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作家获诺奖与韩国文化繁荣的原因、对中国文化凋敝的省思

  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女作家韩江。韩江也成为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人。韩江也是继金大中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韩国人、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韩国女性。

   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称韩江“以诗意的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韩江的作品包括讲述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战争创伤、女性境遇与女权主义、人生命的脆弱性、反思暴力等。此前她已获得“布克文学奖”和“龚古尔奖”这两项极高地位、几乎与诺贝尔文学奖齐名的世界文学奖项。

   韩江的获奖不仅是其个人的成功，也是韩国文化繁荣并得到世界认可的又一范例。2020年，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等多项荣誉，也是首部亚洲和非英语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电影。

  而韩国自身的文化节日和奖项，也越发知名和受国际重视。如釜山国际电影节、首尔国际电视节等，都享誉亚洲、知名全球。除了奖项，韩国的流行音乐、韩国电影、韩剧、韩朝传统歌舞和食物，也都传播到全世界，形成强大的“韩流”。无论是古装偶像剧《大长今》，还是政治连续剧《第五共和国》，以及《出租车司机》、《杀人回忆》、《雪国列车》等电影，都在韩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

   可以说，韩国的文化繁荣，已远超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在世界上的比值和名次，乃至比其高度繁荣的经济还胜一筹。而且相较于欧美日等较早发达国家，韩国这些成就，基本都是在1990年代至今30年左右实现的。这更反映韩国文化发展的迅猛、“后来居上”的势头。

   韩国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化成就，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创作提供了优良的物质条件，韩国政府积极扶植文化产业、韩国推广文化的技巧高超等，都让韩国文学艺术发展有了底气、得到助力。

   但以上因素并不是主要的。韩国文化成就辉煌的关键原因，在于韩国充分自由的创作环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心与关怀，以及韩国人强烈的民族情感、危机意识和自省精神。

   1980年代之前，韩国长期处在军人独裁状态中，文化事业虽有发展但十分有限。在专制统治和冷战反共的氛围中，知识分子及其文化创作被压抑，无法自由表达。

   直到1980年代后期，韩国逐步民主化，人们有了充分的思想、言论、创作自由，各种讨论禁区消失，文学艺术开始井喷。而之前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内战、军人专制等韩国历史上的悲剧和苦难，也被广泛讨论、为更多人所知。沉重的历史让韩国人尤其知识分子痛彻心扉的反思，为逝去的故人、受伤的同胞、多灾多难的民族呐喊。

   韩国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之所以打动人心，正在于其凝结了韩国人真实的经历与作者深厚的情感，以及对于悲剧原因的深刻思考、对受难者真挚的同情。韩国作品还非常擅长从小人物入手，反映普通人在重大政治事件中的遭遇和角色。如获韩国多项大奖的电影《出租车司机》，就是讲述韩国光州民主化运动和军政府镇压期间，一位平凡的出租车司机目睹军人残杀市民和学生的惨剧、运送外国记者、让记者将光州发生的悲剧告诉世界的故事。

   韩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不仅不会避讳历史上的敏感事件，还会大书特书。如关于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的影视剧就有上百部。还有诸如日本殖民时代的残酷统治（包括强征劳工与“慰安妇”）、美国占领、朝韩分裂和内战、南北关系、韩国军政府屠杀平民、1979年朴正熙遇刺和全斗焕“双十二事变”、韩国各地虐待儿童和性侵等恶性案件等，都会浓墨重彩的描绘，且并非“蹭热点”而是有着深刻思考、浓厚的人文关怀。在讲述残酷的民族历史和个人苦难中，又不失冷静客观，并将人权观念与人道精神融入其中，鞭挞丑恶、讴歌光明。

  这种“敢言”，正是韩国文化繁荣、取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因素。香港影星周润发在出席釜山国际电影节时就说：“韩国电影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其创作的自由和丰富的素材”，一语道破韩国电影享誉世界的本质原因。真实最能打动人心，自由创作才能充分挖掘真相和抒发情感。

   不仅影视剧，文学方面韩国同样以批判现实、关怀弱势的作品俘获人心。不仅刚刚获奖的韩江女士作品重点着墨女性境遇、边缘人生存、战争创伤者，老一辈韩国作家如黄皙映（代表作《客地》）、赵廷来（代表作《太白山脉》）等，也以工人、农民、边缘市民、战争受害者、专制下被压迫的人民等受难和弱势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笔墨深沉、情感充沛，引发广泛共鸣。

  而韩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心、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他们创作既多又优的重要原因。历经苦难、在大国夹缝中生存，韩国人的危机感和内部团结性，激发了韩国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对同胞的爱与同情、对人性的拷问。文学和影视创作，就是在记忆历史、反思灾难、呼唤正义与和平、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当然这些记忆与反思不止局限于韩国自身，也有着普世的关怀和全人类共有的价值。正如韩江曾说过的，“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凝视火苗燃烧直至熄灭。在凝视的瞬间，向人类和人生提问”。

  韩国的文学与影视还充满自我批判与反省。韩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热爱国家民族，但绝不会为自己国家民族的丑闻隐瞒、遮羞，相反将揭露黑暗、批判丑恶作为爱国护民的方式。

   如电影《南汉山城》，不仅描述了古代朝鲜国王屈膝于女真征服者的情景、思考委曲求全和死战亡国的利弊，还描绘了朝鲜奴隶帮助女真入侵者、在朝鲜大臣质问时反问“在朝鲜，奴隶算人吗？”，揭示朝韩民族内部的压迫；

  电影《熔炉》，暴露韩国残疾学校性侵残疾儿童丑闻、各级政府和公务员的官僚主义与官官相护、人性的狡诈虚伪。许多中国观众看后颇有共鸣；

   以韩国科学家黄禹锡造假事件为原型《举报者》，褒扬了求真的质疑者和举发者、批判了以造假方式争取国家荣誉的行为，主张民族自豪感不能建立在弄虚作假之上、真相最重要；

  电影《实尾岛》，讲述了一支被秘密培训试图刺杀金日成的韩国特种部队，在被长官抛弃甚至将被杀人灭口情况下，杀死看守他们的军官、劫持汽车冲入首尔、向国防部及总统要说法、最终全体被杀的故事（同样据真实事件改编）；

……

   韩国电影对自己国家民族黑暗面的毫不避讳的揭露与省思，是极为可贵、值得敬重、其他许多国家难望其项背的。很多韩国文学和影视作品对现实批判的尖锐程度和反思的力道，即便人文深厚且擅于自省的欧美都不及。韩国知识分子真的做到了对国家和同胞“爱之深，责之切”。

 韩国一些影视作品，还促成了韩国法律和现实的改变。如《熔炉》上映并引发热潮后，韩国法院重新审判了电影中的原型案件的罪犯，韩国国会也制定了更加严厉的反性侵、保护未成年人和残疾人的法案，被称为“《熔炉》法案”。而另一部反映女童被性侵的电影《素媛》，也起到了类似效果。而韩国的文学与影视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国家与国民价值观的塑造，这本身也是对现实的实质影响。

  韩国知识分子在悲辛中酝酿感情、在反思中剖析丑恶、在危机中思考出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创作出一部部惊人的、感情充沛的、伟大的作品。《寄生虫》获奥斯卡金像奖、韩江摘诺贝尔奖桂冠，是对其个人、韩国文化人士、韩民族实至名归的奖赏。

   相对于韩国文化领域的辉煌，与它一海之隔、有着14亿人口和五千年历史的中国，这些年来在文化艺术方面却颇为暗淡。中国的影视剧远没有韩国那样的大胆、广泛、知名国际，文学领域也是相对沉寂的。虽然中国作家莫言也曾于十多年前获诺奖、其他中国文学影视作品也曾闪亮过，但亮点较少，更与中国巨大体量不相称。而一些敢言的人和作品，其思考的广度深度、辩证性、进步性，又远不及外国知识分子和作品。

  而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足够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哪怕中华大地和这里的人民有着更加久远、复杂、正剧悲剧交织的历史，能够让世人动容的故事千千万万，但却并不能自由的回忆和抒发。许多中国人甚至丧失了表达的勇气和意愿，许多本能打动世界的人物和故事被尘封，人们在遭遇苦难和屈辱后沉默不语、唾面自干。

   在思想和表达都被压抑的环境中，当然难有优秀作品诞生，人文凋敝、文化没落。而禁锢思想和摧残自由，也破坏了人的思考能力与判断力，即便敢言者也难以准确认知和表达，甚至误入另一种歧途，这同样是悲哀。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文化创作方面仍然会死气沉沉，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国民也普遍继续浑浑噩噩。

   韩国的文化活力和成就，不仅胜于中国大陆，也比香港、台湾、日本更好。港台日文化虽也曾有辉煌岁月，今日却都相对沉寂。其中香港文化艺术的衰退，曾风靡大中华圈、影响世界的香港电影逐渐默默无闻，同样与自由受限有关。赞扬韩国创作自由的周润发，同时也叹息了今日香港电影自由表达受限。总之，韩国后来居上，成为今日东亚最具活力、影响力、雅俗作品兼备的文化强国。

  作为一位对韩国颇有好感、观看过不少韩国严肃题材影视剧的中国人，对于韩江女士荣获诺奖、韩国近年来在文化领域的巨大成就，是由衷敬佩的，也是钦羡的。古代中国辉煌的文化，曾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如今韩国还到处有汉文化和汉字的遗存。朝鲜半岛上千年的文明、大韩民国几十年来的文化成就，也是在本土地理文化基础上，对中华文化加以取舍后的吸收、发扬、再造、创新，结出的果实。

   今日韩国已“后来居上”，领先于中国。当今的中国人应更多谦虚与反思，反过来要学习韩国在制度、文化、社会风尚等方面的优点，尤其学习韩国宽松的创作环境、敢于直面黑暗和批判现实的勇气、对弱势和边缘者关怀的人文精神，让中国人的生活与命运被世人看见、理智与情感得以抒发，中华文明也能再现生机。

（图源“香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