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四卷1-11）】曾国藩崛起与《讨粤匪檄》
十一、《讨粤匪檄》
从广西开始，向荣带领的清军主力就一路追赶，沿途不断有新的清军援军加入。太平军在岳阳意外获得大批船只和船工以后，才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把这一大批清军甩到了后边，留下充足的时间围攻武昌、九江、安庆、南京、镇江。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就放弃了运动战，清军主力逐渐开近南京，在长江南北两岸扎营，形成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两大阵地，对南京形成围困之势。
但在一开始，不管是洪秀全还是杨秀清，都一度对局面放松了警惕。从岳阳一路杀到南京、镇江实在太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太平军上下都洋溢着过度乐观的情绪。大大小小数十次战役充分证明，清军的战斗力跟太平军不在一个层面上，太平军可以轻松击败同等数量的清军。当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的时候，就能从金田一路杀到南京，现在拥兵十多万，攻打北京那不就更加轻松愉快了吗？洪秀全一直主张北伐，甚至想要让杨秀清留守南京，他亲自带兵去打北京。杨秀清没敢同意如此冒险的想法，放不太会打仗的天王出去单干。反复权衡的结果，最后决定派出一支两万多人的大军，由正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带领，去攻打北京。事实证明这个决策实在是过于托大，北伐并不顺利，一路损兵折将、进展缓慢，也分散了南方太平军的力量。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以前没想到的危险的敌人——汉族士绅的地方团练崛起了。
地方团练武装历史悠久。历朝历代，一旦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各地方地主士绅就会组织本地居民来搞“团练”，维持治安和防止盗贼以及小股叛军的袭击。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就是带少数骑兵外出侦查途中，被团练武装误认为是小股盗贼袭击身亡的。清朝建立以后，禁止民间一切自发武装组织，团练也不允许存在。一直到嘉庆年间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清军正规军打不过白莲教叛军，才不得不同意地方士绅组织团练，协助镇压起义。但这一时期的团练，主要负责坚壁清野，切断叛军的粮食供应，防止本地居民向叛军提供物资或者去参加叛乱，并不到外地参加战斗。
比团练更高一级的是“乡勇”，属于政府官员临时招募的民兵组织。乡勇可以异地调动，配合正规军作战。等到清末天下大乱，“团练-乡勇-绿营-八旗”就构成了清政府维持治安和镇压人民起义的军事体系。
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的江中源，就是搞团练起家，因为配合清军镇压湖南地区的雷再浩起义，立下战功，被任命为知县。有了正式的官员身份，遇到战事，他就可以组织比团练高一级的“乡勇”。1852年，为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江中源在湖南招募民兵，组建“楚勇”，奔赴广西，后在蓑衣渡伏击太平军成功，一战成名。
太平军进入湖南后，省内各地天地会群起响应，湖南局势大乱。各地士绅们就纷纷出钱支持“团练”，地方官员也开始“办勇”。
团练比较好办，士绅带头捐钱，乡民自发组织，平时照常种地，抽空集中训练，有多少钱办多大事。乡勇就要麻烦一些，脱离生产全职当兵，需要正规营地、武器，还要异地调动参战，伙食饷银等各项军费开支不小，靠动员士绅捐款力度不够，一般来说要有地方财政经费支持才行。
湖南办乡勇的人中，声势最大的叫王鑫，以及他的儒学老师罗泽南。王鑫与江中源一样，办团练起家，因为在实际战斗中表现出色，逐步引起湖南高层注意，支持他办勇，想把他培养成第二个江中源。
不过，让湖南省的官员们不满的是，有个“外来户”蹦出来抢风头，也就是礼部侍郎曾国藩。
曾国藩也是湖南人，但他此刻在本地官员们眼中却是个外人。因为他长期在中央工作，不算地方官。
1838年，27岁的曾国藩以科举考试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入翰林院，此后一路青云直上，十年之间升了七次官，当上礼部侍郎（副部长、从二品）。1852年6月，因为母亲去世，回到湖南老家守孝，正好赶上太平军从湖南杀到南京这段时间，清廷就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会同湖南巡抚把团练组织起来。
曾国藩很鄙视团练，认为团练根本干不成事，镇压太平天国必须依靠正规军，而八旗和绿营又极度腐败。曾国藩对此有深刻认识，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八旗和绿营的大小军官“无一不丧尽天良”。
在八旗绿营之外再建一支正规军，不可能被朝廷允许。他上奏朝廷，说自己想要训练“乡勇”——这是合法的，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为了消除朝廷对汉人带兵的顾虑，他又申请把长沙绿营的满人将领塔齐布调过来当自己的副手。然后，他便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招兵买马，号称“湘勇”。实际上却在按照正规军的模式训练成为“湘军”，最终目标是出省镇压太平天国。他最终招募了七千人，这远远超过了“勇”的规模——两年前江中源带去广西的“楚勇”只有五百人——就是直接奔着建军去的。
曾国藩作为中央官员，有全局意识，站得高看得远。但湖南省的地方官却不想为其宏图大志买单。他们认为太平军已经跑到南京建都了，镇压太平天国是八旗和绿营的任务，团练也好、乡勇也好，主要就是保卫本乡本省。曾国藩在籍守孝，并不能给湖南带来中央的优惠政策和财政支持，又没有自己的人才队伍，等于是凭空过来朝湖南要钱要粮要人，干他自己的事业。他职位太高，湖南巡抚指挥不动，办起来湘勇也是曾国藩个人的功劳。这种情况下，湖南省方面的态度就很明确：支持王鑫办勇，不支持曾国藩办勇。
当然，曾国藩有圣旨授权，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他要办勇谁也不敢明着反对，只不过湖南财政经费有限，优先给了王鑫，让他组建一支三千人的队伍，曾国藩这边就一分钱没有，自己想办法。
曾国藩自筹经费，在长沙练兵。但长沙绿营与湘勇之间摩擦不断，终于矛盾激化，一个湘勇被绿营士兵打死，曾国藩要求绿营提督鲍起豹交出凶手。鲍起豹一边答应交人，一边鼓动绿营士兵围攻曾国藩办公衙署。曾国藩遂面临两难困境：如果严惩凶手，绿营士兵可能哗变；如果不严惩凶手，自己手下的新兵们绝不会服气，两边以后还会闹出更大的事儿来。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求助，请他出面调解，被骆秉章拒绝。这样，曾国藩在长沙就待不下去了，只得带着自己的新军南下衡阳。
到了衡阳，可以安心练兵，但缺钱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粮饷短缺，军心日渐溃散，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了。此时，朝廷准备新建一支长江水师，用来对抗太平军的水营。曾国藩长期在中央工作，消息灵通，也知道这种事情的运作模式——如果能拿到建设水师的任务，就可以获得中央财政支持，于是上书主动请求训练一支水军。咸丰皇帝很高兴，觉得曾国藩能为朝廷排忧解难，立刻就批准了。然后曾国藩就趁机上奏说，训练水师要花钱，听说广东每个月有八万两银子的经费用来支持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我这个水师练好了要出长江去打南京的，买船买炮开支巨大，所以能否把这八万两银子分一半给我？咸丰皇帝也准了，又下令从湖南财政里边再给曾国藩三万两银子，并特批曾国藩可以截留一部分漕粮，转为军粮使用。
善于利用中央政策的曾国藩时来运转，手握七万两银子的军费，还有漕粮支持，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水师和陆军一起练，发达起来。湖南的军费被强行划拨了三万两，王鑫的乡勇经费就没法保障，无奈只能让曾国藩给“收编”。曾国藩旗下遂形成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曾国藩这个人很有战略眼光和耐心，军队没有训练好之前，坚决不动。这支军队的存在，太平军根本就不知道，还以为湖南境内只有团练。
曾国藩把兵练得差不多了，就遇到太平军 “西征”。
太平军之前一直流动作战，顺江而下攻打南京，就放弃了武汉、九江和安庆。建都南京后，才改变策略，回头想要重新夺取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长江上游地区，以保障南京的安全，把这些地区建成比较稳固的战略后方。
“西征”开始于1853年6月，占领南京之后四个月，北伐之后一个月。由副丞相赖汉英、左检点曾天养带领战船千艘，溯江而上，很快就重新攻克了安庆，然后主力向西南方向进入鄱阳湖，沿着赣江向南攻击江西省会南昌。当时，江中源负责南昌防御，太平军猛攻三月也没有成功，于是撤军。杨秀清将赖汉英免职，改任石祥贞为主将（后改为韦俊），又派翼王石达开到安庆负责指挥西征全局。
石达开派胡以晃带兵，从安庆出发向北攻打庐州（今合肥，清朝时安徽省会为安庆，安庆失守后清政府改庐州为巡抚驻地），沿途攻克。清廷又赶紧任命江中源为安徽巡抚，负责守卫庐州。1854年1月，庐州城破，江中源投水自杀，太平军蓑衣渡之仇得报，军心大振。
攻取庐州后，太平军主力再度从安庆沿长江北上，于2月12日在武昌下游的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大破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然后又攻克汉口，击毙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此后，兵分三路，一路取武昌，一路攻打湖北其它地区，一路南下进攻进入湖南，试图夺取长沙。
曾国藩在1854年2月接到了支援长沙的命令，此时他在衡州已练兵半年，总兵力一万七千人，武器精良、水陆兼备，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劲旅。出发之前，他亲自撰写并发布《讨粤匪檄》，公告天下。在这篇著名的檄文中，他将来自广东广西的太平军称之为“粤匪”，并将声讨的焦点放在了洪秀全和韦昌辉于1853年搞的《待百姓条例》和焚书禁儒运动上。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
在檄文中这一段最著名的话里，“天王之田、天王之货”的说法，都来自于《待百姓条例》。曾国藩抓住太平天国宗教意识形态中最极端的环节，猛烈攻击，完全回避太平军“反满反官”的革命意识形态。整篇檄文，曾国藩只字不提保卫满清朝廷，而完全以孔孟之道的卫道士自居，将他的军事行动定位为“卫道安民”而非“忠君爱国”。这是很高明的手法，因为忠君就意味着“保满”，这个东西在官僚群里内部讲可以，对普通中国人民，鼓励大家起来捍卫满清政权是不会有用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檄文发布以后，在东南地区的读书人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杨秀清应该也很快就读到了这篇被广泛传阅的檄文，读完之后具体的反应如何没有任何史料记录。但就在《讨粤匪檄》发布之后大约十天，杨秀清突然借口“天父下凡”，猛烈批评洪秀全的焚书禁儒运动，严词勒令其立刻停止（见前文《路线斗争》）。
从时间来看，杨秀清不大可能在这次“天父下凡”之前读到曾国藩的檄文（曾国藩接到出征圣旨的时间是正月十三日，杨秀清“天父下凡”的时间是正月二十七日），只能说是这两个对清朝和太平天国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领袖人物，都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认识到：双方胜负的关键并不是看谁兵多将广，意识形态领域的正义性之争才是至关重要的。
高举“卫道安民”旗帜的湘军一出山便势不可挡，先在长沙周边击败了太平军前部，逼迫其退守岳州。不多久，太平军从其他方向集结援军，再犯长沙，在北边的靖港建立水军基地，然后陆军主力从西侧绕过长沙南下，占领湘潭，并征用民船组建水营。湘潭这个地方位于湘江上游，距离长沙不到五十公里，不管是水路还是陆路，都可以朝发夕至。太平军占据湘潭，就是为总攻长沙做准备。
曾国藩自己留守长沙，派塔齐布带领湘军主力水陆并进，南下攻击湘潭，其它方向的清军、团练也向湘潭进发。双方于4月下旬在湘潭展开决战，最终太平军惨败，临时组建的水营被全歼，兵力损失约两万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在单个战役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
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就是曾国藩在长沙耐不住寂寞，觉得太平军主力既然南下，靖港一定空虚，自己在长沙呆着也没啥事儿，不如趁机把靖港基地也给端了，也体验一把亲自带兵杀敌的快感。但他手上只有湘军八百人，另外还有一半的水师和几千团练。曾国藩想的是让团练当前锋，然后假装溃败，引太平军出营围歼。这一招杨秀清在“迎主之战”中就用过，效果很好。但杨秀清派出去假装溃败的是猛将精锐，溃败之后能及时反扑，曾国藩派出去的团练那是真溃败，一碰到太平军就四处乱跑，加上湘军也是新练的，被团练冲击的乱七八糟，靖港之战就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大溃败。湘军的水师大船也打不过太平军的小船，几乎全部被焚毁。曾国藩一看，自己第一次带兵出战，水陆两方面就几乎都被全歼，这下哪里还有脸见人？羞愤之下跳水自杀，被手下救起来之后还是想不开，又写了一封遗书，还要去跳河。紧要关头，得知湘潭方面大获全胜，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靖港之败后曾国藩跳河自杀的故事很有名，其实它对湘军实力影响不大，也就几百人和一些战船的损失。主要是曾国藩自己玩脱了，此后他就不再亲自带兵打仗，安心做他的战略总指挥。
真正决定战略大局的还是湘潭之战，那才是双方主力对决。经过湘潭之战的惨败，太平军实力大损，此后就像被赶鸭子一样，被湘军从湘潭赶到岳州，从岳州赶到武昌。最后连武昌也守不住，于1854年10月14日放弃武昌，主力退到黄州下游的田家镇集结防御，但还是顶不住湘军的攻势。12月初，田家镇防线全面崩溃，太平军在付出了惨重的损失以后被迫继续后撤，退守九江、湖口。曾国藩声言：“东南大局似有转机！”下令湘军水陆并进，再攻九江。翼王石达开紧急从安庆赶往湖口，直接指挥与湘军的战略对决。