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城市，希望的星光

十月四日，香港人渡過了歷史性的一夜。特區政府在當天下午宣佈動用僅在殖民地時代援引過的《緊急法》，繞過立法會，頒佈《禁蒙面法》。法例禁止集會參與者遮臉，否則可以被拘捕，最高刑罰是判監一年。教育局甚至在給中小學的指引要求老師上課也不可以戴口罩。立法目的是加強警方的執法權力，盡快撲滅街上的所謂「暴亂」。這大約是香港史上最快被證明有反效果的法令：法令頒佈的晚上，全港十六區都爆發大規模的武力抗爭，參與遊行的人都戴上口罩抗命，政府部門的辦事處、曾表明支持政府反對抗爭的商店、還有被抗爭者視為出賣市民助警方鎮壓抗爭的港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卻沒有搶掠）。

受到這個剌激，現在遊行最響亮的口號已變成「香港人，反抗！」。到十月五日，港鐵因受到大規模破壞要全線停駛，最主要的超市、所有主要銀行（除總部外）、幾個最大型的商場全部關閉，有開門的連鎖店也提早關門，而明明這本應是最好生意的周末。整個城市就這樣，終於第一次真正因抗爭的威力而全面停擺。街壘戰沒有因《禁蒙面法》正式生效而結束，抗爭者依然 black bloc 蒙面上陣堵路，只是策略上更加「快閃」。換句話說，香港這場「Water Revolution」，不但遠遠未被彈壓，更進一步演化成徹底的城市遊擊戰。

對《緊急法》的強力抵抗，說明了五個月來政府不斷升級的暴力鎮壓，除了為抗爭者帶來重大傷忙之外，對平息抗爭運動可說是毫無效果，甚至火上加油。

香港這一個城市的反抗，終於把政府迫得近乎束手無策，使香港進入革命邊緣，令城市的建制陷入危機。回望至今的抗爭歷程，抗爭者只用尋常百姓在這裡都買得到和找得到的物品，以巷戰、堵路、在街道快速轉移，和全副武裝的政權周旋，這是值得人們好好記住沉思的：這首先是一次城市之戰。抗爭固然基於的是價值（如自由與公民權利），甚至是主權與自治之爭（十月四日晚抗爭甚至有人讀出「香港臨時政府宣言」），但這一次，它們都沒有像在香港過往的群眾運動之中那麼明顯；反之，當人們叫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會說，人們反抗、捍衛、爭奪的，其實更根本、更在地、也因此更觸動每個人的心弦的：那就是共享香港這個城市的權利。

如果脫離了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或資本主義大都會的性格，我們是不可能好好理解這場革命與危機的本質，也因此不會理解人們自反抗與希望的根據。

有三種邏輯在香港糾結在一起：北邊正在問鼎世界政治和經濟霸權的主權邏輯、以私有的財富累積為依歸的金融地產資本邏輯、還有就是爭取活得有尊嚴的公民或市民（citizenship）邏輯。香港的金融經濟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重要，不難理解：香港作為已經融入歐美市場經濟秩序的體系，其實對中國而言有某種重要的白手套角色，在不影響國家主權對國內經濟尤其金融資本的掌控之下，中國的資本可以以香港公司的名義繞過重重關卡，引入資金和技術。但白手套的另一面，就是漏洞：對中共而言，香港也可以是重要的資本和情報外流的地方；而對感到中國威脅的世界霸權美國的統治階層而言，香港自然也變成敏感技術外流的國家安全關注。雙方在香港有關主權和控制的矛盾和角力幾乎不可避免：反逃犯條例修訂的抗爭在中美貿易戰開打後爆發和深化，復又成為其中的談判籌碼，就是明證。

這樣一來，香港的金融地產資本家是否對中共忠誠，自然就是北方的主權邏輯眼底下的重要問題。本地的金融地產資本精英一直是中共的同盟：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他們率先用人才和資本換大陸的低成本勞動力和地租，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在過渡期接受中共統戰，以向中共輸誠換取保持甚至擴大在香港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精英和主導地位。一國兩制的核心精神「馬照跑舞照跳」要維持的「港人信心」，其實就是他們的信心，中共保證將香港最有利他們的社會經濟結構延續下來，「急凍香港」（呂大樂語）。主權移交以來，雙方似乎合作無間：在「共產黨」和「地產黨」的共謀下，香港的民主化不僅沒有寸進，香港的經濟不平等所引起的社會抗爭，都被一一敉平：每一次的罷工、每一次的鄉村收地抗爭、每一次的社區重建抗爭，都在推土機和政府官員雙向夾擊之下敗陣，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共從來沒有在幫人民和幫地產商之間猶豫過。

但城市的社會結構畢竟不能被「急凍」，香港這樣的資本來去頻繁的大都會尤其如此，而香港人對資本邏輯屢次輾壓市民控制生活的權利，忍耐畢竟會有個限度。透過房地產和大型基建來吸糾過剩的資本投資，是大城市在現代資本主義結構上最重要的功能。根據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 的歷史回顧，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第一個大都會巴黎，就是為了解決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的第一次投資過剩市場需求不足的危機，於是大興土木而打造出來。同一條方程式至今不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包括香港在內，甚至還有中國大陸，在公共基建以外，就是以金融財技的創新，令置業變得容易，激活資本投資。但這樣做並非沒有代價：樓市泡沫可以爆破，最終得由人民的稅收埋單，如美國和歐洲。即使泡沫不（未）爆破，金融地產都吸去了本來可以發展其他產業和生產的資金，更全面對塑造了城市人的生活面貌：舊區被拆建起了大商場和高尚住宅，公共服務如交通和市場和社區設施，都變成由資本主導（甚至本身就是金融地產資本：看看港鐵和領展就明白了）。而活在其中的人，尤其是沒有錢參與資本投資、高端消費（如買房子）的，就被邊緣化，過著人浮於事、營營役役、對自已生活的空間真正 no stakes —— 沒有任何發言權的生活。

即使在民主社會，人們可以投票換政府，這都不免引來愈來愈多的社會騷動：巴黎的黃背心抗爭就是資本邏輯和公民邏輯衝突的顯例。而在主權邏輯之下，正是和美國貿易衝突白熱化的當下，中共對香港的金融秩序的控制就更不能放鬆，只能收緊，而這又等於必需對政權——掌管金融創制——和金融地產資本階層——所以中共對他們既有統戰、也有換血、亦有防堵——的管制收緊。香港則連普選換政府都不能，後見之明來看，則在看來最不可能的時間，爆發同時針對政權以及和政權結盟的資本的城市大衝突，近乎是遲早的事，一如——也是巴黎——1871年的巴黎公社。

在充滿血淚的奮戰之中，我們見到的是，其實抗爭正在一步步重組城市的肌理，我們正慢慢重建著去奪回這個本應屬於我們的城市的信心和能力。資本與政權儘管有劃分大地的能力，最熟悉城市、真正組成城市脈絡的，畢竟是其中活生生的人。於是在絕對的資源劣勢之下，抗爭者就靠住城市人的知識和知慧，不問和平勇武，在不同領域挺身而出互相合作，「核彈也不割蓆」，竟然建構了充滿韌力的抗爭陣線。在付出沉重的生命代價之後，抗爭還造就了這個城市的管治同盟的分裂：中共接連向香港首席大地產商李嘉誠開火，把香港動盪的責任歸咎「地產霸權」，根據消息，連習近平也指示香港的問題要「經濟解決」。這是主權邏輯逼迫金融地產資本邏輯讓步讓利，以回應公民邏輯的強有力挑戰。

而眼下的《緊急法》，則是北方主權對在其眼中失控的公民邏輯的鎮壓。作為回應，城市遊撃戰那些佔領、街壘和鎖定目標的破壞，是在公民邏輯成長中的市民共同體，對資源和空間的奪還。港鐵不應該是政府入股的地產商，更不應該是政權的運兵車，而應該是服務和保護每一位乘搭的市民的利益的公器；大商場和街道不應該只是為財富服務而與活在其中的人無關的消費空間，更應該是人民可以安心聚起來逛街、唱歌、集會的公共空間。城市停擺，來自大陸的旅客銳減，做街坊生意為主的社區商戶卻仍然能營業不誤，支持抗爭者的店舖還生意興隆；反之，紅色資金背景的商舖被塗鴉，被抗爭者確定有黑社會背景的則被破壞。面對警察或黑幫的暴力，抗爭者則組織武力自衛；警方成為政權的鎮壓工具，維持治安與正義就由認同抗爭大方向的民間武力自辦。

抗爭者種種或許令人側目的暴力背後，其實還是能看到對一個宜居而正義的城市未來的呼喚：城市的一切應該是屬於人民的，是應該向市民的福祉負責的，是應該有分辨是非黑白的公共心靈的，而不是屬於和服務政權和資本的。動用不斷升級的暴力，是推動改變的其他方法和渠道漸漸為形勢堵死下的無奈。本來不是這樣，也不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應該記得，抗爭轉移到對城市的破壞，是抗爭開始五個月 ，政府毫無誠意改弦更張之後才出現，「是你教我遊行示威無用」。而即使如此，即使偶有過當，那仍然不是無差別的攻擊：抗爭者未完全被暴怒吞噬，背後的理念和原則仍在。在破壞的也許難以接受的表象下，我們應該看見抗爭者的無奈、克制、渴望和理想。

香港的形勢無疑愈來愈嚴峻。尤其在貿易戰的大背景之下，主權、金融地產資本和公民邏輯的矛盾與衝突，只有愈扭愈緊。除了抗爭者的血肉之軀，其實我們沒有其他的依傍，可以確保公民邏輯的勝利。但甚麼是勝利呢？那就是香港人共享這個城市的權利的呼喚得到真正的回應與實踐的那一天。政權步步進逼，希望的點點星光或許會愈來愈暗淡；但願我們每個人在難免令人絕望沮喪的惡鬥之中，不要忘記我們之所以周旋不屈下去的理想：在自己的城市活得自在而有尊嚴，應該是我們每一個每一代人的權利。我們在城市中反抗，就是我們希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