至1967年之间，知识分子最初在革命开始时所感受到的自由便慢慢地被束紧。而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诗人的表达渠道逐渐被关闭，他们的声音也日渐低弱，同时个人表达受到政府强制执行的严格限制。

卡斯特罗政府称，革命的权利不能受到任何威胁——可能被解释为反革命的艺术的威胁。更令人心惊胆战的是，若不积极反对亦不争取革命的人们，也会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1968年，UNEAC（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盟）委员会决定授予帕迪拉诗歌奖，并在同年将《游戏之外》（Fuera del juego）投入印刷。

不久他开始在哈瓦那大学工作，而在那之后便开始了第一届文化和教育大会：限制甚至是恐吓知识分子的运动。1971年3月20日，他因在作家协会举行的朗诵会而被捕，在那里他读了《激怒》。他与诗人，也是他的妻子，貝爾克斯·庫扎·梅爾（Belkis Cuza Malé）一起被捕，被指控对政府进行破坏活动。

他的入狱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响，这同时也被称为古巴灰色五年（Quinquenio gris de la cultura cubana）的开端事件之一。那时，帕迪拉案（Padilla Case）已经在国际艺术和文化人物与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府之间造成了破裂。

随之而来的是1971年4月9日发表在《世界报》法文版上一封为帕迪拉声援的联名信，联署者包括朱利奥·科尔塔扎尔（Julio Cortázar），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胡安·高迪索洛（Juan Goytisolo），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等人。

而卡斯特罗对这封联名信持讽刺的态度。“......对那些想通过住在巴黎、伦敦、罗马来赢得桂冠的无耻伪左派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无耻的拉美人，他们不在战场上，不在战壕里，而是生活在离问题万里之外的资产阶级沙龙里，享受着他们在第一阶段，能够表达一些拉美问题时赢得的一点名声。(Libre 1990年，120)”

"伪左派"、"无耻"、"资产阶级和诽谤者"、"中情局的特工 "和帝国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描述都表达了卡斯特罗对给他写信要求澄清帕迪拉案的作家群的滔天怒火。一边是美国人的压力，一边是直到最近还一直是革命朋友的知识分子的批评，这使得一个指挥官失去了脾气，他感到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挖空心思，想方设法为自己的 "革命 "政策辩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利益制造了其他不必要的敌人。

在1971年5月21日，他们又递上了第二封信。“我们认为，向他传达我们的耻辱和愤怒是我们的责任。赫贝托·帕迪拉（Heberto Padilla）所签署的供词，那些委曲求全的话只能通过否认革命合法性和正义的方法获得。……这是一种自我批评的假面舞会，充斥着痛苦与伪装，让人回想起斯大林主义时代最肮脏的时刻，以及那些还未开始便落下的审判和当年的女巫迫害。”

（女巫迫害（Caza de brujas）：指在15-17世纪时以坏名声作为证据，对巫师的杀戮。如今，该术语已被隐喻地使用，指的是对敌人（通常是非循规蹈矩的社会团体）的迫害，这种迫害具有极大的偏见并且与实际形象和行为无关。）

帕迪利亚被捕引起的国际舆论，比《出局》中爆发的审查制度更大，当时外国报刊上已经有许多声音--其中有支持革命进程的主要知识分子的声音，警告古巴文化的斯大林化。然而，在签署联名信之后仍有一些知识分子选择倒戈：最著名的是胡利奥-科塔萨尔 (Julio Cortázar)，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日里，他转而献身于尼加拉瓜桑迪尼斯塔革命 (Revolución Sandinista)，并在1984年出版了《Nicaragua tan violentamente dulce》（《尼加拉瓜，如此甜蜜》）。

而对于其他人——古巴革命的老支持者们——无可奈何地失望了，他们与卡斯特罗主义永远决裂：包括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胡安-戈伊蒂索罗 (Juan Gostisolo)、卡洛斯-富恩特斯 (Carlos Fuentes)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等人。

帕迪拉在比利亚·马里斯塔（Villa Marista）隐居38天后，他在作家协会宣读了他著名的自我批评，在其中他否认了他的作品和以前表达的观点。

“因为许多作家的错误是相信自己是庸俗的不满，是反革命的那种；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因为幸运的是，有一些光荣的例外发扬了我们作家的道德立场……一方面，我们以某种方式思考自己的私生活，但我们自己却不知所措，我是真正的偏激、有侵略性的人，并且对革命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想要投射不满意的、躁动不安的作家的形象。……我，打着造反派作家的幌子，只是在掩饰我对革命的不满。我说：这真的是不满吗……我这就是犯了这些错误的人，这就是客观上与革命作对，而不是为革命造福的人；就是当他提出批评时，没有向应该批评的机关提出批评，而是向革命的进程提出了批评、向用心不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

入狱后，帕迪拉被禁止发表任何个人著作。他被免除了在哈瓦那大学的职务，并被剥夺了加入作家协会的资格。为了谋生，他成为了一名技术翻译。与此同时，他被关押在一个非正式的内部拘留场所将近十年。

得益于国际压力，特别是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努力下，他得以于1980年3月16日通过蒙特利尔到达纽约，但这种从精神上的破坏和流放使帕迪拉一蹶不振。

古巴政府以帕迪拉为例，表明其与苏联文化政策的一致，并揭下了对于开放文化政策的伪装。对知识分子在言论和批评自由方面的限制，开启了古巴政治的新阶段，与60年代革命的创造性爆炸完全相反。恰恰是这些限制鼓励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帕迪利亚的监禁和对他使用的方法作出反应。

而在帕迪拉案上，马尔克斯并没有加入那些知识分子，他对这封信的评论如下：

“我没有在抗议信上签字，因为我不赞成发出这封信。但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质疑那些签名者的诚实的思想与其革命天职。然而，当我们作家想做政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真的做政治，而是做道德，这两个名词并不总是兼容的。”关于帕迪利亚的自我批评，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的自我批评的语气是如此夸张，如此赤裸裸，似乎是用不光彩的方法获得的。”

而来自南锥体（Cono Sur，包括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的智利知识分子的声音也渐渐浮现，参与到这场关于革命未来、生死攸关的辩论中：它不再是关于一个被孤立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而是关于改变关于个人和集体自由的革命政策，以及意见和批评的自由，这是问题的核心。卡洛斯-德罗盖特在接受《拉丁美洲新闻报》专访时，上任后明确捍卫古巴政府的立场。他的信息是一种声音，证明了革命知识分子自己对自己的革命方式的这种分歧。

在这之后，帕迪拉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吗？

他的妻子贝尔克斯在BBC的采访时说道，“赫贝托的处境与其他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因为他对社会正义充满信心，他真正相信该国需要一场革命。”

在1987年，为了纪念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举行的捍卫西班牙共和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大会五十周年，何塞·德拉科利纳（José de la Colina）与帕迪拉在瓦伦西亚见面，以下是何塞与朋友的一段对话。虽然他没有自杀，但看起来与灵魂消逝无异了。

“¿No les parece que Heberto está muy alegre?, les dije a Miriam

Demasiado alegre, dijo Miriam, severa y compasiva.

Entonces Guillermo,…… observó un buen rato al amigo y dijo, causándome un escalofrío:

Yo veo un suicida.

Y Miriam, alarmada:

No, Guillermo. Heberto no va a suicidarse nunca.

No, pero yo veo un suicida.”

帕迪拉（Padilla）从纽约移居至华盛顿特区，后来移居马德里。在获准离开古巴一年后，《海边的人》（El hombre junto al mar ）（1981年）在西班牙出版。经过几年的沉寂，帕迪拉得以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而这本诗集——正如他所言——这是一本极限的书，是他为生存而写的。“一种表述的诗，一种论战的诗，其中智慧占了上风，咄咄逼人”。他对自己说：“诗歌不能只是这样：这都是我在生活中日常所见的事物，所以这本书里的诗可能并不重要，但都是我看到的东西……”

帕迪拉与妻子贝尔克斯最终在美国定居，首先是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Princeton），在那里他帮助妻子貝爾克斯·庫扎·梅爾(Belkis Cuza Malé)成立了《林登巷》杂志，专门从事古巴流亡者的文学艺术-后来在其他城市，他主要致力于教学。2000年8月中旬，他前往阿拉巴马州，在奥本大学任教。而在五周后，即2000年9月25日去世。

<<在困难时期

帕迪拉从他的个人经历出发，但他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使他的文本具有集体的范围和时代见证的属性。帕迪拉自传中的一则轶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游戏之外》的一种解读，在这种解读中，批判性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帕迪利亚本人——被排除在革命的游戏之外。

帕迪拉讲述了1959年卡斯特罗访问《革命报》办公室的故事。在这次访问中，卡斯特罗建议由《革命报》的作家组建一支知识分子民兵，并以作家的名字命名。当有人建议以作家鲁文-马丁内斯-比列纳（Rubén Martínez Villena）的名字来命名民兵时，卡斯特罗同意了这个名字，因为比列纳是 "一个放弃文学，把一生献给革命斗争的人"。

为了防止人们对他的故事的真实性有任何怀疑，他一定要补充说，《革命报》在1959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该民兵组织成立的文章，并附上了包括帕迪拉在内的创始成员的照片。对帕迪拉来说，革命最希望古巴的作家们做的就是为革命牺牲文学。事实上，卡斯特罗的态度也说明了：他对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革命性格的最终考验是能够做出这种牺牲。

随着诗歌的发展，那个男人（Aquel hombre ）被要求放弃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每个部位代表着不同的人权。他必须放弃他的时间，以便将时间完全投入到新的社会中去；放弃他的眼睛，以便只看到已被批准的东西，从而看不到不公正；放弃他的嘴唇，以便他可以肯定革命；放弃他的手和腿，以便他可以为新的秩序工作和战斗；放弃他的心和灵魂，以便他可以完全致力于革命理想；放弃他的舌头，以便他可以不对现有的谎言和暴行发表意见；最后，他被要求离开，因为任何动乱都必须被压制，甚至通过流放。

在《困难时期》中遭受迫害的主题在《方法论述》（El discurso del metodo ）中被再次强调。在《方法论述》中，诗人对任何——甚至是他自己——可能不准备在一瞬间逃离的人说话。试图隐藏罪证或埋藏贵重物品，以防止他们被盗的徒劳无益的感觉，没有任何人值得信任，甚至私人司机，园丁，或管家；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他“向警察辩护”（justificarte ante una policia……）

正如在《困难时期》中，个人对政治结构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诗中即将到来的厄运感，政治局势的不可逆转性，都令人窒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帕迪拉使用了现在的连续时态，强调任何行动都已经太晚了。"... Ya estan quitando las barricadas... / Ya... estan subiendo... / Ya... estan allí aplaudiendo..."

En tiempos difíciles

Heberto Padilla

A aquel hombre le pidieron su tiempo

他們跟那個男人讨去他的時間

para que lo juntara al tiempo de la Historia.

并将時間投入歷史的進程

Le pidieron las manos,

他们要去了他的双手，

porque para una época difícil

因为在困难时期里

nada hay mejor que un par de buenas manos.

没有比一双灵巧的手更好的了。

Le pidieron los ojos

他们再是要去了他那对

que alguna vez tuvieron lágrimas

曾经流着泪的眼睛

para que no contemplara el lado claro

这样他便不会往光明的地方看

(especialmente el lado claro de la vida)

（尤其是生活中，光明的那一面）

porque para el horror basta un ojo de asombro.

只因惊奇的双眼足以让人骇然

Le pidieron sus labios

他们又要他

resecos y cuarteados para afirmar,

干裂的双唇

para erigir, con cada afirmación, un sueño

用每一个肯定，将那个梦想确立

(el-alto-sueño);

（最高理想）

le pidieron las piernas,

他们还要他的双腿

duras y nudosas,

强韧而结实

(sus viejas piernas andariegas)

（那对老是走路的双腿）

porque en tiempos difíciles

因为在困难时期

¿algo hay mejor que un par de piernas

还有什么会比

para la construcción o la trinchera?

能修深沟高垒的双腿更好？

Le pidieron el bosque que lo nutrió de niño,

他们还夺去了滋养他幼年的森林

con su árbol obediente.

里面尽是些温顺的参天大树

Le pidieron el pecho, el corazón, los hombros.

甚至要他的胸膛、他的心脏、他的肩膀

Le dijeron

同时还声称

que eso era estrictamente necesario.

这是绝对必要的

Le explicaron después

接着，又向他解释

que toda esta donación resultaría inútil

若是不放弃发声的舌头

sin entregar la lengua,

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用处

porque en tiempos difíciles

在困难时期，

nada es tan útil para atajar el odio o la mentira.

没有什么比阻止仇恨与谎言更有效的了。

Y finalmente le rogaron

最后他们恳求他

que, por favor, echase a andar,

请继续前进

porque en tiempos difíciles

只因在困难时期

ésta es, sin duda, la prueba decisiva.

毫无疑问，这便是决定性的考验

如何解读诗的结尾，决定了如何解读这个人的回应。有两种读法（至少）是可能的。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自传式的。帕迪拉就是这个人，他拒绝将自己的舌头交给革命，被踢出了革命的精英文化机构。假设诗中的人确实交出了舌头，不过。他也可以作为一个没有舌头的革命者 "echase a andar" 。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之一：要么他放弃知识分子的写作游戏，转而从事另一种革命劳动，要么他只用他的表达能力为革命服务。

引用：

http://www.bbc.co.uk/spanish/news/news000927padilla.shtml

https://www.letraslibres.com/mexico/heberto-padilla

https://www.cubaencuentro.com/cultura/articulos/el-desobediente-de-los-poemas-sin-ataduras-ii-338421

https://trianarts.com/poema-del-dia-en-tiempos-dificiles-de-heberto-padilla/#sthash.WoEYEDaj.dpbs

https://rialta.org/padilla-intervencion-en-la-union-de-escritores-y-artistas-de-cuba/

https://confidencial.com.ni/nicaragua-tan-violentamente-dulce/

https://rialta.org/primera-carta-de-los-intelectuales-a-fidel-castro/

https://rialta.org/segunda-carta-de-los-intelectuales-a-fidel-castro/

https://es.wikipedia.org/wiki/Caza_de_brujas

[1]Hassan Arabi.LA REVISTA LIBRE, VÍCTIMA DEL “CASO PADILLA”[J].,2019,

[2]Katerina Seligmann. SINGING OUT OF TUNE: REVOLUTIONARY DISSONANCE IN THE PRELUDE TO THE PADILLA AFFAIR[J].PTERODÁCTILO,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