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沒時間之芒果口味國安感冒糖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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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前選後感言之要我賣國我還不好意思賣你假貨】

我中學時代的英文老師之一，現在看來是個政治相當不正確的存在：看似近退休的老人、喜歡在上課時發表政治見解，中文與英文都有明顯混濁的外省口音。不過他當時就討厭余光中的詩句，或許能幫自己加點分。

是這樣一個人，在某次無趣的課堂上，說了一句至今對我影響深刻的話。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台灣，提到當年已經進入公共視野的國家爭議，覺得空洞無聊。大意是說，我不管國家叫做什麼，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決定一個名字一面旗幟，那我自然就會效忠這面旗幟，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問題呢？

是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問題呢？這三十多年來，中華民國建制派跟台灣獨立建國派給我們各式各樣的理由，但分享的卻是同一個論述核心：首先，國號不是空洞的符號，而是各自代表一整套政治價值；另外，國際上越多人知道，歷史越久的名字，就越值得保護，彷彿世界各國都會對一個小國的名字真心產生歷史與道德責任感。第一點還有明文制度可供參照，第二個重點相較之下顯然一廂情願許多，卻是當下更多人堅持的所謂理想。

歷經這麼多年，這位老師的宣稱在不同時期都會產生不同亮點：符號是否空洞、個人如何效忠、社會能否應否決定國家代表、名字本身有多重要等等。我與他最大的不同，當然就是從未感到個人對國家負有什麼效忠義務，倒是認定國家對個人有服務的責任。

因為，只有在國家對個人有服務的責任，而且個人對國家沒有效忠的義務的前提下，社會作為個人的集結群體，才有機會脫離國家機器的圈養與宰制，實現自主性、實現既有的矛盾與衝突，或許可以畫出某種和解的藍圖。也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才可以理解為何反戰、為何廢死、為何我們有權依據社會的現實與潛力要求體制自我改造，以及認識到社會才是體制的根源，而非其反。

但也是因為這種認識，讓我的國家概念顯然與主流偏離不少，而且隨著不同政治勢力逐漸並肩回歸黨國教育時期的國家觀念，這種偏離越來越嚴重。如今我已經很懷疑有多少人對我這類框架有興趣，遑論賦予信賴或予以認同。基本上，對我來說，國家只有在體制存在時才有意義。而如流亡政府、獨立去殖運動或新國家運動等，在體制完全落實之前，性質屬於社會運動，並無將其寄寓在國家位置上的理由。這裡所說的體制，從去中心性的語錄、論述集合、個別發言，到中心性的宣言、組織章程、條例、剛領乃至憲法等不同的落實程度，代表著從社會運動到國家落成的不同階段，各階段中的國家也因此具有不同的意義。

但在這些敘述的核心裡，重點更是，當一個運動或體制或政權以國家或擬國家自稱時，唯有這個國家敘事開始界定自身與其人民的關係，同時這個敘事超越了個人或小團體的格局時，這個國家/擬國家/政權才開始產生意義。簡單說，如果我無從得知這個國家價值何在，政權將如何與我互動，這個國家的存在便毫無意義。當然這裡面有實踐的問題：國家體制在運作的過程裡，不可能徹底依循自體規範毫無逾越，甚至常常會因為不同事例中的反覆作為，使人民無法辨識體制裡特定價值何在。此處，由於問題在辨識國家存在的意義，要注意的並非體制的失誤，而是立憲國家的憲法、憲法法庭判決等使社會得以辨識失誤的機制是否存在並運作。然而，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用這個標準來凸顯香港政府的治理失能，但卻完全無法應用在屬於自己的新國家運動之上，甚至用來理解自己現有國家的體制都相當困難。

在台灣的國家議題上，認識現實究竟有多難呢？只要看有多少人對修改中華民國虛幻的憲法法庭領土定義有多敏感，或者看有多少人認為貶抑忽視中華民國的符號等於台灣獨立建國實質成果就可以知道。這種狀態曾經因為政治論述試圖以各種方式連結中華民國與台灣兩個符號而有所減緩，卻又因為部分政客與意見領袖們堅持A=台灣、B=中華民國的分化裝置而強勢回歸。

在談論政治時，當我們看到個人提出的見解與事實不符時，有幾個可能性，若非這個人希望把別人排除在實際的政治進程之外，便是自願或非自願地將自己排除在實際的政治進程之外。而若集體失去了對現實的認識，群眾在政治上便不得不自我工具化，成為無法實際參與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的觀眾。是在這個意義上，選舉制度才與原始民主概念逐漸分離。當投票行為壟斷對政治參與的認知內容，而政客圈壟斷選民對現實政治經濟結構的認識，同時以共同構作的口號等操作手段壟斷群眾對結構的視野範圍時，投票行為便成為以政客論述為中心，要求被迫無法直視結構的諸多裸命聚焦在如何有效並有紀律地彼此仇視而非共掌主權的現實上，因而從根源起否定民主基礎條件的政治裝置之一。

因此，今天我們遭遇卻不一定意識到的現狀是，以政客的言論與修辭作為論述中心，造成以感受性為工具的壟斷，阻礙人民認識現實的視角。這當然也包括本地的國家體制現實：目前與人民有關的統治體制，是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建構基礎，以台灣為主但事實上包含澎湖金馬南沙等地的主權國家體制；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目前仍屬運動狀態，卻僅以主權符號為運動主軸，缺乏憲法或共和國基本法的正式討論，遑論在各種臨時版本之後進行普遍討論與修正的動力。以人民的立場而言，國家運動的主權符號完全不同於既存國家的明文制度，是一種無法提供參考、無法確保人權，任由政客隨意填充自己的夢幻，也無法針對其中矛盾與缺漏進行填補的象徵系統。所謂要建立公義或正常國家的語彙，到目前為止，也只不過是每個參與者各言其志的混亂符號而已。另一方面，表示要維護中華民國的政治權力，也同樣毫無意義可言。若說維護中華民國憲法與一切憲法法庭解釋不可動搖，這種論點不但從根本上就無法支持，甚至與中華民國體制本身充滿矛盾；就算只聚焦在幾個政治象徵的熱點上堅持不可啟動更改進程，同樣是違背任何一種民主憲政體制內含自我修正機制的意見，根本毋需考慮。

這種現實與妄見的落差，在加入各種自稱與命名為統獨的政治向量，以及不同向量之間各自任意收集的象徵之後更顯複雜。誰能想到在「左-統-獨-右」的排列組合之後，又會出現所謂「華獨/台獨」的分類？而在眾多論述信誓旦旦地強化這組對立之後，又在民進黨站在「華獨」立場上並成功塑造自己「抗中保台」印象後徹底無效化？就像同婚專法不再違憲反同、官員與國道收費員簽署協議不再代表政府、綠黨不再堅持生態保護立場、打壓陳抗不再只是國民黨政府的專利、太陽花不再只是反服貿也不再只是反黑箱而終於成為反中象徵等等，這些刻意抹消邏輯的政治展演，一方面消解人民以價值邏輯解決象徵空洞化問題的可能性，二來同時也在每次選舉中不斷加強感受性綁架的必要性；這兩種走向配合上政府建制的失能，營造出世界各地所謂民粹崛起的論調，同時也反映建制系統的毫無反省。這次台灣總統選舉，以韓國瑜之張狂與無能，加上對手同以國家覆滅的民粹式召喚刨其根底，總算讓他無法乘著一般常見的國家主義式民粹反建制浪頭上位；但換句話說，在韓式民粹不敵英式民粹的結果下，尤其表現在國安法修法與反滲透法立法的過程中，國家危機意識與例外狀態的不斷合法化，同時也揭示了接下來台灣政治場域裡，各種既有符號將更加順應民粹召喚形式並持續空洞化的向量。

為什麼必須堅持將這些動力歸於民粹？因為身為執政者與準執政者的諸黨派，一再堅持將制度政治的視野鎖在技術細節，而宣稱這些細節可以表露自身的價值，卻拒絕明確宣稱這些價值、予以實現，並邀請質疑與修正的意見，同時也不斷拒絕承認自己違背這些價值的事實；另一方面，則將維護價值的責任分發給支持群眾，讓群眾以彼此情感傾軋的形式，來決定自己支持何種並未受到任何政黨切實遵循的價值，唯一確定的結果，唯有某些政客又能在毫無政治責任束縛的情況下，在選舉後站上各個權力位置，繼續挾持民意以自重而已。

就算是在這次大選裡，最被看重的國家意識/亡國感/反台獨/抗中保台等等任意連結的符號鍊上，也具有同樣去責任的特色。無論是哪一黨執政，甚至只要擁有一定的權力位置，如果認為國家定位、國家意識甚至國家象徵是重要問題，特別是在認識到包括國號、憲法、體制架構等哪些需要修正的地方，理當以直接的方式在制度裡尋求解決，而非堅持一種在核心不斷呼求團結並存——放棄一切識別問題所在而後提出解決方案的機會，同時又放任人民彼此傾軋分裂，確立政客只需高喊空洞口號，同時又能藉排除手段收割勝利果實的扭曲體制。到如今，就連最堅持貼緊國家意識民粹手段的政客，都不斷搪塞推遲國家前途決議公投的手段，顯然是重要的警訊。但就算如當今政客一般，對人民毫無信任只願將其作為選票而工具化，可供參考的選項仍有許多：無論是指派專家標定問題意識、成立政黨平衡委員會實際展演衝突內容，甚至參考國民黨基於國統綱領的前例，以執政黨的國家定位宣稱為基礎成立政府專責統合機關，顯然都好過一方面積聚內部仇恨彼此賤斥、一方面以搖擺不定的選舉結果與政客意志來主導社會工程的現狀。

回過頭來，國家意識之所以是問題，重點並不在其本身，而是在它作為問題意識受到解決之前導致的分裂與傾軋，實際上壓縮了其他議題的政治空間。而在選舉時時常謊稱自己因為其他議題，例如人權、例如經濟、例如土地正義、例如能源政策等等才聚焦在支持特定國族意識的聲音，實際上卻時常與政客共謀，一再利用特定認同與從上而下的偽國家統合主義，回頭抹消他們聲稱是自己認同支持基礎的社會議題。國民黨在台前期所謂反共反獨保衛自由中國、後期的保衛中華民國與維持現狀容統止戰論、民進黨前期的公義須由建國實現論調、後期聲稱反中抗中口號才能保護台灣生活方式與某種中產階級生活品質的論述等，皆是如此。

連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有實際作用的議題尚且如此，反客為主的國族枝節一旦獲得凌駕一切的正當性之後，自然變本加厲，結果就是一面玩著昨是今非的遊戲，一面逐步建立起可供強制他人肯認的指鹿為馬效應：看到所謂綠營嘲笑所謂華獨，然後在蔡英文當選總統恢復中華民國台灣的認同後繼續擁戴；看到所謂藍營堅持九二共識甚至一國兩制，卻也在馬英九等領導人從未堅持一中各表，也缺乏對民主認識的條件下不離不棄，往後若再看到任何彷彿令人激憤的國族主義言論，還有誰會相信？這種狀況，勢必引導出新世代自主發展的另類國族意識，同時卻也在缺乏反省條件的前提下，讓賤斥、內爆、言論思想審查與受可拋式政治口號操作等政治問題，在社會裡繼續沈澱累積。

另一方面，這種對立的形勢使得任何議題都必須首先以政客利益作為出發點，藉口為支持政客等於支持特定國家象徵之後才能發展。實際上造成的效果，就是強化政客主導體制，弱化社會自我組織能力的威權傾向。

從這個立場上，我也同意台灣國家議題解決必然先於社會議題。不是因為國家象徵足以解決任何國際地位或國內體制問題；而是因為社會共認的意識形態下，已經確保以國家象徵懸置狀態阻礙社會民主進程這類形勢的絕對合法性。也因此，就如同民主國家政黨輪替能在社會裡燃起一絲反省的希望，我也完全同意以共同決策的形式讓國家象徵輪替。儘管輪替之後可能只是在政客的嘴裡從中華民國台灣換成台灣中華民國，至少可以讓社會看見，現存各種從國家中心主義出發的歧視與賤斥，以及各國族運動者念茲在茲的國際權力地位問題，不是改了象徵之後就可以獲得全新的解決方案。

事實上我們只要看到，在本地的現狀下，制度裡還存在著許多中華民國戰時體制的遺留，像是社維法、工會與NGO等民間組織相關法規、言論管制的可能性、違背國家意識形態的懲罰等等，而自認支持建國/獨立運動者，不但延續這類規範繼續實施，甚至不斷擴張並緊縮包括忠誠義務在內的各種管制，直接取代中華民國「法統」維護者在威權體制中的發言位置，而後者同時反而在中華民國體制還存在的前提下，將現有體制當成名為台灣（或其他）的異國予以反對，就理當能看到國家象徵在實際政經結構裡任人擺佈的無力事實。在台灣政治場域的象徵系統裡，國家象徵並沒有比其他象徵來得更為具有決斷性，而始終都是役使於政治資本積累原則之下的一小環。

說到底，當台灣發生了賤斥現象時，主張的人是維護中華民國符號敵視任何國家運動的多，還是言必台灣又不願承認別的台灣人身份的人多呢？這真的是個有效的問題嗎？

#好啦選前選後寫完都沒差

#二十年來講的都是同一件事你不煩我都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