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48：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前文寫了余英時先生在《九十年代》評論政治現實的往事。我翻閱舊雜誌，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圓山飯店跟余先生會晤與談話的情形。那時候，儘管離大陸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態度，仍以抗議和制裁為主流，但台灣和南韓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現了大陸熱。

據《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內部材料，自1987年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以來，到1990年初，已經有約130萬人次的台灣人去大陸。而大陸批准赴台的人數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黨員。中共內部材料指示各級幹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強加於人」，「積極主動順乎自然地宣傳自己，做好工作」。中共雖然沒有說對台放棄武力，但鄧小平會見台灣訪客時就說：「大陸與台灣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對雙方都不好。」在統戰笑臉相迎下，台商固然紛紛前往大陸找商機，而民意代表、意見領袖也都以能夠與中共高幹交談為榮。

那一年，李登輝總統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成立會上說，世界潮流所趨，使身居鐵幕的人民，「對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為行動」，「中共絕沒有力量，長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

當然，後來發現由利益集團掌控的世界潮流並非如此，國統會也漸行漸遠漸無疾而終了。不過，當時確牽引起台灣一些人對大陸的幻想。國台辦副主任跟《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說：「《人民日報》若可以在台灣發行台灣版，《中國時報》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陸發行大陸版。」因這句模稜兩可的話，好些人就談論到大陸去辦報。也有人主張台灣的政黨應到大陸去發展組織，有人則主張台灣應透過農業技術團的合作去影響大陸，「促進共產體制的質變」……。

台灣投入不少金錢和人力支持北京辦亞運會，有中共官員對台灣訪客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亞運會能夠在另一個中國的地方舉行。」於是台灣就有人認為中共已經講好支持台灣舉辦亞運了！

余先生說：「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麼強大的中國意識。共產黨沒有，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說什麼為中國人爭光。全是假話。不必聽，也不必看。」

他說，共產黨哪有這麼簡單？你以為你很聰明，「認為共產黨人就個人來說不比你聰明，但真正鬥起來你就知道，以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以他們的厲害與技巧，你是鬥不過他們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們的談話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號上。同一期，針對台灣人的「大陸熱」，作家柏楊也寫了篇文章說，「美國人跟台灣人比，美國人像白痴，台灣人妙計百出。但是台灣人跟大陸人比，台灣人就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他說的白痴和妙計百出，是指政治計算。美國人一切按規則辦事，實話實說，台灣人就較靈活。但跟大陸人比，大陸人用各種飾辭讓你相信他的鬼話。相信這些飾辭並以為可以改變共產黨的台灣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當時針對台灣的大陸熱，說香港人比較知道共產黨。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還是人大、政協，都只是與共產黨口頭合作，事實上資本早就移到外國了。將來如果能混的話，就跟你混一混，不能混就遠走高飛。他的朋友對他說，「第二次傻瓜我是不會再當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數來說，確實比台灣人更了解共產黨。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是從大陸避秦而來的。柏楊在文章中說：「對中國的前途，都是距離越遠，所抱希望越大，也越樂觀；距大陸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觀。而留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完全絕望。」

香港人從1980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以來，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於無奈接受九七主權轉移，部分有條件的人就移民外國，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形勢。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極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民主體制。

是有傻瓜在中國每更換一個最高領導人時，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較多香港人會認同余先生1990年所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挫傷。歷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個社會改變，因為社會結構是動不了的。但共產黨把所有生機、一切社會組織都毀光了，只剩下一個組織，就是黨組織，從中央一直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間組織都被毀掉，這樣的社會要恢復起來很困難。」

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香港人大多數不會對中共在九七後一段時間的忍住手不干預有幻想，不會對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後，對中國民主化也沒有幻想。對一些民主派主張「促進中國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來越少。

至於後來香港年輕人奮起抗爭的堅強意志，倒是我那時想不到的。

（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20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1. 題記
2. 闖關
3. 圈內圈外
4. 殺氣騰騰
5. 煎熬
6. 傷痛
7. 動盪時代
8. 抉擇
9. 那個時代
10. 扭曲的歷史
11. 先知
12. 自由派最後一擊
13. 我的家世
14. 淪陷區生活
15. 汪政權下的樂土
16. 淪陷區藝文
17.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18. 李伯伯的悲劇
19. 逃難
20.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21.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22. 古國風情
23. 燕子來時
24. 在左翼思潮下
25. 1948樹倒猢猻散
26. 豬公狗公烏龜公
27.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28.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29. 自由時代的終章
30.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31. 確立左傾價值觀
32. 「多災的信仰」
33.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34. 中學的青蔥歲月
35.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36. 談談我的父親
37.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38. 父親的挫傷
39.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40. 畢生受用的禮物
41. 文化搖籃時期
42. 情書——最早的寫作
43. 那些年我讀的書
44. 復活
45. 不可缺的篇章
46.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47.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48.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49.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50.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51. 歸處何方
52. 劉賓雁的啟示
53.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54.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55. 通俗文化的記憶
56.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57. 伴侶的時代
58.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59.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60. 福兮禍所伏
61.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62.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63. 二重生活的悲哀
64.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65. 脫穎而出
66. 覺醒，誤知，連結
67. 非常有用的白痴
68.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69. 中調部與潘靜安
70. 非蠢人合做蠢事
71.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72. 無聊的極左干預
73. 從釣運到統運
74.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75. 統一是否一定好？
76. 台灣問題的啟蒙
77.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78.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79. 踩不死的野花
80. 文革精神
81.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82. 極不平凡的一年
83. 批判極左思潮
84. 民主假期
85. 裂口的開始
86. 太歲頭上動土
87.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88.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89.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90.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91.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92. 九七覺醒
93.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94.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95.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96.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97.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98.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99.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100.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101.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102. 「庚申改革」的流產
103.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104.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105.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106.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107. 守護我們的心智
108. 江南案的考驗
109.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110. 「李匪怡」和《香港1997》
111.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112.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113.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114. 「基本煩」和霎眼族
115. 與勞思光的交往
116.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117.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118.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119.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120. 第一道晨光
121.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122.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123.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124.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125.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126.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127. 內幕之外
128.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129.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130. 我的愧疚
131.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132.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133.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134.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135. 與黃永玉的交往
136. 真有「九二共識」嗎？
137. 俄羅斯歷險記
138.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139.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140.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141.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142.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143.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144.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145.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146.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147.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148. 台灣人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