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杂剧里的胡孙到明小说中的大圣

怪力乱神养成记——孙悟空篇

说到孙悟空[1]，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大抵是一个本领高强，斩妖除魔，正直可靠的英雄。这一印象不得不归功于吴承恩版的《西游记》，如果不是他，恐怕孙悟空还是一个油腔滑调，满嘴脏话，骄傲自大，还没有多少真本事的妖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明代以前，孙悟空的形象往往带着更多的妖性，比如在元代剧作家杨景贤笔下。那么在杨作中孙悟空究竟是何形象呢？

首先，这是一个欺男霸女的妖怪。在杨版《西游记》中，孙悟空一出场，就得意洋洋的说“金鼎国女子我为妻，玉皇殿琼浆咱得饮”[2]，就是说他把人家国王的女儿抓到自己山洞里，逼迫对方当自己老婆。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一个正派人物，肯定是不近女色的，更不用说干出强抢公主为妻这种行为，那绝对不是好人。对比吴版，孙悟空自从石头里蹦出来之后三五百年，似乎都没伤人性命，更不用说有强抢人间女子的行为。那他吃什么呢？

“春采百花为饮食，夏寻诸果作生涯。秋收芋栗延时节，冬觅黄精度岁华。”[3]

你看，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简直就是个节欲自制的素食主义者么。

其次，杨版胡孙是一个油腔滑调，心术不正的妖怪。唐僧第一次见他，要帮他除去法帖，救他出来时有这么一段话。

孙悟空见了唐僧问：“爱弟子么？”

唐僧回答：“爱者乃仁之根本，如何不爱物命？”

孙悟空说：“爱我是沉香亭上的纤腰。”[4]

这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就是，孙悟空还被压在山下呢，就开始撩唐僧（真是男女通吃啊），还显摆自己的苗条身材。

然后唐僧帮他除了法帖，孙悟空脱身之后，却背过身去悄悄说：

“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依旧回花果山，那里来寻我！”[5]

要不是观音及时出现，可怜那唐僧就要被这猴子给生吃了。

还有在唐僧路阻火焰山时，孙悟空去找铁扇公主借扇子。杨版的孙悟空见到铁扇公主时是这么说的：

“弟子不浅，娘子不深。我与你大家各出一件，凑成一对妖精。小行特来借法宝，过火焰山。”

这话放在今天，就是赤裸裸的性骚扰。难怪本来客客气气的铁扇一听这话就翻脸道：“这胡孙无礼，我不借与你。”[6]

再来看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那谈吐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了。如唐僧问他为何老虎怕他，孙悟空答道：“……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翻江搅海的神通，见貌辨色，聆音察理，大之则量于宇宙，小之则摄于毫毛。变化无端，隐显莫测。……”[7]

不仅如此，吴版孙悟空还非常有哲学头脑，他还在花果山水帘洞与众猴逍遥自在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存在的终极意义这种问题：

“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8]

正因为这番思考，后来才有了云游四海，寻访不老之术，最后大闹天宫，西天取经的故事。

最后一点，在杨版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本事并不大，基本上他就没打赢过几个妖怪。最令人吃惊的是，连打猪八戒，他都是去请了二郎神，两个人合力都没搞定那头猪妖，还是哮天犬最后立了功，拿住八戒的。[9]

因此读者不免会疑惑，元明两个朝代中的悟空形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准确，因为只要读过杨景贤的《西游记》，就知道不仅仅孙悟空不正经，而且是整本书就充满了各种不正经。如唐僧出发去取经的时候，百姓们都来送行，顺便向唐僧求法语，有点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先知》中描写的景致。先是当官的，唐僧给他们的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忠孝两全，余无所报”；然后是制作量器（斛斗）的，唐僧说的是“万事休将一概看，自然寿算能长久”，接着是制作衡器的（秤），唐僧说的是“一权到手便均平，自然天地长培养”，到这里都蛮好。但是最后出场的这个却令人大跌眼镜。

妇人：“小人是个开洞的，求法语咱。”

唐僧一愣：“怎生唤做开洞？”不过立马明白过来，于是说法语：

“阴无阳不生，阳无阴不长。阴阳配合，不分霄壤。豆有豆畦，麦有麦垅。豆麦齐栽，号曰杂种。咦！能将夫妇人伦合，免使傍人下眼看。”[10]

唐僧居然跟一个妓女讲法语，这种事情在一个非常讲究礼教，鄙视妓女的国度，当然是很罕见的。

所以说，杨景贤的《西游记》整个风格就不似吴承恩版本那么讲主流价值观，恰恰相反，全书随处可见带点荤的段子。

因此，刚才的问题应该改成：为什么元明两朝的西游故事在人物塑造和叙述风格上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这得从文学样式开始说起。杨景贤的《西游记》其体裁是杂剧，而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小说。小说大家好理解，那么，何为杂剧呢？

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11]，元代杂剧起源于金院本，而“院本”则是在倡伎所居的地方演唱的剧本。元杂剧的作者身份则往往是基层公务员（掾史），也就是有点文化，但地位不高的读书人。元剧的形式有动作、有言语、有歌唱。因为要演给观众看的，所以它的言语不可能是文绉绉的，相反，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的，它的对话里有很多白话。至于那些粗俗鄙俚的话，那也是因为既然经常要在倡伎居所演出的，为了吸引那些来找乐子的观众，怎么能没有荤段子呢？王国维对元杂剧的评价是“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2]，理由是元剧的作者，不是什么大学者大名士；他们创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流放百世。这些人无非是为了娱乐而写作，所以往往会不顾结构混乱，思想粗俗，人物矛盾这些问题，只管把自己心中的感想与当时代的人情世故都抒发出来而已。也真因为这样，元剧才能显得非常自然。

王国维所说的这个“自然”当然不是说元剧里的故事都是真的，而是故事背后表达的情感自然。因此如果我们重新来比较杨版《西游记》和吴版《西游记》，便很快就能看出杨版的胡孙还真是率性而为，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倒是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仔细闻闻还真的有股酸酸的味道。否则从未读过书的他怎么可能知道“《黄庭》乃道德真言”，还拍樵夫马屁叫他“行孝的君子”，第一次见到菩提祖师便“磕头不计其数”，口称“弟子志心朝礼”[13]。这哪里是猴妖啊！分明是个知书达礼的书生啊！而且吴承恩为了让孙悟空彻底断了色心，还将他给精神阉割了。在吴版《西游记》里，菩萨们担心唐僧四人凡心未尽，所以想试探一下，化成一母三女来引诱他们，说是要招赘一个做女婿。唐僧架不住妇人不停唠叨，所以就说让孙悟空留下。结果孙悟空说：“我从小儿不晓得干那般事，教八戒在这里罢。”[14]这理由不禁令人怀疑孙悟空为什么从小就没了性欲，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因此，元杂剧版的孙悟空之所以说话粗俗，品性恶劣，乃是因为猴妖本来就该如此么。这点在古代其他猴妖身上也大抵可以印证。比如唐代传奇中有只白猿，就专门绑架漂亮女子为妻（唐代版本的性奴？），还喜欢生吃狗肉，非常恶心[15]。宋代也有个叫做“齐天大圣”的猴妖，抢夺了很多女子为妻，后来被紫阳真人收服[16]。所以杨景贤笔下的孙悟空才是更自然的。不过问题来了，为什么到了明代，吴承恩要将孙悟空的形象改成那样子呢？

首先从体裁上来看，相比杂剧，能够读小说的人肯定比看杂剧的要更加有文化，毕竟，在古代，并非阿猫阿狗都能够读书的。而相比元代而言，明代的识字率要高的多。不过这点还是要归功于元代。因为从1286年开始，元朝政府规定，在每个县下面，以五十家为一杜，每杜设社长一人，专门负责让大家好好务农。每杜又要立一所学校，在农闲时让小孩子读书[17]。明代元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社学的扶持与管理，规定少年儿童凡是15岁以下的都要读书，学习各种礼仪制度[18]。尤其是在江南，由于重视儒家礼教，因此这一政策推行的更为彻底。比如当时的嘉兴知府杨继宗，规定民间子弟满八岁不去社学的，就会惩罚孩子的父亲兄长[19]。

由于朝廷重视民间教育，因此，经过三百年的积累沉淀（从至元二十三年到万历二十年吴承恩的《西游记》横空出世，共306年），中国的识字率大大得到提升，也由此为小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不过光识字还不行，毕竟在古时代，印刷不像今天那么容易，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书的。因此，还必须是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才可能令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得到流行。那么，明代当时的经济状况又如何呢？

先来看看书的价格。明代的书其实很贵。嘉靖万历年间，一本书大概要一两银子，贵的要到三两银子。而当时一两银子可是能够买两百斤米，或者五十斤猪肉的[20]！幸好，明朝人有钱！

明朝普通人的工资其实不高，比如万历年间一个在官府基层当差的人大概有20两银子的年收入，打杂的则有个5-10两的收入，用这点钱去买书有点舍不得。所幸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于是有了来自玻利维亚矿城波托西的白银。从16世纪开始，大量的欧洲人涌入这个小小的城市，在那里疯狂的开掘银矿。开采出来的白银有两条出路，一是由西班牙人运回欧洲，另一条便是进入中国。而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恐怕还大于前者，以至于欧洲人称中国为“欧洲金钱的坟墓”。当时的明朝虽然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厉打击海上走私（也就是被黑化为倭寇的非法贸易），但市场对于白银的渴望却远远超出国策的抑制作用（铜本位货币政策的失败导致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据估计，仅仅17世纪上半叶，当时从日本和欧洲运到中国的白银就达到5000吨！而这些白银又基本上都是通过非法走私进入中国国内的。也就是说，民间因为走私贸易迅速富裕起来了。尤其是江南一带，因为走私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产自江南的瓷器、茶叶和丝绸，这就大大刺激了江南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当时江南的市民阶层手里有了足够的钱，从而可以去追求精神娱乐生活了，比如买小说来看。[21]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明代出版市场的繁荣局面。最有名的书籍当然属《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这种，普通的也有《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等等。人们争相买来阅读，图书市场火爆的不得了，以至于本来看不起小说的那些文人都纷纷放下身段，写起畅销书来了。比如《吕纯阳得道飞剑记》的作者邓志谟，他本来看不起小说了，但是因为生计问题，只好写了一堆传奇。但心里依旧不爽，所以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哭诉说，我实在是因为太穷，不得已去写那些书，都是雕虫小技，根本上不了台面[22]。

厘清了这些关系，让我们回过头再来看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与元杂剧的孙悟空有天壤之别了。

理由很简单，小说是阅读的，其读者层次显然高于杂剧，而对于作者而言，又往往是有些清高的文人，因此笔下放不开，既要考虑礼教的伦理纲常，又要斟酌字句的文雅格调，这样一来，到了吴承恩手里，孙悟空就不得不成为一个不食荤腥，不近女色，诚实守信，正义勇猛的模范妖怪了。

[1] 关于孙悟空的由来，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由佛经中的猕猴故事而来，可参见三国时被翻译过来的佛教经书《六度集经》卷五“忍辱度无极章”，里面提及的猕猴既有神通又有慈悲，与宋金时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猕猴王形象相符。另一说则出自宋代人的伪作《古岳渎经》里面的淮涡水神巫支祈，因为该伪作中描写的巫支祈形象为一石猴，而且在出土的宋代“驼经图”花钱正反两面恰好印有取经故事和僧迦降服巫支祈故事。两说各有依据，笔者看来很可能是相互影响共同成就的。不过这就要另文论证了。本文重点不在于此，故略过不谈。

[2] 杨景贤版《西游记》第三本第九出“神佛降孙”

[3]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一回。

[4] 杨景贤版《西游记》第三本第十出“收孙演咒”。

[5] 杨景贤版《西游记》第三本第十出“收孙演咒”。

[6] 杨景贤版《西游记》第五本第十九出“铁扇凶威”。

[7]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十四回。

[8]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一回。

[9] 见杨景贤版《西游记》第四本第十六出“细犬禽猪”。

[10] 杨景贤版《西游记》第二本第五出“诏饯西行”。

[11] 详见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12] 《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

[13]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一回。

[14] 吴承恩版《西游记》第二十三回。

[15] 详见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

[16] 详见宋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17] 《新元史》食货志二：“至元二十三年，命颁于各路，依例旅行。……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杜，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每杜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覆官司照验。”

[18] 《明史》选举志：“社学，自洪武八年，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及本朝律令。弘治十七年……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

[19] 《明史》杨继宗传：“大兴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遇学官以宾礼，师儒竟劝，文教大兴。”

[20] 高寿仙，《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1] 有关16、17世纪的白银贸易可参见《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一书第四章“钱币一船船”和《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一书第六章“称量白银”。

[22] “仆穷愁著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转引自马伯庸《风起云涌的明清图书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