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失去了意义感？

你有没有想过，“勤奋工作”作为我们生活伦理中的重要部分，实际上只有短短几百年的历史。在工业化之初，有许多人拒绝投入到资本主义式生产中，以一种相对更加随意散漫的态度进行工作。但很快他们就被各种手段“收编”，逐渐认同了“人生必须工作”这一伦理准则。

同时你是否意识到了，在“工作”变成大多数人生活的必选项时，这一行为却日益与我们的人生意义“脱钩”。在过去，一名工匠的人生意义可以是不断精进技艺，制作更加完美的作品，而如今只有极少部分人可以继续追寻这种意义。不论是工厂的流水线工人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他们一天重复组装成百上千个零件，或是无休止地进行会议记录和PPT制作，其中能够攫取的成就感却微乎其微。

在21世纪的第22个年头，工作，逐渐演变成一种谋生赚钱消费的手段而已，再也不是我们要达成的人生目标。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生意义都与“新的欲望、占有和体验”直接挂钩，换句话说，“消费”代替“生产”成为了意义感的主要来源。

这一系列关于“工作”的观念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与过去几百年的社会整体变化有何关系，它又是怎样和消费主义的诞生相勾连，影响了福利国家的兴衰和穷人的困境？

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以欧美多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借助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多学科知识和丰沛的人文情怀阐述分析了这些问题。其中的论述既有学术高度，又与我们每个“打工人”的困境息息相关，《经济观察报》评价称：

“这本书，马克思读后也会哀泣。”

如今，我们有必要阅读这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因为如果我们想要在微观上理解自身所面临的各种“意义困境”，就必须先在宏观上洞察我们所处的世界——它是如何变得像今天这样令人难以忍受的。

1、“人必须工作”的正当性建构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有关“工作”的一切都要从现代工厂的出现开始说起。

在工厂出现以前，人们与自身的工作具备“亲密”的关系。工匠制作椅子、樵夫砍下柴火、农民种植粮食和蔬菜，他们会为自身的劳动成果而感到满足，甚至为自己积累并倾注其中的经验和技巧感到自豪。

“工人通过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控制进程获得工作的意义和动力。”

后来，工业化打破了这一切。曾经的工匠大片失业，被驱逐进入工厂，变成“没有灵魂的小齿轮”。同时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很多职业也不再被需要，这些人也同样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但即使如此，当时（欧洲）的许多人还是不愿意进入工厂，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是由于“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一旦这些既定需求得到满足，工人就丧失了继续工作的动力，不再有赚取更多金钱的动力。”

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物质需求很有限，体面生活的门槛很低，根本不愿意为了一些钱就去工厂里拼命。

在此情况下，工厂主、国家决策者以及一些经济学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发起了一场“工作伦理改革运动”。

所谓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齐格蒙特·鲍曼总结了这一戒律的两个外在前提：

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也就是工作）；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是可耻行为，而努力工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光荣行为。

总而言之，这一戒律强调“打工人”不应在意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工作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不工作则是一种罪恶。也就是呼吁大家说：“别再说什么流水线工作浪费人生了，不工作的都是懒鬼，快滚去工厂上班！”

除了政府和工厂主外，许多教会人员编撰了各种故事，尽其所能地为年轻人们灌输“工作光荣“的“正确”价值观。

但工作伦理的宣讲还是无法让人们乖乖忍受工作，于是一些诱导性与强制性的措施诞生了。

首先是“消灭穷人”运动，这个“消灭”可不是“减少”，而是真正的“消灭”。面对无法适应新工业体制而陷入贫穷的人，许多政府建立了济贫院，但这一济贫只提供最低程度的救助，这是符合工作伦理的，因为这些人不参加工作，所以理应忍受肮脏的水和住处，以及发霉的面包。

援助被局限于阴暗潮湿的济贫院中，这让穷人们不得不考虑工作伦理的要求，到底是进入劳役繁重的工厂制度中求生，还是在几乎没有援助的角落里求死，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在这种政策环境下，许多有工作能力的穷人选择接受了工作伦理的驯化，而那些无法适应的穷人则在缓慢的折磨中死去。

在此基础上，工厂主们又可以采“仅供生存”策略，来困住已经屈服的穷人们。他们只为工人提供生活到第二天的微薄工资，使工人除了继续工作外，根本没有“退出游戏”的选项。为了保证这一体系的万无一失，工厂主们还会采取体罚和严酷的工作监视制度，这些都能有效地剥夺工人的选择可能性，使其永远成为工厂的奴隶。

在工作伦理和相关政策的推广实施下，欧洲的现代工业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所谓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实质就是“借助自然的可用能源对其它自然资源进行加工，最后产出财富的过程”，也就是教科书里所说的“再生产”。这一过程离不开劳动人口的参与，因此其延续性也取决于资本所有者能否让未参与生产的人口源源不断地加入生产。工作伦理显然助推了这一过程的实现。

工作伦理的许多概念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以不那么凶狠的姿态出现。

例如许多人依旧认可“不劳不食”的理念，不工作是可耻的，即使是许多较为富足的中产阶级们也这么认为。同时工作与工作之间意义的平等也常常被强调，中国几乎家家都有的《新华字典》在1988年的修订本里写道：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这些话术常常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官方宣传中出现，而过去几十年也正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时间段，显然，工作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当下的中国，这一套话术似乎不那么流行了，甚至新华字典中强调的工作平等变成了一种嘲讽，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通常说是因为现实中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和“售货员”并不平等，现实与理想产生了撕裂，但这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即使在1988年，这两类人也绝无平等可言，可许多人却曾经相信这套话术，真诚地相信任何工作都具有意义。

要搞清楚其中的变化，齐格蒙特·鲍曼对欧美社会的分析或许可以提供借鉴，他认为是“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变化，导致了工作伦理的崩塌。

2、从“工作有意义”到“工作有利益”

消费者社会的诞生，意味着人们参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角色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扩张时期，生产活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工厂主需要更多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以生产更多数量的商品。

但从20世纪开始，技术进步使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限制资本利润的要素不再是劳动力短缺，而是人们的消费欲望无法“消化”被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于是整个社会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消费者”。此时，人们的消费者角色慢慢代替了原本的生产者角色，对整个社会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消费者社会也由此诞生。

在被培养为消费者的过程中，人们的工作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原本堪称“圆形监狱”的纪律工厂模式大幅减少，因为那会让人的心智固化，缺乏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同时，企业不再宣讲工作伦理的要求，而允许人们抱怨工作的乏味与痛苦，但他们提出了一项新的承诺来引诱人们参与工作：“你大可以不喜欢你的这份工作，但它能够为你赚来更多金钱，并在未来获取自由。”

也就是说工作没意义，但工作有利益，可人活着总要寻找意义，因此这个承诺的另一层意思是：“你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拿去消费，在消费中获取人生的意义。”

这加速了工作这一“意义堡垒”的崩塌，众多避难者都匆匆逃向了消费。而且与原本相对固定的消费不同，人们的欲望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被不断塑造，往往是一个消费欲望还没被满足，新的消费欲望又已经被生产出来，消费成为了一件能够永无止境满足人的事情。人们愈发无法拒绝消费。

“消费”作为一种毒品式的心理过程，快速让人成瘾，也使人们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不断地满足和唤醒、解释和激发某种欲望实现，而这种欲望通常是一种私人的、难以言表的感觉。”

这段话的意思是，由于消费流程和个人心理紧密相连，消费带来快感远远比工作要直接容易得多。我购买一个苹果手机，即刻就会有欲望得到满足，而不必像生产一个苹果手机那样，你作为流水线的一环，与各方进行繁琐的配合，最终获得一点微乎其微的成就感。

这意味着，消费者在消费中不需依赖他人就可以轻松获得意义，而这一切通过选择（消费品）的自由来实现。

“选择的自由设定了消费者社会的阶层，设定了消费者绘制理想生活的框架……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

书中的这段话直接指出了“选择自由”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在消费者社会，一个人的家世、背景、个人品格或工作都不再是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能不能带给你“选择的自由”。

从消费出发，“选择的自由”逐渐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大众的人生意义也开始聚焦于“选择带来的体验和感受”，评判世间万物的标准变成了“唤醒欲望、满足体验的能力”。因此，工作也不再像工作伦理所倡导的那样具备平等的意义和价值，其价值必须接受消费主义标准的审视——它是一项能够带来新体验和欲望满足的工作吗？

这也是今天我们不断在追问又不断失望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够从事宇航员、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这类所谓“充满意义”的职业，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工作”只是通向“消费”的一个手段，我们在工作中煎熬受苦，然后拿着“苦”来的金钱在消费中疗愈身心。

如此一来，有意义的工作成为了一种特权。社会通过“工作”再次达成了分层，那些从事富有成就感工作的人，成为了精英阶层。“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中国的人类学家项飙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类似的情景，在一个农村家庭里，房间几乎是家徒四壁，什么家具都没有。但大家都在刷手机和看电视，不断地从中获得满足感。

3、穷人们，在工作伦理与消费主义的夹缝中生存

在消费主义社会“注重体验和感受”的价值观下，工作被分成了两种“体验丰富且有意义的工作”和“体验重复且无意义的工作”，从事这两种不同工作的人也相应被分为两类。

但在现实中还有第三种人，即连“无意义工作”都无法获得、也没有消费能力的人——穷人。他们面对着工作伦理与消费主义“双重夹击”的困境。

在消费主义传教下，穷人同样向往消费主义的生活，想要通过各种新奇的体验缓解无聊、满足欲望并达到“幸福状态”，但几乎所有消除无聊的物品（游乐场、健身房、新奇的电子产品等）都需要钱，而穷人缺少的恰恰就是钱。

在消费者社会中，他们个体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也无法通过消费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因此几乎得不到什么尊严和自豪感。同时，工作伦理中也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因为“不工作的人是可耻的”，这些没有工作的穷人只是一群懒汉或能力低下者，根本不值得同情。

那么，穷人可以通过找一份工作来改变自身的处境吗？对不起，这依旧很难。因为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用灵活劳动力来代替铁饭碗，以滚动合同替代工作保障，采用固定期限合同，临时性雇佣，裁员重组和企业优化”，以上一系列措施都是在削减就业数量。

这意味着，越是在经济成功的国家，穷人就越是难以找到工作。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获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但也是全球富裕国家中贫穷问题最惊人的地方，“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处于贫困线的穷人比例猛增了60％”。

于是可以看到，消费主义给穷人们带来的“自由幻梦”也开始逐渐走向破灭，他们没有在消费中获得选择的自由，甚至沦为“没有消费能力的社会废料”。

这一现象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穷人们信仰着消费主义这位上帝，但在正常的法律道德框架和资源分配制度下，穷人却享受不到上帝的福泽，最终许多人会选择各种违法方式来寻求新奇刺激的体验，因此暴力、犯罪、吸毒、卖淫等活动在穷人群体间盛行，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治安。

对此，欧美许多发达国家采取了“福利国家”模式进行应对，政府出资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给予他们上升的渠道，这一设想看起来颇为完美，在过去几十年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今天这个模式却逐渐走向了式微，这是为什么呢？

4、福利国家的衰败原因

“福利国家”制度在许多民主国家遭到反对，迅速失去了政治支持，是这一制度开始走向衰败的直接原因。而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民众之所以不再支持福利制度，首先是由于福利发放过程中的“经济审查”带来的。

在早期的福利国家制度中，一项福利服务是“全民获得”的，不管你穷困还是富有，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即可获得其中的一份。但如今，“经济审查”被大量引入福利制度中，这意味着所有的福利服务都是“有条件的”，要先审查你的经济状况，是不是穷到有资格领取这项救济。

这类“经济审查”乍一看很合理，但事实上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福利服务的质量会持续恶化，用美国人的一个说法：“给穷人的方案都是糟糕的方案”，于是不需要这些糟糕服务的人首先就会拒绝继续支持福利制度：这么糟糕的服务，且大多数人都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开支简直就是浪费。

其次，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也使人们越来越排斥福利制度。消费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是“选择的自由”，消费者们注重的不仅是消费某一物品带来的体验和感受，更在于“选择”这一过程提供的充分自由感。因此，福利制度分配一系列平等的、无差异的服务，使得作为消费者的公民们被迫接受一种“不能选择”过程，这是消费者的典范们所不能接受的。换句话说，我要的不是你分配的那些东西，而是享受选择各种东西的过程。秉持着这种观念的人，自然不可能支持福利国家的政策。

最后，工作伦理对穷人的污名化也发挥了作用。通过“不工作则羞耻”的伦理要求，贬低穷人们的个人品质，将他们悲惨的境遇与他们低劣的人格相关联，穷人们就变成了一群“活该贫困”的低级物种。他们抢劫、斗殴、杀人、吸毒并不是因为社会问题，而是他们自身懒惰而无能，这样一来我们的纳税人就不必再花费钱财去帮助这些自甘堕落的人了。

从宏观上来说，企业和国家也不再需要穷人。在以往全球化不充分的时代，福利国家制度可以通过为穷人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教育，提升当地人口的整体素质，这样本地企业在需要扩大生产时，就可以从中挑选出可供使用的“劳动力”。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那些跨国大公司根本不愿意再雇佣这些本地劳力，因为他们可以在其它欠发达地区寻找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本地的这些劳动者深受消费主义的驯化，在工作中索要的金钱更多，而那些未经开发的“消费主义处女地”的人们则要求更低，给钱就干，这也是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如今的越南获得制造业迁移红利的原因。

这导致企业们不再需要本地劳动力，无意将自身的利润投入福利制度的建设中，在国家层面来看也是如此。因此，福利国家在世界范围内都呈现出一种衰败趋势。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读到书中有许多论述时，总有一种若隐若现的熟悉感。

工作伦理的正当性、意义的消失与建构、“经济审查”的救助制度、夹缝中生存的穷人，这些是欧美国家在几百年间经历的变化，却在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中快速地发生了。

二十年前，我们的父辈们还在大喊“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而如今的年轻人们已经开始大规模怀疑“工作是否还有意义”，并乐于在五光十色的消费主义文化中寄托人生。

也正因为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中国社会又显得格外复杂，20岁与40岁的人同坐一席，对于工作、消费与贫穷的看法却天差地别。也难怪“马云”和“白岩松”们和现在的年轻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两拨人接受的教育与感知的世界，放在西方可能差了整整一个工业革命。

洞察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自身，了解消费主义与工作伦理是如何塑造着我们的欲望和困境，我们又处于时代浪潮中的哪个位置。在意义和神话崩坏的年代，变革的希望似乎遥不可及，而看清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这或许将是个体抵抗浪潮裹挟的唯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