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婉婷導演：「普通得每人都有個歲月神偷。」

訪問那天，比約定時間稍為早了點，校工說張婉婷導演在小賣部；就在不遠處，看見她在笑著聊天。未幾，導演拿著小食進來會議室，不住讚小賣部的炸燒賣，又有點不好意思自己在吃，然後還是輕鬆開心地吃著。

後來，她輕描淡寫說起，年少時家貧，在學校沒有餘錢買小吃，所以現在回到母校，總特別雀躍。

英華女學校雖位於半山羅便臣道，但從來學生貧富都有，考進就可以入讀。「同學間沒在意錢，我那時候，有同學住干德道（西半山），請我們去參加生日會，有cream蛋糕；我住板間房，又跟媽咪說要開生日會，她又說好，差不多廿多個同學來到，不夠位就跳上我張牀，大家都一樣高興。This is a nice tradition（這是很好的傳統）。」她說少女當然有八卦、有是非，就是「誰誰穿露胸裝」，有錢無錢反而少在意。

張婉婷說父親早過身，母親是家庭主婦，她是大女，「那年代女孩子不用讀太多書，讀到中四可以去打工，做工廠妹，做舞女呀，去賺錢養家。」說完她卡卡笑，像在說著電影的主角。

沒有錢，只要想讀書，學校就提供獎學金、助學金，「我讀書不用學費，吃午飯都不用錢，我見到那些小吃特別高興，那時無錢買呀。」有心求學，還有老師的幫忙。「當時有位外籍老師叫我教她中文，其實是想給我錢，就說成要給我工作，實則每次都是她反過來教我英文，又請我吃飯，還教我餐桌禮儀。」就這樣，半工讀的升到中六。

那年，幾乎要出來工作，但她同班老友卻要供她讀大學。「她家人要她工作養家，當時她打兩份工，上午一份，下午另一份，但只給媽一份工的糧，另一份都給我讀書。」她要養家，也有做兼職，「每月差不多都有500元，幾乎是全職的人工，但結果就天天走堂。」她聲線輕柔，雲淡風輕，聽來就沒覺著當日的苦。

她跟老友至今仍然要好，說她是「大恩人」。同樣母校當日對她的不離不棄，也是她從來對母校提出的要求，都會義無反顧地支持，「義務都可以」，包括石玉如校長委託拍攝校舍重建的紀錄片。

「拿學校拍 documentary（紀錄片），一定『悶到嘔』。」那不如拍學生呀，就是2011年唸中一的她們，到深水埗臨時校舍就讀，原以為 6年後學校完成重建，可以拍她們回到半山新校舍，那就圓滿了。怎料，校舍工程延誤，2019年才完工，然後剪片剪了十幾稿，到2021年才剪好。

更沒料到，這齣《給19歲的我》紀錄片在今年8月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映後，最初只在高先戲院安排幾場特別放映，到今天逢周末日的特別場，場場爆滿，一票難求。

幾個素人少女的成長紀錄片，導演認為觀眾哪來這麽大興趣？「我也不知道，我估是『真』，所有事，夠真就能感動人。」她說起那個年紀時，也有迷惘時，就曾問當時的校牧李清詞人生有何意義：「她說做人最重要是真。」憑這句話，她後來很努力去拍電影：「最受歡迎的，都是因為覺得有那份真。」

真心去做好一件事，即使《給19歲的我》完成初剪，連伴侶羅啟銳也說：「妳別再搞下去了，幾個女仔的故事那麼普通，有甚麼好看。」她卻回他：「普通得每人都有個歲月神偷呀，再剪剪，再shape（塑造）一下，不就好看了。」當然，她沒想過那麼那麼多觀眾想入場觀看。

那份真是，紀錄片中的幾位女孩，哭的笑的，大逆不道打阿媽的、立志要做警察、做香港小姐，抱著「hea 過」人生態度的，也有品學兼優 Head Girl （領袖生）維護抽煙拍拖壞同學。世俗視覺中的好學生、壞學生，校長都在退休前，緊緊給一個擁抱。

因為石校長認為：「我們現在所見到每一個主角的生命故事，只是永恆中的一個片段，但只要相信改變、相信學生有未來，這些信念，就為教育工作者這幾年與她們相遇同行的日子賦予永恆的意義和價值了。」

對於石校長的豁達，張婉婷是這樣認為：「石校長經過生死考驗，知道一個人如果不在適當時間表達愛，可能會太遲。她不只是一位校長，還是一位教育家，她有前瞻的 insight（視野），不拘泥於教育，而是著重幫一個人由一個階段走到另一個，這個幫，不是考試考到 5星星，而是性格、生活上的幫忙。」

紀錄片拍攝對象是當年的中一學生，學校提供了50多位給挑選。導演先請她們每人給19歲的自己寫封信，再從信中挑選引起導演興趣的，譬如有寫字偏在左下角的「香港小姐」，有想要做一級文物館館長的阿雀，但也有連面試也不去的壞女孩阿佘。「『香港小姐』的字細少又偏左下，把自己放得很低很卑微，很少見；有的叫我不要揀她，一定有問題，我說『咁咪好囉，睇吓點』。」

又譬如阿佘：「她是我揀的。她讀書好、跳舞叻，又是班長，很懂說話，很漂亮，說自己反叛，打過阿媽，但信又寫希望19歲時懂得考順父母，那對比很大。」還有讓導演稱奇，是中一已立志要當警察的「師姐」。「那時沒有社會問題，奇怪怎麼這個年紀就知道自己想當警察呢？她是真心呀，為了要當警察，又做小老師，又鍛練體能，可惜形勢變成這樣。」

後來從30多位學生中，再挑選10多位全程跟拍，「就是想看看不同階層的成長。」張婉婷說資金有限，分組導演找來自己同學，「都是師奶團隊，不懂做導演的，第一件事叫她們要站在攝影師後面，但她們總是走得不夠快，入了鏡，就很傍徨。我說入了鏡就扮路人甲，都無人認識你，一傍徨，那個 shot（鏡頭）就不能用了。」她笑著說。

第一天拍攝，只是早上6時到女生家，拍她起牀吃早餐，上學放學補習，晚上有無家人陪吃飯。導演才發現：「好像阿佘，早上自己返學，晚飯又自己吃，打電話回來，勞氣就鬧，啊，我就心想沒時間就不要生孩子好了，吃完飯自己做功課；就算定了時間表，幾點做甚麼，一定不會跟呀。」

後來，看著有自閉症弟弟的阿Ling，一直追求完美，又選學生會長，令自己窒息，「她自小知道父母總有一天不在，就要由自己照顧弟弟，可能會覺得很不公平；很多家庭有這不一樣的孩子，注意力都放進去，另一個（孩子）的成長會很辛苦。」

看著她們長大，導演和師奶團隊都不經不覺投進了感情。「阿佘跟我說讀書不用太叻，剛剛合格便可以，考DSE（中學文憑試）就『抵死喇』，考不到想入的護理系，她知死了，但第二年又給她考到。她這麼反叛，但我很錫她，她很有義氣的，只要約了我們談，就一五一十都全說出來，不會掩飾的。」

還有分組導演很愛錫的「香港小姐」：「那時很陰功，無人跟她吃飯，別以為是小事；父母不在身邊，姨丈又不理她，她就幻想自己得了絕症，有段時間說自己快要死。」張婉婷坦言，作為紀錄片導演不應該過於介入：「但不幫她可能會有 nervous breakdown（精神崩潰），分組導演就請她食飯、安慰她，又帶她看醫生，幸好後來她阿媽接她到美國；但直到臨走前，大家還是很擔心，不知後父對她怎樣。」沒想到今天的她，已大學畢業，還在世界級會計師行工作。

持續拍攝幾年，最初未知道故事方向，只是不斷跟拍，中途遇著少女反叛期，不給拍攝，唯有能拍就盡量拍，還有跟拍兩位校長、幾位老師，最要命是先要做「逐字稿」（transcription），以免遺漏哪句話，然後就是初剪後的不斷剪，前後剪了十多個版本，才得出現在公映的版本。

片長的限制，有個別故事不能放進去，譬如不停做手術的兔唇女孩，又有韓籍父親回韓國，留下她和母親等等：「怎麼個個都很悲哀似的？實情很多小朋友都有一堆煩腦；能夠了解千禧年代人的成長，對我是特別珍貴。我有想過，就算自己生了幾十個女，親生的也不會跟自己說這麼多呀。」

看著她們的成長，得來的啓發是：「不要少看年輕人。她們都很聰明的，只是不會跟你們說， 你那麼『笨星』，跟說你也不明白啦。」張婉婷認為，與年輕人相處，最重要是給予支持，對他們有信心：「她們普遍都很懂得自我調節，即使社會有甚麼重大變化，身邊有甚麼難過事，只要讓她們知道家人是最強大的後盾，她們就可以了。」

成年人的世界，跟年輕人的不同，與其說教，不如讓他們自己作決定：「我們那個年代都未有網絡，今天她們遇到網絡欺凌，怎樣教他們應付呢？就由他們自己吧，自然能夠解決了；成長很殘酷，會受到很多人輕視，但她們都很有韌力的；只要得到適當的愛，她們又會找到出路，不用為她們擔心。」

由2011年至2021年，跟拍的女孩都讓拍攝團隊嚐過不少苦頭，但張婉婷又笑謂，她們父母都受過不少，亦深信大人對她們的好，當下即使她們沒有表示，「心裏會記住，將來是會一百倍奉還的。」

這片也紀錄了10年間發生在香港，影響了這一代學生的大小事件 —— 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2014年雨傘運動、校內火熱的學生會選舉，以至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2011年想像不到我們這10年就見證著香港重大的變化，很幸運可以看著這時代成長的這班少女，怎樣面對自己的家庭、個人和香港的變遷，怎樣去適應。」2019年新校舍重建完成，導演邀請幾位女生回校補拍，還就當時的反修例運動，問問她們的想法，這都有拍下來：「當初拍攝時，只知她們參加這個、會討論那些，全部都拍下來。」原來大家都置身於這樣一個大時代：「就連校長也問，這個其實是否上帝的project。」

紀錄片就是如實紀錄，沒有迴避，無褒亦無貶。

10年前，無法預示今天香港的轉變，今天也無從預估明年的今天。「就如石校長所說，每件事只是永恆中的一個片段；無論開心與否，想離開還是留下，大家隨心，由一個片段去到另一個片段，很多事都會改變。」無人是先知，未來只能一步一步走過去：「這樣很好呀，人生才不會悶，香港是個很exciting（刺激）的地方。」

張婉婷的父母經歷兩次大戰及國共內戰，那代人死不了的逃難至香港或台灣：「67暴動後有同學到外國讀書，97年有一半朋友走了，後來又回來了。」她說她這代已經歷多次散與聚，累了：「我都係坐喺度睇下點先。」

Photo | 林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