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書筆記：“羔羊”與“沈默者”——新冷戰時代如何想像“中國留學生”？

負笈海外幾年來，在工作場合聽到同事公開抱怨“中國留學生”這個集體名詞，今年是第一次。抱怨內容包括撒謊，學術誠信，還有最主要的——對政治問題的高度敏感。這週的課程，討論信息安全和社會信用制度。一位同事說，一位中國學生在他的課室中和另一位同學高聲爭吵，他不知如何是好；另一邊，兩位同班附和道 “在有中國學生的教室做政治討論總是格外艱難”。

這種抱怨背後隱藏著一種微妙的變化——一種討論框架的更新正在發生。過去多年以來，媒體和學術界討論中國學生的主流框架為種族及多元文化，即將中國留學生視作多元文化社會中少數族裔的一種，思考他們在社會交往方面的特異性。關於“小粉紅”的研究和討論雖在2010年後也有出現，但終究沒有進入主流視野。但從去年到今年，香港抗爭，貿易戰中頻頻出面的“線下粉紅”著實讓西方社會開始重新審視“中國學生”這一群體。中國學生開始被作為一個單獨，特異的存在被認知。一方面，在普遍的認知中，“中國學生”不再是與其他所謂少數族裔並列的一群，也區別於盎格魯社群眼中“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而開始被當作一種公共空間中的潛在威脅。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和西方社會在課堂及公共討論中的microgressions，中國學生中的“異議份子”常常也處於“內外交困”的失聲狀態——這群人，在不知不覺間被“粉紅”們代表了。

作為以留學生身分來到澳洲的人，看到這樣的變化，心情總是複雜。

學生時代的自己，儘管經歷過來自“小粉紅”同學不止一次的攻擊，但大部分自己接觸過的同學，學生，政治觀點的表達遠遠不只是“反共”與“不反共”這麼簡單 —— 在出國前就已經對中國社會有了較為深入的觀察，對政權的反思意識明顯的學生，與來自在中國現行體制中獲益良多的家庭，故而對體制的維護之情總是走在理性思考之前的學生，在比例上其實都是少數。

更多的個體，其實藏身於這兩個端點間廣闊的光譜地帶。

光譜中段是怎樣的景象？了解這個問題，要求我們首先了解中國政治空間的一種景觀：按照漢納顎蘭的分法，“政治”與“社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在中國的公共空間中，對政治問題的討論常常與對社會問題的討論割裂。與之相伴的是，很多年輕的學生或對政權沒有明確的批判態度，卻對公共事務抱有質樸的熱情。

固然我們都期待參與者可以由由反思體制進入具體問題的，但是現實不會總按照我們的期望走。成熟的人需要接受現實的限制，並在此基礎上思考自己能做的創建。

我的思考和堅持，是不放棄講述事實，而給學生的思考提供養分。如Rowena He在討論她的六四課堂時所說：“只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歷史細節真相，很難不為所動”。而在我這學期的課堂上，這樣的瞬間也時時閃現，平日沈默的女孩子講到中國的女性權益時流露的憤怒；播放social credit system紀錄片時，中國學生感到被矇騙的訝異 ——不批判，是因為從前沒有人告訴過他們這個系統的存在，他也並不知道曾經報導過人權問題的律師會因此制度，而被禁足家中...... 假以時日，這些關心女性權利，甚至自己家人安危的學生難保不會以down-top的路徑回溯到問題深處，為中國社會的具體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而根據接觸信息的不同，對政治的看法甚至每隔一兩個學期就會有明顯的變化。教育者的任務中，一部分也是將學生當作具體的人看待，幫助他們找到知識版圖中缺失的板塊。

再退一步說，我也並不願像許多“反共”知識份子那樣對“小粉紅”大家鞭撻（儘管，我理解他們的憤怒）。作為經歷過中國教育的人，我其實不難同情“小粉紅”的可憐；甚至不只他們可憐，每一個在中國政權下長大的我們都很可憐 —— 從小沒有機會在一個孕育批判性思考的教育環境中長大，接受的知識大多編織在一個歪曲的結構裡。教育中本該具備的真誠交流，批判思考，在我們母國的文科教育中幾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將歷史，社會，政治簡化為僵硬的，包裝好的“知識點” 。記憶錯誤的記憶，記憶官方指定版本的記憶，成了課堂教學的任務。很多家長為了配合學校教育避免孩子“惹麻煩”，也沈默著將自己對於文革，對於89的個人記憶永遠當作秘密。想一想，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孩子，甚至沒有機會從自己的父母那裡聽到關於自己國家，自己家庭的歷史真相，這是多麼悲哀的一件事。一個沒有歷史的人，就像天地間的風滾草，只能隨意地隨時代潮流而動。看似自由，實則是真正的詛咒...... 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又要在閉塞的媒體環境中”出埃及“，其中艱難可想而知。套用在國內大學教書多年的朋友的話：“要不被教壞，需要智慧，勤奮，還有上天額外的庇護”。

對民主國家長大的孩子，教育者來說，批評極權是容易的，然而理解“人是如何在極權中長大的”卻是十分困難。若不是真正了解這種教育制度，恐怕很難想像，他們看來唾手可得的那種教育，竟然會是中國孩子生命的一種代價。若是細心了解了這些的教育者，恐怕會多一些慈心；哪怕看起來“粉紅”的學生，或許也只是處在他們人生不得不經歷的一個階段。而他們未來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是否能意識到自己在歷史中的存在，亦取決於海外教育者向他們提供的信息。

然而對如今neo-liberal制度下的大學來說，教育是一門生意，而非關乎世界未來的公共福祉。在大學中，學生間漫長的對話或許還可見，教師中卻只有少數人願意（或能夠）先把自己的publication，那些數字先放到一邊，花時間與學生對話，哪怕問一問他們過去教育的經歷是怎樣的。 很多教育者自身對於中國的理解是扁平化的，更難期待他們將“中國學生”還原到複雜，立體的空間中去。

然而回顧自己的教育歷程，我們都會感謝自己學習經歷中的那些富有責任感和同情心的好老師；無論在哪裡接受教育，我們亦都經歷過對歷史傷口無知無覺的迷蒙階段。對來自中國的知識人來說，這種迷蒙或許是對89，文革和背後體制的置若罔聞；對澳洲，美國的一些學者來說，青少年時代難保沒有在面上貼過國旗，慶祝過invansion day...... 題目的問題——“如何想像中國學生”，從這個角度看來，成了對於教育者責任的一種審問。大多數男女都平庸，而學生始終給我們以真誠的注視。我們在教育學生時，是否還帶有一種責任？是否還記得自己還是學生時的樣子？

在當下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青年人成了未來世界的希望。大學或是繼續把自己當作企業經營，只關注中國學生的物質貢獻；或是要認真去了解中國學生這個群體，以及增加對他們思想生活的多元性，已經不只是關於商業模式的問題，而幾乎關切未來世界的型態。在第一年和預科增加關於民主經典的通識課程，保護來自極權國家的敢言者，有心做，其實並不難。作為個體，帶有審慎的品質，帶著同理心，去做一個值得尊敬的普通人，與我而言是常常提醒的重要功課——我的青春被這樣的老師影響過，亦知道這種真誠教育的意義。保存這種想法，關乎我的生命故事，故而比比權力，投機，比昧良心和中國企業合作緊要得多。

春雨夜不散，夢中山亦陰。

當下的現實，總不是桃源。但心中記起自己尊敬的老師，總會多一些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