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陆犯焉识》书评(6):劳改队的众生——犯人们的冤恨情仇

王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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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在美国和各国同学谈笑风生、回国又在大学任教的陆焉识,怎么也想不到,20多年后,他要在寒冷潮湿阴暗的劳改监狱棚子里,与各种政治犯、刑事犯为伍,和杀人犯、强奸犯们同炕共眠。

   这时的陆焉识,没有咖啡厅和图书馆可以去,没有办法隔绝和逃避。能做的,只有忍受和适应,和这些“人渣”们常年共处,一起劳动、受批判、睡觉,以及等待死亡。

  但这些被视为“人渣”的犯人们,并不都是真的“人渣”。相反,其中一些人,无论他们的出身、入狱原因、在监狱的表现,都堪称正直和良善,比陆焉识当年在美国和上海结交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知识分子、实则“酒肉朋友”的好友们,更加值得尊重。

  “十几岁的他背着包袱出门学生意,阿嫂围腰里插着鞋底,手上抓把剪刀追到镇口,边追边喊:你那头发会给城里人叫做土包子的,站住给阿嫂修一修!”

   “自家堂屋,门口蹿进几个警察,拿出判决书就朗读;老婆抱着孩子走进来,说搞错了,一定搞错了,判决书应该在法庭上念,怎么念到堂屋里来了?那不是事先就把判决书写好,临时填写姓名的?那不是搞错是什么?……”

    资本家“徐大亨”,在那个时代背负着“剥削者”原罪,但其实是从十几岁就离家谋生、勤劳致富的小商人。他因为无意间雇佣了国民党特务而被牵连,还差点被当成同名犯人判处死刑。他如祥林嫂一般复述从差点被处决到侥幸生还的过程,人们早已听厌。他把陆焉识当成值得结交的朋友,陆焉识却担心言多必失而沉默。这位“不愿当冤死鬼”的“徐大亨”,最终却因为医疗事故稀里糊涂的死去;

 “1954年4月的一天,刘国栋接到几大张纸的逮捕名单。他打电话问行动负责人,这么多人一天逮完?电话里的北方话回答:这是镇压反革命,不是过去逮捕地下党员,心软啥软?!刘国栋又来一句:每个名字后面总得有个具体罪状吧。北方话说:每个人自己都明白自己是啥罪状。

  刘国栋喊了报告首长,按照指示人都按名单上抓获,一共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说,错了,应该一百四十六个。刘国栋再看看手上的名单,说没错,是一百四十五个。北方人声音都没有抬高地说第一百四十六个是你自己。刹那间东南西北都有手和脚伸出来,下枪的,扒警服的,使绊子的,上手铐的……这种完美配合是一夜之间拿那一百四十五人操练出来的……”

 “刘胡子是长了一副好胡子,漂亮威风的唇须。刚进上海监狱时,监狱干部勒令他剃胡子,他问为什么,说他自己是反革命胡子又不反革命。干部驳回他说:人反革命胡子也反革命。刘胡子说,马恩列斯都留胡子,都反革命吗?就那样把他的二十年有期徒刑加上去了,加成了无期。”

   光荣“起义”的前警察局长刘胡子,在“新中国”政府做公安局长,抓“反革命”,完成任务后自己也被当成“反革命”拘捕,最终在监狱服药自杀。他抓其他没有具体罪名的反革命,是稀里糊涂抓的,自己被抓更是他完全始料不及的。“刘胡子”经常看陆焉识登在报上的文章,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大老粗,而是颇为追求思想进步,这恐怕也是他选择“起义”的原因之一。但没想到,这反而害了自己,且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被捕的经历,和商鞅、来俊臣的“作法自毙”颇有形似,但神却不似。他不是酷吏,是开明的向往新社会的爱国警官。这也让他的落难和死亡更显悲剧。

   他原本被判刑二十年,就因为一句顶嘴就变成无期徒刑。“徐大亨”的判决书不是在法院宣读,而是在“徐大亨”的家里;“刘胡子”因为一句话被加刑至无期。可见那个年代司法的随意与荒诞。自杀被视为对抗行为,“刘胡子”临死的写下遗言“祖国万岁”并不能换来同情理解,只是成为悲剧更悲剧的注脚;

  “伪连长此刻一身新,正雄赳赳地朝大门外的开阔地走去。大门在白天是敞开的,伪连长走出门二十多米哨兵才看见。听见哨兵的吼叫,伪连长来了个“向后转——走!”然后就开始大踏步后退,脸朝着哨兵,一面吼出指挥口令,让哨兵好好瞄准,节省子弹,争取两三枪结果他,别打得他满地打滚……四支自动步枪打空了四个弹夹。那场枪击等于把抗日战争延长了十好几年:伪连长是最后一个被消灭的抵抗中的日伪分子……”

    一位曾在日伪军中服役的“伪连长”,看“阶级成分”是不折不扣的敌对分子,却能在忠于政权的犯人头目谢队长折磨陆焉识和另一少年犯梁葫芦时,冒着危险出言相帮;面对污言辱骂自己母亲的谢队长,敢冒着被“加工”乃至加刑的危险上去拼命;在饥荒已经结束时,应是出于不愿继续被囚受辱,操着正步昂然走出劳改营大门,主动求死,被解放军射杀;(类似让人震撼的故事,勇敢的反抗,在毛时代劳改营恐怕有成千上万。但绝大多数都被有意的隐瞒、压制,最终永久尘封在历史中了)

   “谢队长犯的是强奸罪,刑期是七年。其他“加工队员”的刑期最长的也不过十年。因此他们在老几这样的重大政治犯人面前优越感十足。老几是敌人,而犯了罪的人民群众还是人民群众;坏的人民跟好的敌人不一个性质,坏的人民坏到哪里也不是敌人。他们在人民的范畴里可以有很大空间去坏。”

   “加工队(由刑事犯组成的、专门折磨不听话的劳改犯的

 队伍)”的谢队长,一个强奸犯,以酷刑折磨犯人为乐。他接受陆焉识贿赂的“欧米茄”,又折磨偷走“欧米茄”的梁葫芦。但这种人并不会被处罚。因为在那个时代、那个舆论环境、那个监狱,刑事犯地位高于政治犯,没良心的犯人价值高于“良心犯”。

   “犯人里也有一帮一伙的,但老几不入任何伙。在美国,在上海他都不入伙,宁可吃不入伙的亏,兜着不入伙的后果,现在会入这些乌合之众的伙吗?因此老几在一份亲密凑上来时,总是客套地推辞。不识抬举就不识抬举吧,老几还剩下什么?就心里最后那点自由了。”

   面对这样那样的犯人,陆焉识,“老几”,选择了“不入伙”。这既是为自保,更是为自由和原则。历经磨难的陆焉识,被迫害的与家人长别、在大西北劳改营改造,甚至拉屎的自由都没有。但还有心灵上独立的自由,“老几”仍然在坚守精神层面那一点很多人看来一文不值,却象征着人性自主的东西。

  在污秽肮脏却又难以反抗的劳改队,“老几”学会了忍耐、过滤、对脏东西当做空气。即便有人说与他女儿有关的肮脏话,他也当做没听见:

   从犯人到干部都知道无期犯老几的女儿演上了科教片,就是那个也长着卷毛的女博士。渐渐地,传闻脏起来,说那个女体上的肚脐眼是老几女儿的。再过一阵,老几(老卷儿)的女儿有了名字,叫“小卷儿”。 

    梁葫芦说着偷看一眼老几。老几不反应。他对待肮脏就是不反应。肮脏的念头、肮脏的语言不干扰他,就是因为他对它们可以聋,也可以瞎。

  这样的忍耐力,既让人佩服,又令人伤感。这是不得已的“阿Q”精神。此时的陆焉识不再有民国时那样为了一口气辞职的勇气,为了活着见到家人,为了婉喻和丹珏,他愿意忍着百倍千倍于民国时的屈辱、起码部分麻木的活下去。

   而犯人们的下流污言,也能反映出劳改队本质是怎样的。哪怕有“徐大亨”、“刘胡子”、“伪连长”这些还算有良知的人,犯人们根本上还是一群在体制迫害下心理扭曲、思想变态(并将变态公开表现出来)的人形动物们。生活在恶劣境况中、性压抑下的男犯人们,是缺乏基本廉耻的。而梁葫芦,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傍晚在草垛里发现母亲和她的姘头的。两人分了白馍睡得跟没事人一样。梁葫芦正好手上有把砍刀,于是正好一刀一个,替弟弟妹妹讨还那再也讨不回来的大白馍。他的砍刀剁馅一样下去上来,一直剁到刀刃崩裂同时向刀身翻卷过去,在刀柄上剩了一条奇形怪状的废铁。当天夜里,他把一对狗男女不分彼此的皮肉骨头埋进自家后院,把那个还是胎儿的弟弟或者妹妹也一块埋了,因此梁葫芦的卷宗里为他记下了三条人命的血债。”

   梁葫芦,是“老几”在监狱里最亲密的“朋友”。这位在大饥荒中打死母亲和母亲姘头,夺回给弟弟妹妹的口粮、被判处死刑的待决少年犯,强横、顽劣、残暴,又常受酷刑“加工”。说他可怜,但又可恨;说他可恨,又觉可怜。

   梁葫芦是那个人人没有温饱更无尊严社会的产物,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破碎家庭出身、丛林社会生长、在求活中变成恶棍的青少年们的缩影。这样的人,短暂的儿童、少年、青年时代,都没有感受到过任何“温暖”,只有冰冷与暴力。于是他们也回应这世界以冰冷与暴力。

  梁葫芦被枪毙前两天,“老几”出于真情,在梁葫芦面前不再装成结巴,劝他和弟弟见一面。而梁葫芦在上刑场之前,还是被“老几”装结巴的事举报了。这个看似凶悍也确实凶悍的小杀人犯,终究还是害怕死亡,还是想活,想立功,哪怕要用“老几”的命换自己的命,哪怕“老几”出于对他的爱才放弃装结巴、劝他见弟弟。

   而这也证明了陆焉识装结巴、其他犯人搭讪都不理、不入伙的警惕,是完全正确的。在劳改队,是不能发善心的,起码发善心不能暴露自己一些隐私和弱点。否则,再深厚的友谊,都没有立功免死/减刑有诱惑力。残酷的环境里,是不能心软的,是会被见缝插针的,是随时都会出卖和坑害的。陆焉识还是心软了。

   “老几”陆焉识还有许许多多狱友。不过,《陆犯焉识》里提到有名姓和“事迹”的,除了以上几位,就只有陆焉识入狱十多年后、文革时期进来的两个新晋犯人:知青小邢,和因为强奸女知青成为“破坏上山下乡运动分子”的村大队书记。

   大队书记是邓指导员极为讨厌的犯人,因为他强奸女知青,还洋洋得意的在犯人中炫耀。邓指正在生“鬼剃头”的怪病,就半故意半无意的,让这位强奸过若干女知青的大队书记掉进冰窟里,冻死了。

  而知青小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却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不得不去农村那“广阔的天地”劳动、打架,最终进了劳改监狱。这个脾气很冲、到监狱里还继续有些跋扈的青年,其怨气都是“上山下乡”毁了他的前程,让他当个大知识分子乃至外交官的梦,粉碎了。最终,他和一个贪污犯在监狱大火中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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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民中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为没有话语权的边缘人群发声者;致力于改善民权民生,做些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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