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错误的疫苗论文,让英国人付出了15年的代价

李子李子短信
·
·
IPFS
·

寫在前面:

本文是2016年中國山西「過期疫苗風波」之後的 quick reaction,梳理了十幾年前的英國的一場疫苗風波。旨在揭露醫療政策、科學與公眾信任之間的關係。

雖然這件事已經過去很久,但是科學與公眾信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領域話題。這篇文章也供各位參考。

————————

一篇錯誤的論文引發的風波,即使是在健全的醫療體系下,也讓整整一代英國孩子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麻疹(measle)、風疹(rubella)、流行性腮腺炎(mumps),這三種流行病,在英國國家醫療健康系統(NHS,National Healthcare System)中,有基礎、免費的疫苗予以保護。三種疫苗放在一起,分別在孩子1歲、3-5歲時接種,統稱MMR疫苗。我國早在1965年也開始了麻疹免疫,2011年發病率已經降到了0.76/10萬之低,“出疹子”已經成為了歷史名詞。

這種惠及全民的公共健康計畫,卻因為一次事故,而遭到了嚴重的打擊。

一篇論文引發的風波

1998年2月,著名的醫學學術期刊《柳葉刀》(Lancet)上刊登了一篇跟自閉症有關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英國皇家自由醫院(Royal Free Hospital)的醫生安德魯·維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文章研究了12個自閉症小孩,其中有8個的父母表示,他們的小孩在接種了MMR疫苗之後,“行為變得有些奇怪”,並伴有結腸炎的症狀。

柳葉刀(The Lancet)為世界上最悠久及最受重視的同行評審性質之醫學期刊之一。然而一篇發表在《柳葉刀》上的論文,在家長界激起軒然大波。圖片來源:Wikipedia。

維克菲爾德遂將其命名為“自閉癥結腸炎”,認為同時接種MMR疫苗會使免疫系統“超載”,導致結腸炎,和可能一系列的自閉症譜系障礙,並在新聞發佈會上對媒體公開表示,“應該暫停三種疫苗的同時接種。”

2002年,維克菲爾德和一個來自都柏林的研究者又在另一個沒什麼名氣的期刊上發佈了一篇對自己研究的綜述和兩份實驗報告,聲稱在25個自閉症小孩的腸道裡,有24個找到了麻疹病毒,疑似是疫苗病株引起。

MMR疫苗於1988年引入英國。引入的前一年內,有8.6萬名兒童感染、16名死亡,而在MMR免費接種計畫實施之後,從1992年,就再也沒有兒童因為這三種病而死亡了,腮腺炎和風疹更是基本絕跡。長期以來,這三種疫苗是防止麻疹、風疹和腮腺炎的最佳手段,雖然是減毒疫苗(即非常弱的病株,用於觸發免疫系統產生抗體),但副作用輕微,並且能夠極其有效地降低發病率。

麻疹(measle)、風疹(rubella)、流行性腮腺炎(mumps)防治三種疾病的疫苗放在一起,分別在孩子1歲、3-5歲時接種,統稱MMR疫苗。

1998年的研究並沒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2002年的研究,夾帶上自閉症患兒父母的控訴,引發了英國媒體的大量報導。當任首相布雷爾在媒體質詢他是否給自己兒子打疫苗的時候,拒絕回答這個問題,公眾輿論一時譁然。

“研究稱疫苗引發自閉症,首相居然不給兒子接種”佔據了大小報紙頭版和評論。自閉症和MMR疫苗因此聯繫起來。

媒體和科學的背道而馳

在孩子父母們陷入恐慌的同時,不少學者卻對這個“樣本量極小、沒有對照組的回溯性研究”表示了嚴重的質疑,研究“並沒能證明任何因果聯繫,且無法用正常科學手段驗證”。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轟動性的研究結果。

此文一出,自閉症和疫苗領域的研究者,總計花掉了上百萬英鎊研究費用,希望證實或者證偽其中的聯繫。2002年到2005年間,這些研究相繼見刊,但除了維克菲爾德自己,沒有任何一個研究表明自閉症和疫苗之間的因果關係。相反,大量的研究都充分證明了MMR疫苗的安全性——不管是三種一起打,還是分開打,都不會對免疫系統產生危害。緊接著,英國官方機構國家醫療健康系統也正式宣佈,沒有證據表明自閉症和MMR疫苗有聯繫。

實際上,在1998年第一篇文章發表的次年,皇家自由醫院的另一篇發在《柳葉刀》上的文章就已經否定了這個結論,維克菲爾德的同僚紛紛出面否認證據的可靠性;維克菲爾德本人也於2001年辭去在皇家自由醫院的職務。

然而,這些都沒有引起足夠大的反響。維克菲爾德依舊接受媒體採訪,宣稱二者之間的聯繫,並借自閉症兒童和他們的父母出聲的機會,聲稱整個疫苗安全性需要重新評估。更惡劣的是,一些媒體配合“挖掘”出一些科研人員與疫苗製造和生產相關公司的聯繫,以陰謀論質疑他們對於疫苗的支持。但如果沒有製藥公司,單單學術機構無法支撐疫苗的研發和實驗,這樣的指責讓研究人員很受傷。

本次爭論事件的核心人物: 安德魯·維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

在一般人看來,自從接種計畫實施以來,自閉症診斷率在不斷提高(實際是因為社會更加重視的緣故),加上退化性自閉症的症狀多發於第一次接種的年紀附近,它與疫苗接種的關係很難撇清。而許多自閉症的活動組織、外加自閉症兒童父母,將疫苗作為了替罪羊。這對於他們來說,是引發公眾討論的好機會,但是卻造成了更嚴重的後果——在媒體上,一個自閉症父母的血淚傾訴,能輕易勝過一千個科學家的言之鑿鑿。

學界的聲音被淹沒了。媒體的報導中,總要有一個正方,一個反方;對自閉症兒童充滿關懷的維克菲爾德,和一兩個支持疫苗的科學家,同時出現在同一篇報導中,看似“平衡”“客觀”,但實際上根本無法代表科學界的真實權重,是一種“虛假的平衡”(false balance)。

一直到維克菲爾德接受醫學總會調查之前的2007年,他還時不時出現在所謂權威媒體的報導上“代表一方”談論這個“爭議話題”(例如《衛報》旗下的《觀察者》於2007年發表的專訪),而那時候學界對自閉症和MMR的研究早已板上釘釘地否決。

人們總期望科學給出一個百分之百的正確答案,卻不知道不管什麼樣的研究都存在被質疑、甚至被推翻的可能,何況一篇本身證據不足的文章。

死神重降

科學界對於媒體的偏見性報導,實際上手段有限。在那個年代,英國紙質媒體和電視把控著絕大部分的聲量。“打了麻疹疫苗,小孩就會得自閉症”,讀完小報聳人聽聞標題的父母們,把寄來的免費疫苗丟進垃圾桶,拒絕帶孩子前往診所接種——由於倫理和自由權利方面的考慮,英國並沒有強制接種一說(1898年法案)。

就在專家們大量發表文章、否定MMR和自閉症聯繫的那幾年,疫苗接種率一路跌至穀底,從1995的95%以上,猛降到了2004年的81%;在人口密集的倫敦,接種率只有61%左右,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百分之十幾。2002年,有高達24%的父母認為疫苗的危險大於疾病本身,有26%認為政府和醫療機構MMR和自閉症沒有聯繫的說法“沒有說服自己”(not convinced)。

疫苗的缺失,直接的後果就是感染率急劇上升。感染最嚴重的旅行者社群(Travelling Community,指吉普賽人),將麻疹病毒散播到英國各地。1998年,全年只有56個麻疹病例,而06年,光前半年就有近500個病例,感染率翻了20倍。就連差點被消滅的腮腺炎,也捲土重來。

1995~2008年,英國地區每季度麻疹患病者的數量變化。相較於1998年,2006年的麻疹感染率翻了20倍。圖片來源:HPA epidemiological data

1995~2008年麻疹患者數量變化,深色為倫敦地區,綠色為英格蘭的其它地區及威爾士。圖片來源:HPA epidemiological data

幸運的孩子可能只是高燒和皮疹,而不幸遭遇併發症的孩子,可能會有嚴重的胸部感染、腦炎甚至大腦的終身不可逆損傷。2006年,一個13歲的男孩死于麻疹併發症帶來的肺部感染。缺席了14年的麻疹死神,又重新降臨到了英國人頭上。

2008年,一度基本被消滅的麻疹,被英國重新提升為局部流行的程度(endemic)。

一條痛苦而漫長的出路

面對迫在眉睫的危機,英國國家健康系統如何保證疫苗的安全,重建民眾疫苗的信心?即使在醫療體系相對健全(要說明一點,健全≠高效)的英國,這個過程也是相當漫長而痛苦的。

實際上,長期以來,疫苗的致病風險時有被提起,但是經過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整個醫療體系已經能夠為疫苗提供足夠堅實的制度基礎。英國早在1840年就通過了第一個與疫苗有關的法案;二戰後的1946年,國家醫療健康系統建立伊始,就規定了公共免疫各個政府主體之間的義務範圍。1963年,獨立的免疫和疫苗委員會成立(Joint Committee of Vaccination and Immunisation),為政府制定免疫接種計畫和疫苗安全性的評估。

疫苗和接種事宜,由國家醫療健康系統總協調並由國庫提供經費支援,英國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負責規範制定執行和資訊發佈,而藥品和健康用品規範署(Medical and Healthcare Product Regulatory Agency,MHRA)負責每一種疫苗的審批、上市以及監督。疫苗從醫院和大學實驗室走出,再到每個兒童體內,都要經過極其嚴格的審查過程,並且有專門的機構和經費保障疫苗的存儲與運輸——每個環節上的規定,都寫在英國免疫接種的“小綠書”上。

而在兒童有可能面臨的疫苗風險上,1979年的疫苗賠償法案,給因為疫苗注射而造成傷殘的兒童給予高達12萬英鎊的賠償。疫苗的不良反應和副作用,能夠被接種人用黃卡(Yellow Card Scheme)記錄並提交給醫院、匯總在規範署全國的資料庫中。即使藥品真的出現了損壞和品質問題,還可以直接報告給下屬于規範署的缺陷藥品中心(Defective Medicine Report Centre),並由中心直接指揮基層的免疫負責部門來應對。

這一切,都為疫苗系統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基礎的保障,在這個關口上容不得一點差錯。而在這個基礎上,則是更加漫長的公共知識重建。

由於無法執行強制措施,說服教育的社區工作成為了推進免疫的重心。面臨公眾對於政府資訊的不信任,一些社區機構在醫療研究者指導下,採取了協力廠商中立資訊源,給予父母細節上的指導,幫助他們做出理智的決策(decision aid)。面對疾病的局部爆發,英國醫藥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為醫生提供了行為建議,並且在國家經費支持下,為所有超齡的兒童補打疫苗,盡最大可能防患未然。

最關鍵的,還是資訊的充分傳遞。更多的科研工作者、醫藥工作者開始意識到,只坐在醫院或者實驗室裡埋頭研究是不對的,需要走出來讓自己的聲音被大眾以及決策者聽見。醫生團體不斷發起請願,2006年,皇家兒科學院主席漢密爾頓(Patricia Hamilton)牽頭,英國頂級的兒科醫生和免疫專家聯名上書,呼籲政府採取措施,專家、媒體和公眾共同努力,重建對於MMR疫苗的信任。而在傳播端,英國科學媒介中心(Science Media Centre)承擔了溝通科學家和媒體的重任,儘量讓媒體獲取準確、科學的資訊。

人們也開始反思,報導的偏差,對於醫療和公共衛生的影響是可怕的,然而責任絕不只在媒體。科學共同體如何走出來,如何將資訊清楚、明白、完全地傳遞給公眾?

“普通民眾寧願被動地讓自己處於風險中,也不願主動去冒未知的風險,這是人之常情。”科學媒介中心的一份總結文件中提到。一味地講“MMR絕對安全”,沒有人會相信;而“風險未知”這種話,只會造成更大的恐慌。科學家需要誠實地告訴公眾收益與風險,如果不接種會有什麼後果,以及免疫對於整個社會的意義,引導每個人做出正確的決策。

媒體的救贖與故事的終結

最後,維克菲爾德的這篇論文,被證明是一場學術鬧劇。而跟著鬧劇起舞的媒體,則用另外一種方式完成了救贖。

2004年,調查記者布萊恩·迪爾(Brain Deer)在《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上發表了一篇經過四個月深入挖掘、證據確鑿的報導,指出維克菲爾德及其研究團隊在研究倫理上有巨大漏洞,並且和反疫苗訴訟律師存在利益交換。研究證據被人為篡改過,甚至研究物件兒童的父母,也是要進行反疫苗訴訟、期望索賠的家長。換句話說,揪著疫苗事故打官司的律所,賄賂了維克菲爾德,讓他為訴訟提供有利的“學術證據”。

這個報導再一次震驚了英國社會。2007年,英國醫學總會(General Medical Council)對維克菲爾德展開了長達3年的調查,最後宣佈取締維克菲爾德的從醫資格。2010年,那篇遺毒12年的論文,終於從《柳葉刀》被完全撤稿。

故事到此似乎應該終結了,但痛苦和折磨還未因此結束。2012年,經過了多年的努力,MMR的接種率提升到了90%,但依然在世衛組織規定的95%標準線以下。2012、13年,默西塞德郡和南威爾士相繼爆發麻疹疫情,而受害者們,絕大部分是MMR-自閉症事件以後被父母放棄接種的小孩。

醫生邁克爾·費茨派翠克(Michael Fitzpatrick)是自閉症患兒的父親,但為疫苗和自閉症的錯誤聯繫、以及這整件事的嚴重後果而痛心疾首。他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自閉症與MMR》。“這是一場全方位的失靈(comprehensive failure)。”他說,“從作者,到論文品質把關,再到他的上司、《柳葉刀》期刊、整個科學界、媒體,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談制度建設、不談陰謀論,即使在醫療體系健全的英國,一篇錯誤的論文,也能夠摧毀不止多少人對於醫療健康的信任,而這個代價,是整整一代小孩子的健康。

CC BY-NC-ND 2.0

Like my work? Don't forget to support and clap, let me know that you are with me on the road of creation. Keep this enthusiasm toge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