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誰動了胡適的奶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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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10日上午9時,從美國回來的胡適在中央研究院考古館的樓上出席為他舉行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典禮前胡適特地關照主辦人,過程越簡單越好,凡是含有宗教儀式意味的程序,都可以省掉。於是,典禮幾乎就是兩位院長的致辭。典禮結束之後,按照安排,下一個節目是中央研究院第三次院士會議開始,時間是10點。這時,蔣介石來了,隨同而來的還有「副總統」陳誠等。這次會議由胡適主持,他開篇說了幾句,便「請總統給我們訓話」。
蔣介石的訓話有他自己的偏重:他希望中央研究院不但要成為全國學術最高研究機構,而且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說到此處,蔣話語一轉,開始褒獎胡適:「胡適院長除以思想學術來領導我們學術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但這只是一個鋪墊,僅此一句,話語就轉到大陸對傳統文化的清算與摧毀,其摧毀者即傳統文化中的倫常道德。於是,他號召大家「一致負起恢復並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要盡量發揚‘明禮義,知廉恥’之道德力量。」只有這樣,「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
總統這一番弘揚傳統道德的訓詞,未知在座者有何反應,但胡適的反應是很強烈的。身為院長,對總統的發言要有個態度。但,出人意外,他張口第一句話便是:「我要向各位來賓告罪」。告罪什麼呢,幾句話過後,「剛才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當面否定對方對自己的誇獎,這不符合胡適的日常性格。這樣的開場白,不要說就蔣胡關係而言從來沒有過,就是胡適平生在任何場合也沒有過。本來,蔣說話後,胡只要應景幾句便可以了。可是胡一反常態,抓住蔣的話大做文章。不但講話時間遠超過蔣(僅此而言已屬唐突);而且整篇講話幾乎都是在顛覆蔣。須知蔣的身份不是普通來賓,而是總統。他是來「訓話」的。
胡適聲稱自己在大陸被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而是自己在大陸許多年輕人頭腦裡留下了許多「毒素」,這些毒素便是五四那些新思想新文化新學問。要而言之就是科學與民主。於是,胡適話題轉到科學與民主,批評自己的朋友陳獨秀在科學尤其民主問題上的偏差,更侃侃而談他自己對民主尤其是科學的看法。接著在談到中研院的任務時,他再一次重復開頭的話:「我們不要相信總統十分好意誇獎我個人的那些話。我們的任務,還不止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華文化所獨有的,……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使所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胡適的一番話可謂「溫而厲」。他最後這樣委婉地結束:「今天我很大膽的說了一些話。總統的話,梅校長的話,我們一定要記在心裡。謝謝大家。」會議結束後,胡適和李濟又陪同蔣介石和陳誠參觀了院裡推出的一個有關古代文字三千年的展覽。兩位總統離開後,下午中研院繼續開會。
但,令胡適想不到的是,他的話深深刺痛了蔣介石。蔣雖然後面保持禮節沒再說話,但並非無話可說,而是把話留在了自己的日記裡。幾十年後,蔣介石日記解密,有學者赴美特地抄錄了1958年4月10日的日記內容:「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第一次乃是民國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漢受鮑爾廷宴會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聽胡適就職典禮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說是求全之毀,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後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經驗。而我輕交過譽,待人過厚,反為人所輕侮,應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態已深,不久於人世為慮也。十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參加院長就職典禮,致辭約半小時,聞胡答辭為憾,但對其仍禮遇不予計較……因胡事終日抑鬱,服藥後方可安眠。」
蔣的內心痛苦,胡適哪裡知道。他自己當天並未留下日記,故我們也不知他那天為什麼要當面頂撞蔣介石。今天,以局外人觀之,他之觸怒蔣介石,蓋在於蔣介石那天的褒獎詞其實深深地觸動了胡適之,令他難以接受。胡適是靠新文化運動起家的,新文化運動是以反傳統尤其是反傳統的禮義道德為主打的。然後才過渡到來自西方的科學民主。蔣介石不誇胡適如何介紹西方新文明,卻誇他的道德品格。看起來是要把他尊為道德表率,而且是傳統文化意義上的道德表率。這不但不符合胡適對他自己的內心期許和身份認同,而且讓他聽起來恰像是反諷。畢竟胡適當年的同道對傳統道德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
蔣介石是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還是在1940年代的《中國的命運》裡,就對所謂的五四新文化反感。他既反對當時共產黨引進的蘇俄共產主義,也反對胡適等引進的歐美自由主義。不僅將其視為對中國傳統的「文化侵略」,而且使傳統文化陷於支離破碎。1950年代,大陸對胡適的清算,在蔣看來,「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這種摧毀又和五四對傳統倫常的摧毀有著內在的歷史脈絡。這些,別人如果聽不出來,胡適還聽不出來嗎。五四新文化是胡適的禁臠,誰也碰不得。這次蔣介石動了胡適的奶酪,胡適這叫當仁不讓。何況胡適視五四新文化為文藝復興,這復興靠的是科學民主而非固有道德。可是蔣的講話卻把固有道德視為科學民主的基礎,這與胡適的觀念絕難吻合。更何況中研院是一個學術機構,自當以學術為主,怎麼可能讓它去承擔復興固有道德的任務呢。
物去人非。蔣胡之間這次衝突的是是非非,當然人各有看法。有意思的是蔣胡兩人之間的關係,一個政治領袖,一個學術班頭,一個直言不諱,一個隱忍未發。如果換在大陸,他們之間的關係,類同於郭(沫若)毛(澤東)。這兩人是否可能出現蔣胡那一幕,如果他們的意見也確實相左的話。這不妨是一個有意味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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