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中國人有“匠心”嗎？
近年來，你可能也不時在媒體、廣告中看到“匠心”一詞。這一風潮最早應起始於2014年李宗盛為新百倫製作的一支廣告《致匠心》，因為從百度搜索指數來看，“匠心”一詞正是從那時起逐漸升溫、盛行的。在那之後，“匠心”就變成了手藝精神的象徵，味千拉麵的廣告片中甚至將之昇華為“一種信仰”，所謂“食之匠心，一碗面、一輩子”，強調持久專注、精益求精地做好一件小事。很快，這個詞就從廣告語變為大眾流行語，甚至進入正式文件，諸如“40年匠心前行，中國製造邁向新高度”、“中國製造如何用匠心精神打造國產新力量”、“匠人鑄匠心，匠心成大業——中國製造2025呼喚更多大國工匠”之類的標題到處可見。
在時下這個浮躁的時代，這種強調專注改進的精神乍看與潮流背道而馳，但事實上，很多事都相反相成——正是潮流的浮躁，才使得這種人所缺乏的“匠心”變成了推崇的對象，因為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加上近些年消費者對品質的關注、戰略層面對中國製造業升級的迫切心理，遂與“匠心”之說一拍即合。但這一話語中最耐人尋味的一點在於，它儘管常常以一種“傳統”的面貌出現，仿佛手藝人堅守著老一輩的做法，始終不渝地致力於完善工藝，但這其實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相當新鮮的理念，至少也是“被發明出來的傳統”。
“匠心”從哪來？
李宗盛在《致匠心》裡這樣詮釋“匠心”的理念：“我知道，手藝人往往意味著：固執、緩慢、少量勞作，但是這些背後所隱含的是：專注技藝、對完美的追求。所以，我們寧願這樣，必須這樣，也一直這樣。”
這番話雖然成功地激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但卻是一種迥異以往的新詮釋。當然，中國傳統上也有“匠心”一說，但正如“別具匠心”、“匠心獨運”等成語中所暗示的那樣，那其實都著重指嫺熟技藝基礎上的精巧構思（如《核舟記》感慨“技亦靈怪矣哉”），而非執著、專注、不斷改進這類含義。後一種理念倒不如說來自日本的職人精神，體現在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那句名言中：“我是開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這是中國傳統相當缺乏的一種匠人精神。漢學家溝口雄三曾毫不客氣地指出，儒家所缺的恰恰是有組織的、合乎理性的追求完成本行本業的使命感。日本的成功並不在於“家”的觀念，而在於具有與儒教或儒學毫無關係的“職”（shoku）的觀念和敬業精神。另一個與此相應的傳統則源於西歐中世紀，不同職業的工匠組成自治的行業工會，以嚴密的組織保護知識產權、捍衛自身利益，同時傳承技術、改良工藝。
無論哪一種，都是秦漢以降的中國社會所缺乏的，唯一略微近似的是所謂“祖傳秘方”，因為只有祖傳的才作為一門手藝完整地傳給後人作為謀生之道，但在中國社會裡，這通常也只是依靠知識的壟斷而非鑽研改良來取得競爭力。因為這種“匠心”基於穩固的封建秩序，人們不能隨意變換職業，因而只能一代代不斷琢磨、改進這門手藝。相反，“在中國，由於職業也不是世襲的，故職業意識或職業倫理之類的觀念也很不發達。”（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元明時期雖然有匠戶、軍戶等特定職業類別，但這與中國秦漢以後階層流動的社會心理相違背，加上職業歧視、繁重勞役，因而都是行之不久，人們就都紛紛想盡辦法脫離匠籍。更重要的是，日本的“職人”有世襲性的私有財產權意識，西歐的行業工會更不必說，為捍衛自身財產利益甚至可以對抗君主，因而他們即便一直只做一門手藝，生活都是有保障的，不像中國的匠戶只承擔勞役而無獨立財產權。
英國經濟史學者約翰·希克斯曾指出，社會分工的專門化“實際上是一個規模經濟學的問題”，有賴於“需求的集中”，而除了市場之外，另一個途徑就是國家或領主的專門需求（這在日本體現得尤為明顯）。但無論如何，其充分發展都需要財產權的保護、法律對合同履約的保障。相比起來，中國的匠人既缺乏這樣的保障，也缺乏經濟利益層面的內在激勵。楊步偉在《一個女人的自傳》中回憶，清末民初時中國社會的風氣是“生意不照生意做”，很多熟人來看病的，不願付錢，倒是情願送禮、請酒或是贈匾，“結果我們領情不得實惠外，還要自己花不少錢去開發酒錢”，也就是說，你得到的是社會層面的名聲而非經濟層面的勞動報酬。
簡單地說，匠人的“專注”最初其實是由於身份、階層流動上“別無選擇”，而財產權利又有保障，也就能安心一代代人做下來了，像日本傳承數百年的老店比比皆是；中國則相反，私有財產權意識不發達，但階層流動倒是開放的，但凡有機會，極少有人安於一門技藝。確實，在那樣的社會中，當人們進入到一個有保障的體系內部時，也會想著一代代佔住這個肥缺，甚至想方設法把自己的親屬都安排進來，但這卻並沒有帶來技術上的精益求精，因為人們缺乏這樣的內在驅動力——做得再好，也沒有更高的經濟回報，也仍然缺乏職業認同，一有更好的機會還是想“人往高處走”。
伴隨著這種靈活性的，還有一種特殊的心態：中國人往往會抓住機會隨機應變，不知這個能做幾年，也不會那麼“死心眼”，像小津安二郎那番話，換作中國人或許就會想：“只做豆腐可養不活自己，還得琢磨點別的。”這與中國社會原有的反專業化傾向結合起來，使得一個人“一生只專注於一件事”變得十分稀缺。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中，很多技藝在人們心目與其說是某種“專業”，倒不如說是一種“普遍技能”，只不過有些人的手更靈巧一些罷了。張景曾在國內行走數萬公里，尋找了144種中國傳統手工藝的199位匠人，但他在《尋找手藝》一書中最終的結論也感慨於中國傳統上這種反專業化的傾向：
山東高密的面花，也只是一個大範圍內的習慣、習俗，許多村婦都會，做得多的人手藝更好一些罷了。所以饅頭店的人，自然就熟能生巧，傳人之說，無從談及。
中國大部分傳統手藝，莫不如此。放在以前，就是一個普通的社會群體的生活、生產技藝，而不是什麼秘方，也談不上傳承、傳人，只是當一些曾經熟悉的手藝快被人遺忘，只有一小部分人還記得時，“傳人”、“傳承人”這樣的名詞就出現了。
在以往的小農社會，人們往往要各種技能都會，才能足以應付生活。像我父母那一代人，很多工具（從掃帚到釣魚竿）、乃至家裡的桌椅都是自製的。我父親在單位裡既做文員又做財會，必要時還要設計建築圖紙、參與施工，後來返鄉到一家釀造廠，必要時還能下車間去釀酒，而在業餘時間，他還會木匠和泥水匠的活；我母親也一樣，會織布、做布鞋和衣服，我小時候一家人的毛衣都是她打的。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固然多才多藝，但技能既不專業化，同時也難以產生職業認同，更別提樂在其中、鑽研這一技藝本身了，因為社會的整個價值取向也偏向通才（generalist）而非專才（specialist）——例如古代衙門裡了解專業細節的胥吏，地位可比官員低多了。
雖然現在的年輕一代早已沒那麼多才多藝，但在現實中卻還是很難專注一事。前不久還有一位朋友向我抱怨，她去了一家新公司半年，都在做些“亂七八糟的事”。雖然她自己想強化自己的策劃專業能力，但現實卻是公司沒有具體項目，既要寫品牌策略，也要寫招商方案，甚至還會拉去寫腳本。一問老員工，多年來都是類似狀況，只要有需求，老闆覺得是生意，都應承下來，他們也就什麼都要做。這種對“靈活性”的強調也許倒能適應現在不斷變動的經濟形勢，但正如桑內特在《新資本主義的文化》一書中所說的，當下所謂“創新人”（homo creativus）是以短期關係為取向、只有很低的機構忠誠度、且願意放棄已有經驗的自我，這種文化其實懲罰鑽研，因為專注的人由於只關心一件事，可能會變得落伍。
更有甚者，由於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因而單靠技能不足以保障自身利益。老舍就曾說過：“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是靠人情關係，而不是靠本事、靠業務、靠科學；一個人只有處事圓滑以及強大的人際背景關係，才可以在社會上尋求一席之地，否則，一切都無能無力。”因而中國人特別強調“綜合能力”，那些“能量很大”、江湖上吃得開的人物，都需要複雜的“生存技能”。就算是在當下的商業環境中，能否贏得一次招標，基本上取決於三個因素：方案、價格、關係，而其中“理應當”最重要的方案，在實踐中甚至往往是最不重要的，能過得去就行了。一個人的向上流動，專業能力所佔的權重沒那麼重要，決定性的反而是“綜合能力”。
因此，一個社會要實現充分專業化，有賴於一系列的制度保障，這樣才能讓一些專業人才心無旁騖地只管鑽研本職就好了。中國則一直缺乏這樣的環境，就算是當今按說是最純粹的象牙塔裡，不少學者甚至可能大多數精力反倒都沒花在專業學術上——如果他是那樣，他的日子甚至可能很不好過。其結果，當人們鼓吹“匠心”這類“職業精神”時，實質上就變成了一種類似於以前呼籲“無私奉獻”的道德倡議，而且往往由於與社會現實脫節而不免流於空泛。市面上所見的一些打著“匠人精神”旗號的，實際上給人的感覺卻是缺少真誠與專注，那不過是一套漂亮的說辭，背後的人並沒有真正投入其中，從中獲得樂趣。有位設計師朋友甚至刻薄地說：“我現在真的是聽誰和我強調工匠精神我就怕，十有八九是做A貨的。”
專業精神的養成
從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說，當下對“匠心”的強調，折射出中國社會既與傳統脫節、又懷念傳統的情調。說“脫節”是因為，中國歷代多鄙視專門的技術知識，從未如此推崇；而與此同時，自1990年代以來，國內又湧動著一股濃重的懷舊情緒，如果說以往人們一度認為割斷傳統是一件好事，那麼現在則轉而視之為悲劇。出於對工業化大規模生產下產品品質的不滿，人們於是構想出一個手工作坊時代“匠心”的神話。
如果參照歷史上歐美的情形，更能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現象。在工業革命時代，西歐由於高度發達的匠人文化，對機械化大工業的最初感受是破壞性的，遇到機器老舊也更傾向於維修而非廢棄；但美國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卻沒有這樣的積澱，因而人們隨時準備用新機器來取代落後的老式機器。J.H.Habkkuk在《19世紀美國與英國的技術》一書中對比這兩種文化後認為，這使得美國人“有更多的機會來利用技術進步、掌握專門技術”，而“精心匠藝的遺產”在歐洲則依然活躍。不難看出，中國的發展其實更接近於美國的情形，只不過正如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曾說的，“當一種社會產物行將被淘汰時，它就變成了人們懷舊和研究的對象”——“匠心”在中國也是如此，正因為中國初步完成了工業化，更多人感受到了工業的單調性，因而在新的技術宣告手工作坊終結的時刻，它表現出“詩意”的性質和特殊的美學價值。
在工業化的時代，匠人精神當然並未過時。1984年麻省理工的兩位教授所著的《第二個工業分水嶺》一書中認為，19世紀出現了第一個工業分水嶺，當時出現了大批量生產的技術，當時美英等國選擇這樣的大工業生產，只需半熟練工人就能批量生產標準化產品；而德國、日本等則選擇或保存了以手工技術為主的生產方式，其特點是高度依賴熟練工人長期積累的技術。現在，大批量生產的技術很難生產出非標準化的產品，適應消費者日益分化的口味，因而那種可以不斷調整改善的熟練手工技藝，對新的工業化生產非常重要。管理學家大前研一也強調，日本無法像美國那樣活用優秀移民，以創新決勝負，只能模仿德國、瑞士，重拾“匠人養成”制度。他甚至警告日本的匠人技術不久將走向消失：“無法傳承‘吃飯技能’的日本大學，如果不徹底實施一次打破一切的重大改革，用不了多久，這個國家就會消亡。”
但另一方面，“匠人精神”其實不強調創新，有時甚至因循守舊，在市場需求不斷變化的時代，這可能相當危險，因為它會讓人不顧外界的變化而埋頭於一個也許市場上已不需要的產品。旅日作家李長聲曾直言不諱地說：“日本手工藝的現狀是氣息奄奄，一方面被中國價廉製品衝擊，另一方面後繼無人。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大力宣揚工匠，鼓吹工匠精神，挽狂瀾於既倒。”然而，近些年“匠心”話語的流行，表明中國社會其實相當推崇這種從日本輸入的專業精神，深感這正是自己所缺乏的。
在這背後隱藏的，是中國社會的自我反思，社會的需求也開始不再滿足於溫飽，而希望得到更具品質保障的產品與服務。此外，常被人忽視的一點是，“匠心”也意味著告別革命宏大語言，因為這種“專注去做一些小事情”的說法，在“幹大事”的理想襯托下是會受鄙視的。作家閻連科2017年嘲諷村上春樹的小說是“苦咖啡文學”，充斥著“小傷感、小溫暖、小挫敗、小確幸”；劉瑜也說：“一個41歲的人如果依然沉湎於捕捉、端詳自己的每一點稍縱即逝的情緒，並為之大驚小怪，總覺得不妥，就像一個成年人如果仍然沉湎於收集小石頭，也顯得詭異。”但匠人精神本身就意味著不計回報地投入於一些細小事物，正由於長期積累的敏銳感受和嫺熟技藝，才能保持每個細節的妥帖，進而不斷推動微小的改進。
早些年曾看過一篇北方作家寫的文章，說入住上海的國際飯店時，看到一個上了年紀的侍者，在那兒一絲不苟地擦桌子，他說自己在北京多年，從未見過有一個成年男性這樣認真地做那麼卑微的一件工作。這樣的情形，說實話在日本、香港都很多，有朋友去東京，在松濱町巴士客運中心，當時出入的乘客行人很少，就看到一位至少七十多歲的男性清潔工拿著毛巾反復擦拭自動扶梯的扶手，乘上乘下來回往復，到平地時又蹲下身子仔細清理電梯護板。在東京羽田機場，還有一位“國寶級保潔工”新津春子，數十年來以極敬業的態度確保機場的乾淨。
這不僅只是某種道德“精神”，更重要的是需要職業尊嚴的支撐，而這恰恰是一個職業歧視尚未消除的社會很難出現的。雖然古話也說“行行出狀元”，但在現實中，中國人並沒有給不同職業同等的尊重。看到清潔工認真掃地，一個中國媽媽對孩子的教誨並不是“你看他做得多認真”，而是“你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了也只能這樣掃垃圾”。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要讓一個人以專業精神安於這份工作，就要給予平等的職業尊嚴、應得的權利與報酬，否則在這些匱乏的情況下還希望對方任勞任怨，那就只是空泛而偽善的道德說教。
所謂“專業精神”並不是一句空話，與其不切實際地寄望於人們數十年如一日地鑽研，倒不如建立起制度化的環境，給那些真正有志於此的人消除後顧之憂，才能心無旁騖地精益求精。現在國內的很多用人單位不僅無法做到這一點，往往換個老闆就整個方向就變了，甚至對“專業性”本身都不怎麼看重——面試時，學歷往往只是一個智商合格證明，而不在專業知識本身。
這也不全是用人單位的問題，因為很多人讀書時也並不是出於對專業的熱愛。水稻育種專家陳長青回憶，1985年他到農校上學，發現班上有些同學是城裡孩子，“他們學這個是帶分配指標的，畢業出來分到單位以後，還屬於二、三級幹部，好多也是沖著幹部指標去學的”。這些年來很多人報考熱門專業的心態也是如此，他們並不是因為專業本身，而是因為這個專業所能帶來的預期物質回報。尊重能把事情做到極致的人本身，還是尊重做到極致所帶來的成功，這是兩回事——後者仍然是崇拜地位與財富的實現。就此而言，“專業精神”乍看只是做事的某種“態度”問題，但背後卻還是涉及到職業尊嚴和獨立的職業規範，這樣才能為專業精神的生長提供足夠的內在驅動力。
現在，中國的工業化已初步完成，進入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階段。“匠心”話語的流行，正是社會心理的某種徵兆。這不僅在製造業中如此，在文藝領域也同理。很多人都對當下文藝作品感到失望，懷念早先那個名家名作“慢工出細活”的年代，這當然不失為一種反思和批判，我自己也曾這樣想過，但近些年來，我漸漸意識到，那種懷念即便不是建構出來的，也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現在已經不是知識生產手工作坊式的時代，而是工業化、大規模地生產。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寫作、翻譯、電影、甚或娛樂短片，都不免泥沙俱下，混雜大量次品、廢品，但這在所難免，就像印刷書籍起初也遠不及手寫本精美，錯訛甚多，真正讓人失望的不應是這種生產方式本身，而是這些現象始終得不到改善。
想要改善這樣的境況，僅靠呼籲“匠心”是不夠的——那似乎常常只被歸結為一個“態度”問題，強調個人不計投入地做好一件事，但這對個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卻極少去追問這種專業精神的制度化保障。專業精神絕不是靠少數人“端正態度”和自我犧牲帶來的，而需要市場的自我規範，通過批評互動建立規範、標準。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改進，逐漸形成新的職業倫理。歷史已經證明，哪怕是那些最淺俗的形式，這樣最終竟也能演化出一些精緻的藝術作品（儘管在它腳下也許是99%的垃圾），但前提是市場標準始終掌握在那些最懂行的人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