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讓歌曲再次偉大——〈何日君再來〉的國族糾葛

或者，是 1939 年李香蘭的版本：

1930 年代是中國與日本進入戰爭狀態的轉捩點，但同一首歌〈何日君再來〉卻紅遍兩國，甚至跨越到戰後的臺灣。

先把時間往前推更早，看看戰前的日本吸納中國文化的野心。

支那趣味，潮的代名詞

大正時期，出現「支那趣味」字詞，指稱對中國文化關心的藝文圈。日本自古就有漢學研究，到了明治時期進入近代化時期，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從「研究」轉變成「趣味」，將中國文化視為某種異國風采，跟得上趣味的人才夠潮啊。

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國，一度臺灣既有的清朝文化，也被視為支那趣味作為宣傳。懷抱琵琶的美麗藝旦、穿開衩長衫的女人、芬香的烏龍茶葉⋯⋯將臺灣塑造成洋溢異國風情的殖民島嶼。

支那趣味反映在文學作品上面，例如：佐藤春夫《南方紀行——厦門採訪冊》，記錄 1920 年遊歷廈門的旅行。身為日本人，佐藤春夫明顯感受到當地人對日本人的仇視，看得見「禁用劣貨」、「勿用仇貨」的標語。那段時間，接待的友人還直接問他想不想去娼窟？想不想看看阿片（鴉片）？

佐藤春夫的廈門之旅，其實是從臺灣坐船出發的。結束廈門旅行後，他再次回到臺灣旅行，旅程催生具有「臺灣風情」的小說《女誡扇綺譚》、《霧社》，故事有閩式文化及原住民文化的影子，不過是站在日本本位的觀點，與實際的狀況是脫節的。而且，臺灣呈現的風貌不只有清朝文化，還有南國島嶼的風情：熱帶植物、原住民部落、海洋、高山⋯⋯等等。

相較於臺灣，充滿冰雪的滿洲國支那文化，又是另一種面貌。滿洲國孕育出的電影，帶觀眾進入更有圖像、聲音的支那世界。

從日本紅回去中國的「支那歌」

進入 1930 年代，支那趣味不純粹是文藝人士手中異國風情的素材，更身兼宣揚「大東亞共榮」的理念。1937 年成立的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就是肩負「日滿親善」、「五族共和」、「王道楽土」的使命。

滿映誕生了一位人生比戲還精彩的女演員——李香蘭。

她唱紅了一首中國歌，讓日本、中國、臺灣都認識歌曲。

〈何日君再來〉在 1937 年的上海誕生，本來只是作為電影《三星伴月》的插曲，由周璇演唱，沒有要作為主打歌的意思。沒想到，到了 1939 年李香蘭翻唱的版本，使得〈何日君再來〉變成紅遍日本、中國、臺灣的火紅歌。

「李香蘭」是當時走紅日本、中國的女演員，頂著支那味十足的名字，在電影裡總是扮演愛上日本男人的支那女人（喔，除了《莎韻之鐘》，李香蘭飾演原住民少女，但同樣地，願意為日本男人犧牲），是日本人形塑的「支那女人形象」。

戰爭結束後，局勢的優劣扭轉，所有公眾人物的過去，會不斷用「親日、媚日」來檢討，來看看你是不是「漢奸」。李香蘭曾參演宣傳日本正面形象的影視活動，自然也在被批鬥的行列。

於是，「支那女人」的真面目終於曝光：原來李香蘭是在滿洲國長大的日本人（血緣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

這個事實，讓眾人驚呆了。原來李香蘭不是親日的「漢奸」？因為她根本就是日本人？

周星馳電影《國產凌凌漆》不斷將「李香蘭」貼上「漢奸」標籤，卻也不斷用歌曲〈李香蘭〉貫穿電影，到底李香蘭代表的是什麼？我們居然相信螢幕上的她真的是中國人，國族的界線跟漢奸標籤一樣，變得模糊。

臺灣讓歌曲再次偉大

〈何日君再來〉在戰後的臺灣被禁止，原因有各種說法：歌曲內容男女情事靡靡之音、暗示日「軍」再來等等。

等到 1978 年，鄧麗君重新演唱〈何日君再來〉，歌曲才再次重見光明，紅遍臺灣、日本、中國，甚至是東南亞等地。

〈何日君再來〉能再次偉大，不光是鄧麗君厲害的演唱功力，還跟當時特殊的政治背景有些關聯。

1960-1970 年代的臺灣，政治思想審查不如前期一樣嚴肅，卻還保有一定的控制力。這層現象反映在鄧麗君的演藝事業，外號「永遠的軍中情人」的她，身影常出現在勞軍活動。鄧麗君的歌曲，作為「同化對岸」的光復國土武器，在金門島嶼架設無數喇叭，用力放送給對面的「人民」聽，希望他們內心被感染，興起「回家」的念頭。

鄧麗君是國軍的最強武器，而她也瓦解了〈何日君再來〉的禁忌，賦予歌取新的面貌，眾人已經不記得李香蘭版本的〈何日君再來〉，亞洲傳唱的是鄧麗君的版本。

不覺得拿女藝人宣傳國家的做法，不論還是戰後的臺灣，還是戰前的日本，手法似乎都相似嗎？鄧麗君站在臺灣土地，心唱中國的美好；李香蘭站在中國土地，心唱日本的美好。但是國族的認同，總在等待一個事件將幻想戳破，從而誕生無法被定義的新意義。

我喜歡搜集日本近代文學、台灣歷史資料，寫小說寫累的時候，就換個口味來寫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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