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麥難民」：那些晚上的漂泊與孤獨

2020 年 3 月 26 日

題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香港麥當勞於3月25日起至4月7日的兩星期內，每晚6時起將不提供堂食，大批稱為「麥難民」的露宿者因此忽而無處可容身。本地媒體的大幅報導，讓我想起了2016年，我工作的第一年，在北京幾個寒冬深夜，認識的他們。

2016年冬，寒潮圍城，北京的夜像千鈞的鐵。東直門中糧廣場24小時開放的麥當勞裡，戴著紫色毛絨帽的屈強東，在暗黃燈下眉頭緊鎖。他坐在一片睡倒的人群之中，像一片折腰的草中固執佇立的茄子。

我和同事，三個年輕人，開門，打破沈寂。他看著我們，抓了抓裹在軍大衣裡的行囊，似乎欲言又止。我跟他打招呼，問他在這做什麽。他緊盯著我，說在等明天七點半回家的火車。北京火車站的候車室凌晨後不開放，它附近的通宵快餐店通常會睡滿等次日車卻不想花錢住旅店的人。

我欲轉身翻出相機做採訪，屈強東以為我要走，於是連忙抓住了我的手。他像找到救星，開始焦急起來："我在找我的兒子，求求你幫幫我！" 我怔了下，迅速給了我同事一個眼色。"你把他兒子的資料給我看一下。" 遇到好故事了，我們心想，但故作沈靜。他急從行囊翻出了兩張還沒剪開的小一寸藍底證件照。我定睛一看，竟然是屈建強。

天啊，八天前，我在中關村創業大街對面的麥當勞裡採訪過他的兒子。

當時他正在吃餐盤上零星的薯條。20歲的屈建強是典型的寬腦袋大耳朵，眉毛粗得有小新的喜感。有須根，恍惚的眼神跟他父親如出一轍。那家麥當勞鄰近高校，在周遭大學生們玩遊戲打麻將的嘈雜聲中，他吞吐跟我們說出了自己的經歷。

他說他剛剛被一家保安公司辭退。那已經是他在北京短短幾個月裡第二次被炒魷魚了。第一次公司以他"連路都認不了"為由，在他上班第二天把他趕走。這次，他幹了十六天，工資還是一分沒拿到，說有1300多塊。

屈建強來自河北省張家口宣化縣的一個農民家庭，書只讀到小學，成年後一直在工廠打工，無天無日。一個月前，在朋友鼓動下，他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然隻身赴京。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接著就發生了後來的事。

他反覆問我："你覺得我的工資能要回來嗎？" 我跟他講了個故事：兩天前，我們在協和醫院旁的一家肯德基採訪了一個同是被克扣工資，無處可去的年輕人。他在一家黑工廠裡工作了三個月，一分錢沒拿到，末了還是在淩晨兩點時，趁著值班的人上廁所才逃出來的。他的行李、身份證和手機全都沒能帶走。沒錢買不到車票，沒身分證打不了新工，於是每天只能撿瓶罐賣錢來買饅頭沖擊，夜裡睡肯德基麥當勞。他指望他一老鄉掙到錢後，能給他也買一張回家的火車票。

屈建強聽罷，在昏黃暗燈下陷入沈默。我們採訪完後，卑鄙地離開了，不過我還是給他留了電話，讓他有需要可以找我。

直到我們遇到他父親，已經是一個多星期後的事了。在這期間，我們晝伏夜出，遇上、採訪了幾十個跟他們一樣漂泊無定、唏噓的所謂「麥難民」。

他們不一定都是流浪漢。還有代駕司機、落魄藝術家、一口黃蓮的上訪者、等次日排隊看病的病人，候早班火車的乘客等等。不過，相同的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言不由衷。而且，即使是那些樂於四海為家、不介意身世飄萍的人，都無一不被往事捆綁。

11月13號晚十一點多，零下十二度，三里屯太古里旁的肯德基裡，黃燈幽暗。有一個穿著迷彩服、用粉紅發帶紮了幾條小辮子的男人，在不停撕紙。他從袋子拿出一疊疊白紙、海報、書冊，一件件撕爛，手使不上勁兒，就下嘴。他是我們整個採訪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麥難民」。

「撕紙男」跟我們說他家在河南，來北京創業，做餐飲，有幾個實體店。坐在對面翹二郎腿的大哥聽到後，怒罵了一句"神經病"。「撕紙男」沒聽到，或假裝沒聽到，依然熱忱於紙片碎裂的快感中。這時，一位年紀稍長的大叔走過來，先是怔怔地看著他，一臉不自已的驚訝，幾分鐘後問：“你撕什麽呢？” 「撕紙男」抬起頭，看了大叔一眼，遂從兜裡掏出一毛錢說："送你。" 大叔哈哈大笑，還是接過了。

但「撕紙男」卻變得越來越焦躁，連塑料袋也使蠻力撕。紙散落一地，服務員看到後惱羞成怒，喝令他馬上掃幹凈。「撕紙男」男人不從，服務員轉身說要去報警。

警察真的來了，喝令「撕紙男」掃走地上的紙碎，然後駕輕就熟把他攆走。

“明天還得回來。” 那位罵他神經病的大哥在座位上叨念這麼一句，然後掏出了一本《去中心化》，翻到中間的位置，津津有味地讀起來。

隔著一道墻，一個身穿發黃白色西裝的男人拿出一個寫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開始熱火朝天地自言自語，像是在解釋一本武俠小說的高潮情節，越來越大聲，而且聲情並茂。隔壁座位一個右腳裹了一藍色塑料袋的女人被驚醒，朝半空罵了一句“你怎麽敢這麽對我！”，馬上又陷入昏沈。閱讀的大哥放下書，像檢查秩序一樣走了過來，瞪了一眼這一男一女，又默默地回去。

我那時覺得，他們應該是互相知道認識的，但又故意保持距離。快餐店的後半夜，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圈子和江湖，各路人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太神奇了，所以在我回到屈強東和屈建強父子的故事前，我還要講一下東四十條的那家麥當勞。

它罕有地燈明屋亮，在午夜顯得格外熱鬧。我們在那裡第一個認識的是山東人丁新峰。他在30年前父母離世後開始流浪，在這家麥當勞足足住了五年。雖然已55歲，但聲如洪鐘。丁新峰愛笑，笑起來只見半邊牙。問他最喜歡什麼，他答廣州的大排檔，吃完了珠江邊一躺，仰天笑，全忘了。

剛聊一陣，就有人走了過來插嘴——竟然是「撕紙男」！他邀請我去旁邊角落跟他聊幾句，我答應了。不過等我過去的時候，他正和旁邊的人爭執。對方把一根鉛筆放到他手中，他馬上氣急敗壞地扔回去。這個拿鉛筆的人叫劉冰寒，一頭灰白頭髮，雖然也邋遢，但跟這裏其他露宿者比起來，顯得眉清目秀，說起話來還很靦腆。

接下來的四十分鐘，劉冰寒用那根鉛筆畫出了一幅《吳廣起義》。雖未至栩栩如生，但不失幾許磅礴。畫作罷，馬上引來了圍觀和讚嘆。「撕紙男」在一旁氣不打一處來，說：“那是他送給我的！” 一旁的劉冰寒會心一笑。我問其出身，52歲的他說他早年在山東藝術學院學畫，畢業後分配到機械廠畫零件，前兩年遇到工廠科技轉型，他無用武之地，便主動辭職來到北京，想找找機會，當一個“著名畫家”。

圍觀的人中有個叫薛獻永，留長發，系了一條綠絲巾。他自稱演過《太平輪》，不過因為怕紅了以後要應付記者，所以拒演了接踵而來的大戲主角。薛獻永後來領我到了另一角落，指著面前一個乞丐模樣的人說：這人是個碩士生，只說英文。我十分驚訝。

"You speak English?"

"Yes. What's the matter?"

他回答畢，放下了手中的半個漢堡。他神情嚴肅地告訴我，他身邊有一個"invisible living person"，時刻在控制著他的行為和思想，阻止他積極生活。他說他還寫過很多論文，研究這一個神奇的力量。我拜託他給我看一眼，卻見紙上密密麻麻都是政治敏感的訴辭。我大概知道他是怎麼回事了，禮貌道別後正要離開，他卻忍不住向我揭露「天機」：他說那個“看不見的活人”其實早就向他預告了我的出現，而且因為他透露了太多，現正用胃痛折磨著他。我連聲道歉。

我和同事覺得此地超出負荷，便收拾準備走。這時，薛獻永走到我身旁的鏡子前，仔細端詳了鏡中的自己幾秒後說："你是神經病嗎？嗯，你是。" 我對他擺出疑惑狀，他笑笑回覆說："我怕自己太聰明，會出事的。"

那個瞬間，整個麥當勞魔幻到像是浮在了半空中，地板一戳還能泛起漣漪那種魔幻。不過，至今我都覺得與其一概而論地說這幫人有精神病，還不如想像他們其實有另外一個意識世界。他們或許被城市盜取了精神靈魂，於是在深夜裡麥當勞裡重新創造自己。我們誤闖了他們的結界，被怪異的善意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