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封城日记，但我有封号日记

（2020.02.02-2020.02.16，没有微信日子的纪念）

微信因“传播恶毒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被封号两周，就在传出消息我们伟大的国家准备全面控制疫情报道，封锁撤除所有负面内容的同一天（后得知那两天大批帐号被封或部分禁言，无数聊天群被解散）。

本来我的微信就没几个好友，且从不喜加群，更不爱群内发言，因此推测封号无非两个可能：网警拥有一览本应是私人领域的朋友圈的权力；我被自己所加的好友举报了。尝试回想、排除发出的每一句话，每一张图，加过的每一个人，极力想说服自己是第一种而非第二种可能，这样至少还能保留对人性的信任。毕竟，朋友圈可见者本就已通过多次筛选，均为相识的朋友、同学、同事、亲戚，虽并不与当中每一人熟络，甚至与某些观念不和，但此前仍坚信他们为人不至下贱至举报这一最最龌龊之举。当然，真实的原因我永远不得而知，我甚至不确定两周后能否顺利解封账号，我朋友圈那些“恶毒性谣言”还能保留多少条，要知道，那些可都是我一段段话、一张张图测试才最终突破审核封锁发出去的心血。

看到需要重新输入密码的提示时已有不详预感，等“恶毒性谣言”那几个字映入眼帘后原地楞了几分钟，然后恢复平静，并没有特别害怕或意外。只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没事就喜欢瞎写几句话的人来说（怎么说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哪怕写的都是垃圾，也哪怕好久没有生计了），微信是我记录、练笔的重要途径，突然丧失了一个表达自我的渠道（即便受众寥寥），说不倍感失落是假，不时手指发痒，总想搜几张珍藏的截图，打下几句酝酿颇久自以为或机智或讽刺的话语，和看到的无知、无耻言论作对，用各种事实和评论狠狠抽打某些人的脸。

言论空间日益萎缩凋零，愤怒与无力感却在滋生蔓延。当媒体风向转变，“正能量”故事取代了黑幕揭秘，质疑诘问变成了歌功颂德，个体生命再次让位于宏大叙事，我能做的也就只有在自己和他人被删帖与炸号前不断截图、拼图作为留存——官方厚颜无耻的表态决定，机构荒谬绝伦的观点做法，患者命悬一线的绝望求救，民间可歌可泣的守望自助，博主网友辛辣讽刺的评论考证，不一而足。我早已决定这辈子不会生育，故也不知道这样的故事、历史、经历、体验、感受，未来能讲给谁听，流传多久，有何作用，但我知道，我们必须记录，我们必须记得，因为他们在篡改事实，重写历史。

东京沙林毒气事件被村上春树记录在《地下》与《在约定的场所》里，切尔诺贝利的爆炸则由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见证。是谁，会在何时写下武汉之疫的纪实文学？我们有生之年又能否光明正大地阅读这些文字？然而，比提出这些问题更可悲的是，我们伟大的国家值得书写铭记的远不止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